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职工周伯奇由于谐音外号“周扒皮”，偏偏他果然是地主出生，且从四川“盲流”过来，不过大家叫他“皮皮”，却决不是出于“阶级仇恨”，而是因为他太可爱了!

“周扒皮”黑瘦邋遢，虽官至农工班班长，但加上家属，两个“三十五块二”养着一大窝脏兮兮的孩子，只能算“据说祖上比赵太爷阔得多的破落户阿Q”罢了。除了干活，平时没人怵他，大家都可以作弄他，但也因此特别喜欢他，歇工时他在地头上耍的活宝，雨休时他在宿舍里摆的龙门阵，都是那个乏文娱时代的福音。

他又像阿Q那样死倔，常常挨比他更倔的苏排长的魁。他还像阿Q那样不老实。记得刚下乡那会儿，有一次跟他一起到地里收麦秸，装完车之后，我狂跳了几次也没上得车去，只好望着高高的一马车麦秸喘气，可他非但不帮我，反而满脸坏笑地说：“要是上面躺一个姑娘，你上得去不?”我一听恼怒地想，我在上海哪见过这样满口胡吣的大人啊?于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下流!小心我告诉连长去!”他以后就对我文气多了。

后来，他大概又开过一些“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式的玩笑，被一帮家属一轰而上去扒他裤子喂他奶吃过，每当我看到他气咻咻地躲开，我就感到十分开心!

当时的我喜欢独自发呆，对他那夹荤带素的俗文化不怎么留意。不过，记得他有一个“开场白”，是用四川口音念的，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日本侵略猖狂，人民纷纷反抗，八年抗战非寻常，领导全靠共产党!”大伙喜欢听，他也念得很起劲，尤其是突然有生人闯入的时候。个中的原因自然是他的故事和笑话即使不“涉黄”，比如像“华莹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波涛像开锅”的快板书，在当时也难免“毒草”之嫌。

可每当有人故意吓唬他：“周扒皮，你又在毒害小青年啦?小心再抓你个牛鬼蛇神!”他都会嬉皮笑脸地答道：“瞎说，我有几个脑袋?不见我在布置任务，‘抓革命促生产’吗!”

是啊!虽说他没有“正形”，但毕竟是个班长，干活拼命，人缘也不错，后来连里讨论只给四个人涨两级工资，他在我们排全数通过，只可惜，他没等拿到手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那是l974年冬天，我排十几个人远离连队上山砍伐烧柴数月，大家可以轮流回连休假一两天，而他直到春节过后，才最后一个请假回的家，不料，在半道上出了事。

我的日记l月31日写道：“马连长来信给我们带来了周伯奇班长在昨晚上7时许，在回连途中因翻车事故被压死了的消息，大伙都感到震惊。”

当时“我发起以我排在山上的同志的名义给连里领导写了一封信，聊以表达我们对周伯奇一份心意”的倡议。

“2月2日老苏(排长)回来，叙述了周伯奇后世处理的情况，他说：‘照迷信讲，是该着他死；照情况看，他是赶着去死。车歪歪着走了50米远，吐鲁都吐鲁下来了，可他把大绳把得死死的……

……他平时说老婆抠，可能不让他多借钱给别人，所以，他借别人一百，却跟老婆说只借走五十，还生怕别人告诉他老婆……

……老苏气愤地说，有人偷走了周伯奇临死前做的一个菜墩……”

我更感奇怪的是，那天他放着现成的菜不吃，只啃了一个馒头匆匆走了。而且，他在前一天仿佛有点预感似的对我说了半宿的话总结一生，他说，别人要他伐木他伐了，要他拉菜墩，他拉了，要他带木头的他给带了，问他借钱他给借了，要他耍活宝他耍了，要他说知心话他说了……

总之，他是在文革初期挨整之后逐渐活跃起来了几年后走的，他给我补过几次水鞋，我也从上海给他捎过小油灯上用的灯罩，而在他的潜移默化下，资产家庭出身的我心情也才逐渐开朗起来。

应该说，我后来能走出自闭，虽不失“正形”但不再古板，终于成为总算能倒出点饺子的茶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拜皮皮班长所赐，或者说，这也许叫放下了知识分子“臭架子”吧?   

(作者系黑龙江兵团23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