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崇明岛红星农场五大队的最北面有一条大堤，我们管它叫北大堤。北大堤的里面是我们农场，外面则是人民公社开垦的土地。大堤内侧有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春夏一片翠绿，秋冬一片枯黄。如果把这片土地开垦出来，可以増加大队的收入，而场部也有广种边地的要求。当时我在五大队科研班当班长，手里有一点点小权，于是我从农场机耕队叫来拖拉机翻地。由于草高茂密，拖拉机的犁耙时不时地被杂草缠绕卡死，动弹不得。拖拉机手不肯干了，却要我们支付机械台班费用，急得我团团转。这时，班里的朱幼龙提出一个冒险的方案：派两个人蹲在犁耙的横档上，在拖拉机翻地时随时清除缠在犁耙上的杂草。因为事情比较急，又别无良策，我二话不说就和朱幼龙两个登上了犁耙。我俩一只手紧紧攥住犁耙与拖拉机的连杆，另一只手不停地把犁耙翻上来的杂草拽到外面去。人长时间地低着头近距离地看着被犁耙翻起来快速移动的泥条，有点眼花缭乱、天旋地转的感觉，会引起浑身冒虚汗和呕吐，既难受又危险。可我俩凭着年青气盛，只是到了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让拖拉机停一下，稍事休息，然后，接着又干，硬是把这块荒地翻了个身，种上了棉花。
现在想来，这样的作业其实是在蛮干。按照常规，应该先除草，后清理杂物，再由拖拉机犁地，前面两道工序是不该省略的。可我无知又无畏，想怎么干就怎么胡来地干了，结果落下了晕车的毛病。但我没有后悔过，偶尔想起这件事还会有一点点自豪：嘿，我们的年青时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迟来的道歉
初春，又到了插秧的时节。那个年代，出工前先要以班为单位组织“天天读”，学文件、读报纸、讨论安排工作，农忙时节也不能例外。在这样的学习会上，我曾特地关照大家，从现在起要提高出勤率，不要请假，小病要坚持上班，奋战十天，保质保量地完成水稻插秧任务。但关照归关照，想办法偷懒的人总是有的。那天上班到了田里，大家都在拔秧，我牵着一头水牛在即将插秧的大田里刮地。有人告诉我说，一个绰号叫“猫眼”的老职工没有出工。我心里犯嘀咕：学习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出花头了呢？我越想越来气，骑上牛直奔连队。到了他家里，发现他正躺在被窝里睡觉。他说他病了，有医生开的病假单。我气不打一处来，仗着自己人高马大，一把把他弱小的身躯从被窝里拉了出来，还顺手打了他一拳，然后愤愤地走了。那个年代，权力大于一切，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记得那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我光着脚，裤腿卷过膝盖，骑上牛返回大田。下雨天牛喜欢沿着土路的边沿有草的地方奔走，而土路的旁边就是排水沟。我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牛奔起来又一颠一颠的，一不小心我被甩到了水沟里。这一跤摔得不轻，差点爬不起来，大腿两侧的皮肤因为和牛背的摩擦既红肿又疼痛，搞得我很是狼狈（或许这是报应吧）。没处撒气的我重又返回连队想找“猫眼”算账。但到了他家门口，我突然理智地止住了脚步，心想，我摔跤的账怎么也算不到人家的头上啊！于是，我返回宿合换了身衣服重回大田。晩上，医务室的朱医生告诉我，“猫眼”真的病了，他得了扁桃腺炎，在发烧。第二天，“猫眼”上班了，他很卖力气，像是做错了什么事，在努力地弥补着……
这件事，在我心中压了几十年，每每想起来心里总会有一种负疚感。从那以后，我的忍耐性好多了，慢慢懂得了做人要有点修养，对人要能理解与宽容。
在2008 年11 月1 日农场举行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 年大会现场，我和几个知青正在聊天时，忽然看到了身在远处的 “猫眼”，正想过去和他打招呼，他却一转眼不见了，失去了与他面对面交谈的机会。现在我要郑重地对他说：我为30 多年前打人一事向您道歉！
在蔬菜班工作的日子
1969 年年末，我赴崇明合兴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后回到农场，（当时有“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农场，以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公社每派出一个农民，农场安排两名知青到该农民所在小队当替工，同时接受再教育）在大队的蔬菜班工作了一年。蔬菜班里有13 个人，由6 个老知青带着6 个新知青，班长是被大家称之为“老傅”的一个老知青，任务是为五大队400 多号人就餐的食堂供应蔬菜。
在蔬菜班里，男知青的主要工作离不开一根扁担，担水、挑粪，为食堂送菜，都需要它。我身高体壮不怕挑担子，但却怕挑大粪。大粪又臭又脏，每次用粪瓢往粪桶里舀粪水或往菜田里浇粪水，不管你多么小心，总会溅到裤腿上，因此下班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河边洗衣服，冬天亦如此。有时怕别人笑话，我还得像做坏事一样偷偷摸摸地，不想让别人知道。好多知青对身上溅点粪水已经无所谓，可我还没我“改造”好，甚至于因此患了洁癖。每当看见衣服上有斑迹，我总怀疑是粪水溅上去的，一定要把衣服重新洗一下才放心。
蔬菜班里有一个老职工叫张林江，好像有点历史污点，大家都管他叫“坏分子”，我认识他的那年他已是 51 岁的人了。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总是默默无闻地埋头干活，见到人总是面带微笑，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休息的时候，我常主动和他聊天，他心态很平和，从不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说长道短。和他接触的时间久了，我发现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热爱生活，关爱子女，关心同事，骨子里没有一点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想，这样的一个老同志怎么也和“坏分子”联系不到一起呀！于是，我从敌视他到同情他，关心他。因为那时的生活条件很差，每当我有什么好吃的，总想分一点给他。他看到我挑担子总是压得很重，时常提醒我不要把身子搞坏了。浅浅的一份情，延续了几十年。
蔬菜班里有一块种辣椒的地，据说前两年总是种不好。已经在蔬菜班工作了一年的知青张哲人对我说：“我看了种辣椒的书，傅班长的种植方式有点问题，我有把握提高辣椒的产量。”我对张哲人很了解，他性格内向，做事稳妥。于是我向傅班长提出辣椒地由我们俩承包管理的建议，要求每天给我们留出一点时间由我们自己支配。傅班长同意了，后来我和小张就花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时间扑在地里，按照书本上的种植方法精心培育辣椒。短短两个月过后，成果显现出来了，矮矮的辣椒株上挂满了绿绿的辣椒，个大肉厚，得到了大家的夸奖。每当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辣椒，我心里总是甜丝丝的。而有了这次承包的成功经验，傳班长把其他品种的蔬菜种植也交由个人承包管理，结果大多取得了好成绩。这种承包模式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大地上被全面铺开，小张和我也算是个第一次吃螃蟹的人。可惜张哲人在30 岁时英年早逝。
（作者原上海崇明县红星农场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