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9岁的我从江苏如皋中学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的锣鼓把我敲到了如皋县何庄公社，开启了我插队8年的知青岁月。在此期间，我曾经三次被他人替代，而每一次的被替代，都折射出“文革”年代的荒谬和怪异。
第一次被替代
插队不久，大队党支部张书记叫我帮他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报告。他在社员大会上照本宣科时，恰逢公社党委书记苏人杰来视察，在台下听了个全场。会后苏书记问报告谁写的，张书记如实回答说是知青小朱写的。
此后的一天，大队来人说，公社通知我到戴庄公社开个会。到了那里我才知道是县通讯组来城西区召开的通讯报道会议，5个公社，每个公社一个代表。当时从上到下通讯报道已然成了政治任务，风头正劲。两天的会议之后，我被公社借去搞通讯报道。
有一次，县广播站正在播一个公社的新闻。公社书记说，不晓得我们何庄什么时候能上广播呢？闻听此言，我脸上一阵发烫。从此，我不再吃在学校时作文好的老本，一边加倍看报纸听广播，琢磨写作知识，一边没日没夜往队里跑，收集写稿素材。全公社17个大队179个生产队我跑了个遍。新闻、小故事、通讯、散文、随笔、杂文我都玩到了。不久，何庄的消息几乎每周县广播站有广播，每月南通《新江海报》有见报，每季度《新华日报》、江苏广播电台有报道。那时候，大批特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仅没有一分钱稿费，连作者的姓名也不能署，我写的稿件落款一概是“何庄公社通讯组”。1969年8月5日，我撰写的长篇通讯《发动群众，同不良的卫生习惯作斗争》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从此，何庄不仅通讯报道工作在县里叫响了，好多工作也都在全县有了名气，县里经常在何庄召开各种现场会。
1970年初，县里决定每个公社定编一个半脱产通讯报道员，由公社财政每月补贴14元，等于是半个公社干部。进编要过两个关，一是工作成绩关，二是政治审查关。第一关没话说，在城西区、在全县“土记者”里我都小有名气。第二关我就没底气了。公社韩政工找我谈话，我如实“招供”：我母亲是夏堡季家大地主的女儿；我父亲是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是揪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关在陆家庄农场审查历史问题。韩政工叹了口气，没有后文了。后经公社党委讨论，挑选出身贫农、在公社搞“阶级敌人”材料的回乡知青陈某某，作为半脱产通讯报道员正式报县定了编。其实，他此前此后一篇稿子也没写过。
而我不仅照常起早探黑地写稿，还为公社党委起草各种各样的报告、讲话、党课教材、经验介绍等等。1970年9月29日，县军管会在体育场召开对敌斗争万人大会，并用广播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我一边在刷拥护的大标语，一边在听广播里县军管会的判决书，突然听到宣读“特务某某某”（我爸爸的名字），起初我还以为是别人的名字读音相近，再听听住址、工作单位都是我爸的，一下子如五雷轰顶，把我打懵了……那边大会还没结束，我就回到公社宿舍，收拾好铺盖和书本，找到公社苏书记，“坦白”了父亲的事情，主动表示我不适合呆在公社了，还是回生产队去。苏书记说：“我还和你爸同过事，谁知道他竟然是潜伏特务，埋得好深！等公社党委研究了再说。”公社想留我写东西，但又不敢做这个主，后来专门请示了城西区委书记，答复说，重在表现，还留在公社吧。就这样，我以“特务”子女的身份，为公社党委搞通讯报道，写各类材料，一直到我8年后离开农村。
我在农村搞通讯报道8年，当地凡是认识我的，都以为我曾经是进过编的公社半脱产通讯报道员。其实，我一天也没有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过。公社上报的材料，县里批准的文件，财政发补贴的抄表，名单都是陈某某。我是被替代的、有实无名的半脱产通讯报道员。
第二次被替代
插队期间，我除了做通讯报道工作，还经常回到落户的生产队干些农活。我挑河泥磨破了肩膀，溃疡发炎，衣服粘住脱不下来，吊了7天7夜青霉素。
社员们见我能写写弄弄，干活还不偷懒，和我处得很好。我的口粮在队里分，社员从不因为我不能正常出工而有怨言；我还直接做了一些与知青有关的事。当时好多大队的干部群众对知青既关爱备至，又注意教育管理，我总结了材料在全公社传扬，促使大家争相把知青工作做得更好。这样，干部高兴，知青满意，有关的总结材料在县委和南通地委刊物登载，还在《新华日报》发表。如皋县的第一次知青工作现场会就是在何庄召开的。此后我县每年都要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我每次都被县里借去搞经验总结，写大会报告。因为我的表现，经公社请示区委同意，破例让我加入了共青团。
不久，南通地区和南通市联合召开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和南通知青张君被借去搞大会材料。临走之前，公社的分管知青工作的刘主任对我说，只要我们公社有一个积极分子的名额，就是你。我自己也掂量，在知青里我还有点名望，算得上积极的，给个“积极分子”并不过分。
