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兵团开始施行知青探亲假了，可连里的农活很忙，连领导对探亲假只字不提。知青们心知肚明：愣去请假准吃闭门羹，没戏。我心里早在盘算着了，一个预谋在悄悄进行。

那天下地回来，连长派人叫我去连部。我心中暗喜——准是家里来电报了。“小刘，你家来电报了。”连长递给我一份电报：奶奶病重速归。“连里研究了，批准你回家去看看。不过别超假啊！”“啊，是吗？”我装腔作势地表示吃惊，接着连连点头，但不敢直视连长，更不敢多说话，唯恐露出破绽。这是我提前给家里写信说好的，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

其实，有这样预谋的不止我一个。知青老费紧随我后，不过他是“姥姥病重”。连里也准了假。虽然有个伴更好，但我心想，够了，再有来电报的，非弄巧成拙不可！

我加快计划进程，简单地收拾一下行李，将一个马桶包和一个旅行袋统统装上了黄豆（是知青们半夜从场院粮囤里偷出来的豆种），还整理了一份购物清单，无非是大家托我采购的白边懒、植绒帽、的确良衬衣、尼龙袜、大拉毛、杂拌糖果之类。

次日凌晨，我和老费搭上连队去富锦的尤特兹（轮式拖拉机）上了路。虽然要忍受几个小时的颠簸，但我心里倍高兴：阴谋得逞，就要回到家啦！

在福利屯上了去佳木斯的火车。车厢里挤成了一锅粥，其中不乏知青。难道他们的奶奶姥姥都病重了吗？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吧！我们背着包根本挤不进车厢，只得把包往里一扔，坐在车厢门口的铁扶梯上。车开了，我紧攥着铁扶手，不敢大意。可时间一长，一是麻痹，二是容易犯困。我的眼皮渐渐耷拉下来，手慢慢松开了。蒙眬中，我像是被人猛推了一下，身体向前一倾——就在这零点几秒的霎那间，我出于本能下意识地重新攥紧了扶手！惊醒了的我睁大眼睛一看——吓死我了，火车下方是深深的陡坡！而我的身体当时差点就飘到铁梯外。要不是我抓住扶手，别说回家见爹娘，小命儿就完蛋了！这下我可不敢坐在外边了，拼命挤进车厢，心砰砰地跳个不停。

当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时，我的心激动起来。虽然一路上都站着，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满脑子想的就是离北京越来越近了。车到天津，终于有了空位子。可我却不想坐，心情有些狂躁不安，脑子里不由得闪现出前年离开北京的情景……

列车缓缓驶进北京市区。我看到了街道、人群，骑车的、步行的，还有挂着“31”打头号牌的汽车。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每个人都像是我的亲人。可忽然不知咋的，我感觉到自己成了外人！我本来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呀！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侵扰着我。

列车鸣着长笛进站了。车窗外传来“民子！民子！”的喊声——啊！我看见了，是院里的伙伴们。他们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向我招手，就像前年送我那天一样，不过那次他们是哭着的。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大声喊着他们的名字。

我在他们的簇拥下出了站。他们争着向我汇报这两年院里发生的变化。他们说我变黑了，变壮了。我哪顾得上听他们白呼，眼睛净盯着北京的街道和熟悉的建筑。又坐上了11路无轨，听到售票员用亲切的北京话报站了。

终于到家了。刚到院子里，就听得孩子喊“民子哥回来啦！”我只觉得嗓子里堵得慌，眼圈发热……

全家人都在家等我，准备了丰富的饭菜。我滔滔不绝地给全家人讲述着北大荒……

假期开始了，日程排得满满的。北海、景山、颐和园……游泳、划船、看电影……一眨眼假期快到头了。忽然想起那张购物单，赶紧马不停蹄地去王府井、隆福寺、大栅栏一通狂买……

离京那天，家人和伙伴们到车站送我。虽然很伤感，但这回大家都没哭，毕竟经历过历练嘛！

临行前，我和老费商量回老团看看，于是我们直接去了16团。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久别的同学，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可这么来回一折腾，时间上就超出了预算。心里忐忑不安，想起了连长的嘱咐，自己的承诺。

我俩大包小包手提肩扛，一路紧赶，最终带着超假3天的罪行回到连里。

有句话叫“乐极生悲”。当我们带着一身的疲劳和不可原谅的错误回到连里时，“灾难”在等着我们。

我和小费先是被指导员怒斥了一通，接着便是停职写检查。检查写了两遍都没通过。我想是指导员成心要难为我俩，不让我们轻易过关。可这又似乎有点因祸得福——我们不必一回来就下地干活，借此可以恢复一下体力。

我俩的“罪行”在全连大会上受到了口诛笔伐。在我们念完检查后，各排、班、个人发言。我俩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无政府主义被大家批判得体无完肤。最后，指导员郑重宣布，我俩的检查将永远放在各自的档案袋里！

事后得知，我的超假还带来了重大损失——连里原本决定调我去汽车队的事因此告吹。最令我俩不堪的是，我们被下放到女农工排劳动3天！

我当时以为指导员只是说说气话而已，不至于动真格的。转眼到了1985年，也就是我调回北京那年，我有机会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嘿！气死我也！那份用蓝钢笔水写的检查还真平平整整地躺在我的档案袋里！

（作者原为黑龙江兵团6师60团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