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19日，我作为上海首批到江西插队的一千名“革命小将”中的一员，告别亲人，告别故乡，踏上了“革命征途”。隆隆的“上山下乡专列”在沪杭、浙赣铁路上奔驰了十多个小时，于20日凌晨7时许抵达江西省中部的樟树镇，这是全国中药材的重要集散地之一，素有“药都”之称。但毕竟处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加上又处在“文革”动乱年代，火车站之简陋、市容之邋遢，实在难以将它跟“中国药都”的美誉联系在一起。
我们还来不及细细观赏“药都”的风貌，就被安排上了大卡车。一千人从此分为两拨，一半去峡江县，一半去新干县。约9点，我们500余人上了去新干的大卡车，沿着南昌至“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公路，长驱五十多公里，前往新干县城。一路上，砂石路面的公路倒还算平坦，天气也不错，我们撩开车上挡风遮雨的篷布，观赏自己即将插队之地的景致。大家看到公路两边是一马平川，根本不见山的影子，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这哪是江西山区啊？”从小在大上海生活、长大的我们对山区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前来樟树迎接我们的新干县革委会人员解释说：“你们要去的生产队离这儿还远得很，到那儿有的是山……”
卡车一路疾驰。不知是谁，第一个欢呼起来：“看，前面有山了！”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向车行的前方望去，呀！真的，在初冬的阳光下，果真出现了山的影子！远远的，淡淡的，连绵起伏。很快，公路就逼近了那片山岭，嗬，好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山，尽管离我们还远，但我们仿佛听到了松涛，闻到了草木的清香。大家都陶醉在兴奋之中，有人还感到不满足：这山还不够高呀，算不上“崇山峻岭”。
谁知，刚高兴了一会儿，视线中的山岭就渐渐消失了，大家又不约而同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新干县革委会的人员说：“快到新干县城了！新干县城周围的山比较少。”“那我们究竟去哪儿？”上海护送团的工宣队师傅拿出一张在火车上得到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队名，是“*庄生产大队”。大家曾在火车上琢磨了半天，谁也不认识那个“雨”字头下加一个“亏”的字。新干县革委会的人员一看就认出来了：“喔，这是个繁写的‘云’字，你们去的地方是云庄生产大队。”
云庄，好一个不乏诗意的名字。也许它位于高山之巅、云彩之中，故而有“云庄”的美称？于是有人发问：“云庄有大山吧？离县城多远？”“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大山、高山，属于丘陵地形。云庄离县城五六十里，在山里，但不是全县最高的山。”听这么一说，大家有点泄气了，不是山区，只是丘陵；到了山里，却不是全县之最，真没劲。谈笑之间，卡车在一个广场似的开阔地带转了一圈，停了下来，此时大约10点半。周围有人群，充其量是百余人，举着伟大领袖的画像和红旗，敲锣打鼓高呼着口号。可是，这里的锣很小，鼓更小，只需一个人敲，“咚咚咚”地响，脆脆的声音传不了多远。那一拨人喊的口号，是夹杂着普通话的方言，我们只能听懂“欢迎”“上海”“革命小将”等单词。县革委会的人员说：“新干县城到了！”喔，原来这就是县城，这就是县城对我们的欢迎仪式！当时“12.21指示”还未发表，故“知识青年”一词尚未流行，我们多被称为“革命小将”或“红卫兵”。
这里是当年相当典型的内地县城格局：在紧靠交通干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角是县政府（当时叫“县革委会”）办公大楼和招待所，此乃全县的政治中心；一个角是县百货大楼、饭店，代表了全县的商业中心；一个角是图书馆、文化馆之类，是全县的文化中心所在；再一个角是长途汽车站，是全县的交通枢纽；中央有个圆形的花坛，是个小型广场，各种政治集会在此举行。
由于欢迎仪式太简短、太简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还沉浸在对昨天规模巨大的欢送仪式的回忆之中，欢迎仪式就结束了，以致在我脑海中除了“简陋”之外再未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这天代表云庄大队来迎接我们的，是云庄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与我们年龄相仿，操着一口带有浓重方言味的普通话，听起来挺费劲。他自我介绍说，他也念到中学，也即与我们的文化程度相仿。