我在南通埋头搞会议的交流材料，写大会给全体知青的倡议书，还起草南通地区、南通市革委会给知青的慰问信。但是，直到会议开始前也没有得到我是知青积极分子的消息。会前，知青代表由各县、区用大客车欢送到南通，在南通市一中集中，如英雄般胸佩大红花，手挥语录本，步行数里路到招待所，沿途接受市民的夹道欢迎，享受漫天的红旗锣鼓。我本该是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却成了路旁的看客。在如皋的队伍里，我看到了何庄的知青，这才知道我又一次被替代了。
后来我听说，下达给何庄公社一个名额，贫下中农代表讨论时认为，不能光看表现好，还要“根子红”，全公社几百个知青，总不能弄个“特务”子女做代表吧。如此这般，又把我刷下，以“革命干部”子女某某取而代之。那时候，弄个南通市级的积极分子，不仅仅是个荣誉，还直接关系到今后的当兵、招工、上学、进城。那以后不久，某某顺利当了兵，我直到8年后才最后一批随大流回的城。
第三次被替代
1973年开始从知青中推荐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那年头政治挂帅，出身首要。我爸爸被县军管会宣布为“特务”后，已被清除出干部队伍，只身送到加力公社谢埪大队当农民；我妈妈因为是大地主子女（如皋阶级教育展览馆第一馆就是她家的泥塑），早就没了工作，居委会的干部成天逼她下乡，不让在城里“吃闲饭”。我出身这样的家庭，自然被“打入另册”。正因为如此，虽然凭着自己在中学的成绩，凭着自己在农村的表现，我还存有一丝大学梦，但第一年贫下中农没有推荐我，大队、公社没有讨论我，自己心里酸楚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背负着出身的包袱，不想那无望的前途，无奈地阅读各种书籍。书看完了就读《汉语词典》《成语词典》，复习中学的知识，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借此转移不该存有的奢望。在中央级、省级报纸杂志发表的东西多了，我关于写短文章的感受《短些，精粹些》被《光明日报》登载，还被南京、内蒙古和扬州师范学院编入中文系的课外读物，我还经常被请去给高中生讲语文，讲写作。县里和南通市也常常借我去为各种会议起草报告材料。
这些表现引起了社会关注。在推荐、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第二年，南通招生部门特地为如皋下达了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准备通过这个途径让我升学。我又重新做起了大学梦，重新把高中阶段的所有课程过了堂。大队、公社以这个名额推荐，让我参加县里以区为单位的考试。来我们城西区的主考和监考分别是如皋师范的许老师和城西区文教辅导员邵老师。记得那年考试的作文题是《下乡纪事》，我一边写，两位老师一边在旁边看；我写好了，他们也看完了。交卷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接着，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各科目均“正常”。
考试、体检过了关，最关键的是有了那个“可以教育好”的名额。我怀着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心情，翘首等待录取通知书。然而，一等再等，终如泥牛入海，直到我们公社推荐的知青全都卷起铺盖到学校报到去了，我才终于绝望了，但却始终不得其解。
直到半年以后，我才从县里负责招生的人那里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在最后的政审环节，在将我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号入座时，发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分子”的子女，而1970年县军管会对我父亲的宣判是：定“特务”不戴帽子。也就是说，我爸是“特务”，而不是“特务分子”；我是“特务子女”，而不是“特务分子子女”，我不能享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待遇！由此，南通方面特意为我下达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最终被一名地主子女身份的知青所替代。我是阳间不容，阴间不收，不可以上天，又不能入地的“子女”！我被彻底剥夺了升学读书的权利，我的大学梦化为粉齑！我本是个“乐天派”，下乡后的各种遭遇我都没沮丧过，如皋中学老师徐尔昌曾题字“乐以忘忧”赠予我，而此时，我诉已无言，悲已无泪，只能在深夜的被子里，蒙头哽咽，吞饮苦涩…….
文革结束，我才最后一批从农村回城安排工作。三中全会以后，我父亲被平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调入县机关工作也入了党，后来又以如皋第一名、南通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国家干部编制，进入县（市）委办公室工作，直至在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的岗位上告老回家。我切实地感受到，个人的境遇、前途，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没有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何谈个人的理想前途！
（作者原江苏如皋回乡插队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