2012年11月23日，中科院院士赵国屏的学生和同事为他举办归国20周年聚餐会，一些当年同在安徽蒙城插队的知青朋友也应邀出席。席间，赵国屏发表感言，归国20年，做了许多事，值得一提的是SARS流行病学研究。当时根本就没有项目，也没有经费，是出于对人民生命和中国科学事业负责的使命。如果真有了钱，分钱都分不过来，哪有时间做科研？反之，正因为没有钱，参与工作的人，都是为研究而来的，才能齐心协力。这好有一比，解放前参加共产党的，都是为了革命；而现在参加共产党的，不少是为了当官。他笑侃中国有四大“误区”：“读书为应试，科研为论文，办公司是为了上市，入党是为了进步。”

赵国屏出身书香门第，乃父赵祖康为著名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他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兄姐对他疼爱有加，但父母并不溺爱，自幼家教甚严。上世纪60年代刚进初中的赵国屏，在《科学画报》上读到一篇介绍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开始的现代生物学快速发展的文章，了解了亚细胞结构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和功能，当最后读到病毒“处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边界”这一描述时，顿感兴奋无比，从此着迷于生命科学研究，不仅自己动手做一些小的植物与动物“科研实践”，并且立志报考北大生物系。

不过命运却让他走上另一条道路。1969年，20岁的赵国屏被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卷走，一头扎入安徽蒙城的怀抱。在10年插队生涯里，赵国屏亲身感受中国农业和农村的落后，他与伙伴们一起，在“农业学大寨”思想指导下，艰苦奋斗；以“农业八字宪法”为指导，实践“科学种田”，为实现“淮北变江南”的理想，贡献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也真正“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完成了大学前的基本教育。

1978年恢复高考，赵国屏年届30。在“学好生物，做农民不能做的事，更好地改变农村”的理想指导下，他考取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复旦特别强调基础教育，赵国屏必须接受从数理化到生物学各个门类的基础培训，既要理解从微积分到化学热力学的基础理论，又要死记从化学分子式到生物分类学的名词。他读遍了几乎所有当时能够买到的与所学课程相关的英文书籍，其中生化方面，就读完了涉及医学、生理和分子生物学背景的三本教材。他在担任从班长到系校学生会领导的同时，还参加了从微生物生长生理到宏观生态学的各种科研实践。大学四年是赵国屏勤学苦练的四年。

1982年毕业前，赵国屏又面临一次抉择。当时他是学生身份的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他所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被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学校希望他留下来，给他科研和行政的“双肩挑”任务，培养他“进步”。不过赵国屏认定，做科研就要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于是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的硕士研究生。

1983年，赵国屏获得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远赴美国普度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开始了留学之路。普度大学是一所以教学严谨闻名于世的高等学府，其中与化学相关的基础教育更是严格。针对普度异常艰苦的学习和科研生活，教授调侃说，普度不像哈佛大学，招不到一流的学生，但要把你们培养成一流的学生，所以，需要这样严格的培训。1985年，妻子俞自由也来到了普度大学攻读“农经”，两人一起开始了校园生活。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3年，俞自由获得普度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2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两年的赵国屏，决定回国。“我40多岁了，还没有侍奉过二老，爸爸身体也不好，我总不能在他最后的年月还留在美国吧！”赵国屏说。“再则为了我太太，她学的保险专业，在美国是多一人不多，少一人不少；但是，回到中国，就是雪中送炭，国家急需。我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在美国再奔波也不会弄出多大成绩，回去再不行，也能为国家做点事情。我相信，国内这么多人能过下去，我总不会过不下去！”

回到上海的赵国屏，一开始参与了创办上海Promega（普罗麦格）公司的工作，为首任生产经理。从建设实验室开始，两年之后，不仅出了产品，而且开始赚钱。1995年，赵国屏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导师创办的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实验室。他首先着手改造了简陋的实验室，引进一位他在普度学习时结识的同事；一年后，实验室的三位老师，拿到了三个大项目。1996年，赵国屏任植生所副所长、纪委书记。1997年，他调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同年，被中科院推荐，受聘为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做大规模基因组测序，赵国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年，赵国屏在中科院创新工程的支持下，开始人类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工作。2001年，NatureGenetics杂志发表他和研究团队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成果时配发了评论说，定位克隆已经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这句话让赵国屏异常感慨。

1999年赵国屏调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协助吴建屏和裴刚两任院长，筹建上海生科院，负责全院的科研及外事等工作。他的主导思想是不去重复别人已经做的事情，而是做别人未做的事情，也去“互补”别人做得不全的事情。为此，他努力促成在生科院建立蛋白质组和生物信息两个技术平台，并各自发展为中科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和上海生物信息技术中心。他还努力推动浦东张江地区“组学”中心群的建设，并亲自参与建设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他的理想是，最终要在浦东建立起一个与浦西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临床医学转化研究相关联的、从基因组数据积累分析到药靶发现研究开发，一直到药物前体发现和新药物研发的、完整的“张江药谷”体系。

2002年，赵国屏辞去上海生科院副院长的职务，任南方中心执行主任至今。2003年至2004年，赵国屏和他的团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多次深入疫区，主持SARS分子流行病学和SARS冠状病毒进化研究，为认识该病毒的动物源性及其从动物间传播到人间传播过程中基因组、特别是关键基因的变异规律奠定了基础。成果发表在权威期刊《Science》（2004年）、《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生物化学杂志》（2005年）上。

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中国，这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意味着曾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过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赵国屏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工程系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微生物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微生物代谢、代谢调节和合成生物学。

笔者儿子王晟中学时，曾有幸参观了赵国屏在植生所和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的两个实验室。赵国屏亲自讲解实验设备的原理和应用，唤起了王晟对生物科学的好奇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日后王晟高考志愿，清一色填的是生物，结果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毕业后直升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生物信息学专业，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生物信息学科研，方向是基因序列分析和蛋白质空间结构的快速测算，与赵国屏也有学术交流。

(作者原安徽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