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发现有不少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知青返城三十年的情况有所忽略，以致造成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不完整性，从而产生了对知青评价的不公正性。只有将前十年知青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经历与返城后三十年的艰难奋斗历程结合起来，才能给予“知青”这一产生于特殊时期的群体有一个正确、全面、辩证的结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贴近生活的真实，还知青一个公道。
的确，知青作为一个运动是附属于“文革”而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定“文革”自然应该否定这场给千万人带来灾难的运动，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知青”这个群体。无论是曾经参加过文革的“老三届”，还是文革时尚小的后几届，无论是自愿下乡的，还是当年被逼而去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在这场运动中“知青”都是受害者，但同时他们又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磨练，得到了锻炼，为以后的生命注入了无法抹去的印记和动力。正如那句著名的台词：“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正是有了十年农村（农场）生涯这碗“酒”垫底，才有了知青们在今后三十年返城后面对种种艰难的勇气和力量，使他们能够不屈不挠的生活，成为生活的强者，形成了知青这一代独特的个性与文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知青们纷纷返回生他养他的城市，但当年敲锣打鼓把他们送走的城市已经没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工资，是城市的局外人、多余品，甚至许多人连家人的亲情都无法得到。面对这样的局面，知青们没有怨天怨地，为了生存，他们从最卑微的地方做起，硬是在夹缝中求得了生存。有的人进了里弄生产组，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人做起锁纽扣那样曾经是城市最底层人做的工作，为的是能有每月14元的收入可以养家糊口；有的人竟然在自家门前搭个小棚子成了小皮匠，一干就是几十年；有的人回城没有住所，只能在家人所搭的没有暖气难以挡风的“仓房”里安身……是什么让他们能够面对困难而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懂得要珍惜来自不易的返城机会；懂得要顾全大局，要为国家担负责任，共度难关；懂得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懂得父母兄妹都不易，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正是他们在农场十年那碗“酒”的垫底，他们度过了返城后最艰难的时期，以他们的忍耐、大度，让这个曾经抛弃过他们的城市得以较为顺利地消化了本应在十年前就应消化的群体，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这中间蕴含了多多少少可以让后人总结的东西。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完全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做出对知青的正确评价。
知青返城后，体现知青文化浓墨重彩特点的，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岁月。知青返城后好不容易进入了大集体（少数进了国营单位），成为了一名工人。但改革开放后的体制改革，又把知青们带入了困境。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文革”的原因，没有什么文化；更由于他们刚从农村回城，刚刚进入企业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注定他们成为改制后的下岗对象。刚有的一点希望就这样瞬间破灭了。虽然他们也有抱怨，但他们最终选择了默默承受，以知青十年养成的特有的意志与毅力，再一次自觉地挑起为国家分忧解难的责任。许多人自谋出路，干起了个体。有一位下岗知青在弄堂口摆起了煎饼摊，获得了“煎饼阿姨”的称号。也有的知青成为改革大潮的弄潮儿，在改革开放中成为著名的企业家，站在了改革浪潮的最前列。如果问他们是如何能够面对困难而不退缩并取得成功，他们一定会告诉你：知青十年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财富！当然我们还应关注知青群体中那部分通过上学改变命运的人，电影《高考，1977》就给过我们很好的答案，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改变着国家的命运！可贵的是，当他们取得成功之后并没有忘却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不仅不诅咒，纠缠于“有悔无悔”，而且想方设法从技术、财力等方面反馈第二故乡。
当然，我们还必须关注那些正在病患中的知青群体，他们或是在十年下乡期间积劳成疾，回城后身体一直不佳，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或是回城后拼搏，留下一身的毛病，卧床不起。因为他们长年有病在身，所以生活境况大多困窘。但我们很少看到他们有怨天怨地的，即便有怨气，他们也大多自我消化，很少有找国家麻烦的。在这批知青的身上，我们更加会感受到知青一代生命中最为可贵的品质，是知青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页。现在，当年的知青大多已经进入了退休时期，许多人退休工资并不高，也就2000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钱。然而，对待晚年生活，他们更以积极的心态予以面对。相当一部分人自觉地选择了投身组织知青活动中，自觉地为昔日的战友、插友做事情：为困难知青送上一份关爱；组织知青远足旅游，丰富晚年生活；不定期的组织健康讲座，为知青送去心灵营养。更有一部分知青热心于知青文化研究与建设，为此而奔走呼号，出钱出力建立有关知青文化的纪念馆、博物馆，举办知青节、知青文化研究活动。还有一些知青如上海的徐桔桔、北京贾爱春那样重返第二故乡黑龙江带领当地百姓致富。这些都表明，知青历史文化并不局限于他们下乡的十年，而是绵绵延续到他们返城后的三十多年，直至进入他们的晚年生活。
自四十年前远赴农村开始，“知青”已经成为那一代人无法抹去的、刻入骨肉、融入血液的名称，将伴随他们走完他们的人生。显然，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只有对这三十年的后知青时期予以高度的关注，才能给知青历史一个全面、准确的结论。
（作者原黑龙江兵团46团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