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1日，我们在大风雪中初谒了蒙城。随后，挟风裹雪70里，进入三义区郭集公社李寨大队——我们的第二故乡。

插队李寨的上海知青有20多人，散居于4个生产队。我们大何东生产队5女1男，彼此通报了姓名后，就成了一户人家，是那种“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知青户。一个月后，在我们简陋的临时居所——两间改造过的牛棚里，我度过了16岁的生日。

按照当时的理解，插队落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于是我们很虔诚地进入这个过程中。又由于这个过程事实上是我们开始自食其力的过程，于是我们很努力地学习劳动技能。冬去春来，我们和老乡成了自家人，衣食起居亦颇似老乡了。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担水烧锅，开园种菜，淘粮磨面，习惯了五谷杂粮和煤油灯下的就餐就读。出工时，我们卖力地干活，什么活都干：耪地、担粪、间苗、栽红芋、刨红芋、割豆、割麦、摘棉花、掰玉米、砍秫秫。在牲畜不济时，我们也曾以身代畜与老乡一起拽过载荷沉重的大车，一里、二里地往返。记忆中，好像还和男劳力们一块挑过河泥、修过路。很快地，我们由照顾性地拿工分变为名符其实地挣工分了，一天满挣10个工分。第一个年终分配时，我们分得了粮，也分得了钱。当我拿到劳动所得亲手挣来的40元钱时，感到自己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业，是大人了!

大约是1970年春吧，蒙城县作为机械化重点县，各个公社都组建了拖拉机站。某日，我意外地接到了赴县城受训的通知。拿到了驾驶执照后，我成了公社拖拉机站的一名女机手。后来，人们又给了我“淮北平原上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的称誉。这个称誉曾经给我带来无上的荣光和自豪。然而，生活中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更多面临的是那实实在在的艰辛。回想起来，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记得一次冬夜里出车，给公社食品站往蚌埠运猪，来回几百里路。同往的还有两位驾驶员。冬夜里寒风刺骨，我们身无遮挡，又没有工作大衣保暖，冻得实在撑不住了，就轮流爬到车斗的猪群上取暖。印象中，猪身上好暖和呀。然而那些猪却拒绝人的压迫，时时抽身逃开去，于是我只好在网子上爬来撵去，努力地和猪们挤在一起。那时，完全忘了脏，忘记了害怕……事实上，这种寒来暑往，风吹雨淋，劳顿不安的状况，几乎存在于我们出车的日日夜夜。此外，驾车跑长途，还时时伴有突如其来的风险和意外之祸。一个极其寒冷的清晨，我驱车路过龙亢（蚌蒙公路途中），当下车转身时，被一辆快速驶过的大卡车撞倒了。同伴和老乡将我送到龙亢兵团医院，等我清醒过来时，看到了肇事司机蜡一般苍白的脸。他当时吓坏了，认出了我是个女知青……而我则真真实实地体验了突然死亡是怎么回事。经蒙城县知青办领导关心，我住了院，骨折的右腿打上了厚厚长长的石膏，从此这腿伤便一直陪伴着我……

女机手的艰辛，还有特殊的一面，这就是置身清一色的男机手中，需要努力赢得他们的尊重、友善和真心的认同。此外，还需面对因性别之差、起居条件简陋所带来的无以言表的困窘和无奈。好在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至上的年代，咬咬牙什么都挺过去了。1971年党的生日前，我在机站入了党。那一年，我18岁。令人高兴的是，1972年机务站添了一批女机手，他们中有上海知青葛莹、胡曼平、江桂芬和蚌埠知青王金枝，个个都是好样的，从此我不再孤单。

在蒙城插队，我们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们流汗也曾流血，有的战友把生命都献给了这块土地。李寨的周顺天，多么优秀的一个上海人啊。他和陈熙华、李秀英、潘明毅首创了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的广播站。这“土广播”的传播，不仅实现着蒙城知青这一文化群体的价值，更是对当时甚为贫乏的农村文化的一种建树。“土广播”会载入蒙城知青史的，我们不会忘记它的创建人周顺天——他不幸亡故于蒙城棉纺厂一个工人的岗位上，青春正当年。

（作者原安徽蒙城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