我们在县城什么地方吃的怎样的午饭，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肯定比较简单，所以没有印象了，当时还有“去心似箭”的心态，急于对插队之地的真面目见个分晓。午饭后大约11点多，再次上了卡车，向最终的目的地进发！离开县城没多远，道路开始变得高低起伏，视野中出现了山峦，而且渐渐地逼近道路两侧，我们开始在山路上颠簸了。此刻的我们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兴奋劲儿，也许是因为县城的欢迎场面与昨天离开上海时隆重热烈的宏大场面有天壤之别，是几个数量级的巨大差异，令大家失望了……。道路越来越“山路化”，卡车在一个个山包之间打转转，绕来绕去，视野越来越狭窄，景深越来越短浅。路边的山沟里是层层梯田，已经收完了稻子，留下的只有淡黑色的土地和一行行一列列的稻茬；紧贴山脚边也有些水田模样的地块，也留有稻茬，可泥土却呈桔红色；山坡上倒是郁郁葱葱，有高大的松树、杉树等乔木，也有漫山遍野的灌木丛。一路上见到过几个村庄，都不大，几十户人家的规模；也经过了几个集镇模样的地方，一些卡车分别停下了，陆续有“革命小将”下了车，离开了长长的车队。而我们卢湾区“革命小将”乘坐的卡车是“一往直前”。
卡车在砂石路面的道路上一路颠簸，卷起阵阵黄尘，望望路边的里程碑，已经离开县城十多公里了。“究竟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呢？”心里正嘀咕着，卡车停下了，哦，它载着我们来到了“鸡峰公社”——云庄大队就归它管辖。公社所在地叫麦*（xié，上斜下土），离县城十五公里，是个很小的镇子，紧靠公路有几排平房，办公室模样，就是公社革委会所在了，还有几家门面，是供销社，卖些日用百货、针头线脑的。这天，镇上也集合了几十号人，排在路边欢迎我们，照例是红旗、画像、锣鼓声、口号声……。不知是谁心眼多了一点，悄悄地传话：“你们注意了没有？那么多人穿的都是上下一身黑！”经这么一提醒，大伙儿果真发现，那一溜儿数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一副模样的打扮，黑色的上装，黑色的裤子，加上黑黑的脸膛，哎呀，“一片黑！”这是头一回见到的新鲜事儿。在“文革中心”的上海，黑色是代表反动、落后的颜色，是“牛鬼蛇神”“黑七类”的专用色，因而也是“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群众”最最忌讳的颜色，为何这儿的贫下中农如此钟爱它？这是怎么回事？！这在深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革命小将”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大惑不解的疑团。
云庄大队的支部书记这天正在公社开会，他参加了简短至极的欢迎仪式，与我们见了面。看上去他有五六十岁了（下乡后没几天，他搞了排场不小的庆寿活动，我们才知道他的确切年纪是五十虚岁），虽然背微驼，但瘦瘦的个子仍显得比其他当地人略高些，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带有忧郁的笑容，略显苍老的目光中不乏精明与狡黠。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的形象与我们从书本与银幕上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想象相差甚远。我们来不及打听当地人如何称呼这位“父母官”，于是就按照从书本与银幕上学来的“革命队伍中的称谓”，想当然地叫开了“老支书”。他似乎一下就听懂了我们的普通话，坦然接受了我们对他的“敬称”。从此一叫就是10年——不，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这么称呼他（不过他再也听不到了，他已在90年代谢世）。
公社的欢迎仪式一结束，我们就“各奔前程”了，分头前往落户的各大队、生产队。离开上海时我们被仿照军队编制，编成若干个连、排、班，此时番号为×排一、二、四、五、七、八班的60余名卢湾区“革命小将”被分配到云庄大队。卡车再次启动，云庄距离公社还有二十多里！而且不在县域公路主干道的附近。公路左一拐，右一拐，行进到22公里的里程碑后，一个右转弯，开上了一条明显低一个等级的公路，这路面坑坑洼洼的，被卡车、拖拉机轧出了两条深深的沟，好多地方连路基石也裸露出来了，更显得七高八低的。卡车在这路上颠簸、摇晃，像是一条与大海波涛搏斗的舢板。大家从未乘过这样的车，神情都十分紧张，可谁也没吭声，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简单而纯朴的信念：我们是来插队落户干革命的，是来经受艰苦环境磨练的。
在这段支路上颠簸到5公里处，又向右拐上了一条更低档次的公路。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公路了，它不属于国家公路管养段的管理范围，是沿途的生产队分段修筑的供拖拉机行驶的机耕道，简易到不能再简易的地步：两边各开了一条排水沟，就算是路界了；用山上开来的不规则的石块垫一层作为基石，再倒上些泥土填填平，就算是路面了。
开了没几步，车子停下了，是个村子，“到了！”不知是谁叫了起来。“不，不，还没到。这儿是小坑大队，云庄离这还有三里路。”一路带领我们进山的支书的儿子连忙纠正，又招呼道：“大家下车吧，云庄的贫下中农今天到这里来欢迎大家呢！”果然，又有一溜儿黑衣黑裤黑脸膛的人们，举着领袖像和红旗，敲着锣打着鼓呼着口号，只是这锣更小了，巴掌那么大；鼓也更小了，脸盆那么大；锣鼓声，叮叮咚咚，更无章法了；口号声，稀稀落落，更方言化了。云庄大队革委会成员、民兵连、共青团等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全部来到小坑欢迎我们，以示隆重。欢迎仪式比县、公社两级更为简单，除了我们与贫下中农互相高喊“学习”“致敬”的口号外，我就不记得什么了。
只见大队干部与卡车司机商量了许久，才招呼我们重新上车。原来这条通往云庄的简易非凡的“公路”不仅路面状况极差，而且在接近云庄的时候有一个几近45度下行陡坡，它的末端紧接着是一个90度的急转弯！此地段小有名气，令司机胆寒。在大队干部的百般请求下，司机才勉强答应，驾着车小心翼翼地驶上号称只有三里路的“小坑～云庄公路”，最终在那个45度陡坡的顶端停了下来。
“大家下车吧！这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车子没法开下去，只能请大家步行了。”大队干部们招呼着“革命小将”们。听说到家了，大家的热情又高涨起来，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向四下里一看，果真有点惊险的味道：这陡坡的顶端，是实实在在地把一个山坳挖地十几尺、硬劈出来的一条“公路”。大队干部告诉我们，为了打开云庄与外界的交通，经过踏勘和比较，选定了这个突破口，经过数个冬天农闲季节的“挖山不止”，才基本形成“公路”的模样，估计今年再挖上一冬就可以通行拖拉机了。听着他们充满自豪感的介绍，我们心中不由得升起了最初的敬意。
在干部群众敲锣打鼓的簇拥下，我们走下陡坡、靠近急转弯时，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好大一片农田，好宽阔的一条山沟，对面是绿油油的一座山，山脚下还有一座的小白屋（后来才知道是被废弃后用石灰水刷白的“李王庙”），边上有一棵高大粗壮的香樟树。向右看，“公路”的尽头有一座村庄，那就是云庄——我们插队落户干革命，就在这里！
我们站在陡坡坡底的急转弯处，远眺云庄，相距大约三四百米，只见云庄坐落在一条山梁的尾端，村口有一座高大的牌楼，白色的方形立柱，白色的门匾，黑色的飞檐，十分醒目，在它后面，一栋栋的农宅沿山坡而建，依次升高，上黄下红的墙，乌黑的屋顶，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正值午餐时分，村庄上空飘浮着一缕缕淡淡的炊烟，与山间尚未散尽的雾气交织在一起，使山村笼罩在迷人的云雾之中；山村的背后，是生机蓬勃的青山翠林，山连着山，连绵起伏，越往远处山峰越高，最终挡住我们视线的是鸡落峰，我们所在的公社就是以此山峰命名的。在初冬的阳光里，葱茏苍郁的鸡落峰在群山环拱下更显得鹤立鸡群、巍峨高峻，峰顶在飘浮不定的雾气中时隐时现。它又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居高临下，默默地凝视着脚下这片古老的红土地，默默地迎接着一群来自远方、初涉人世的小青年……。啊，云庄啊云庄，果真不乏诗情画意。
结束了这“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欣赏和感叹，我们踏着坎坷不平的“公路”，一步一步走向云庄。在大队革委会的统一指挥下，男女老少“倾村而出”，在村子东头的生产队仓库门前，又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世代居住在山里辛苦耕耘的农民，都是头一回见到来自中国最大城市的城里人，眼神中充满了新奇与好奇，许多人在窃窃私语，似乎在评头论足，更多的人则对高呼口号、发誓要在这儿扎根干一辈子革命的“革命小将”感到迷惑不解。锣声鼓声口号声渐渐平息了，1968年11月20日下午1时许，我们第一次走进了云庄村，从此揭开了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一页。
备注：本文插图系云庄村一位“80后”于2011年拍摄。图中箭头所指为云庄村口的牌楼，如今已经湮没在村民新建的楼房群里。远处的三个山峰自左至右分别为尖老峰、太落峰、鸡落峰。
（作者原江西新干县插队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