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的农历新年，过春节最重要的时刻莫过于和家人团聚了。然而，在“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却往往因交通不便、路费不够等原因而无法做到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在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的村子虽然距离上海也就一千多公里的路程，然而交通却是十分的不便。从村里到县城无车可乘只能步行，到县城后还需乘长途汽车或赣江小火轮到樟树镇火车站，然后才能搭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了火车后基本上是找不到座位的，能在车厢的过道里找到一块可以坐下来的空地就算上上大吉了。所以我只能选择两三年回家一次，把浓浓的乡愁深深地埋在心里。不过，这也让我了解了那个年代乡村过年的情景，感受了他乡过年的不同滋味，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上世纪七十年代，江西农村的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农民过年的物品大部分只能靠自己生产。我们村里每年要种不少糯稻，打下的糯谷主要分给村民，用以制作各种年货。至于吃的肉食，则靠各家各户自己饲养了。到了冬天，地里的农活其实已经不多了，所以生产队长虽然每天吆喝着村民出工，也只是出工晚收工早，纯粹是混工分。过了腊月十五，女人们便基本上不出工了，她们忙着掸尘、洗刷，准备过个干干净净的年。还要将糯谷碾成糯米，用木甑蒸好一甑甑的糯米饭，有的用来酿酒，有的用来做冻米糖，有的用来打麻糍。打麻糍因需男女合作，故一般放在晚间进行。吃罢晚饭，女人便将蒸熟的糯米饭倒入洗净的石臼中，男人则用一根专门打麻糍的硬木击打饭团，男人打一下，女人便将饭团翻一下，直到饭粒完全融合成团，然后将打成团的饭团铺在木板上，待冷却后切成一条条的长方形，并在阴干后浸泡在水中备用。准备年货的另一出重头戏便是杀年猪了，因为家家户户都要杀猪过年，所以年前的十来天每天都有三四头甚至五六头猪要宰杀。因杀猪的场面比较血腥，主人家便会放上一挂鞭炮以示吉庆，这样猪的嚎叫声和鞭炮的爆炸声便会在这静静的小山村中不时响起，仿佛在告诉人们，马上就要过年了。

到了年三十这天，生产队便放假了。男人们忙着裁剪红纸，请人写春联贴春联。因村里识字的人不多，能写春联的人更少，所以我的毛笔字虽然蹩脚，也成了写春联的忙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春联的内容无非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政治口号，不过在粮仓、猪圈则会贴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传统内容的斗方。女人们则在灶间忙着准备晚上的年夜饭。我们知青在农村过年，年夜饭一般都在师傅家里吃，当时我们每个知青都拜了一位农活干得较好的农民为师。农民不讲究烹饪技术，年夜饭的菜肴也就是大鱼大肉和各种蔬菜，然而因为原料的新鲜，再加上平时难得见到荤腥，因而吃起来还是感到特别可口。吃完年夜饭后，一家人便围着火堆烤火。除夕夜烤火的木材一般是早已准备好的一段粗粗的栎树树干，或者是连根的树墩，因这种树的木材耐烧且没有什么烟，不用明火的话可以连续烤上两三天。

毕竟是在他乡过年，在师傅家烤了一会儿火后，我便回到知青点上床睡觉，期盼着能在梦中与家人团聚。然而，不一会儿便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惊醒了。原来到了夜间十二点，各家各户在关门之前都要放鞭炮，谓之“关门大吉”。之后模模糊糊睡了大约三四个小时，又被一阵阵的鞭炮声吵醒，原来各家各户在开门之后也要放鞭炮，谓之“开门大吉”。早上，师傅又送来一碗刚汆好的麻糍，并让我赶紧趁热吃。原来这里的习俗是年初一吃麻糍，寓意着一年的日子也像麻糍一样甜甜糯糯。年初一至年初三，村里的亲戚和平时相处较好的人家还会相互邀请吃茶，茶点除了瓜子、花生、冻米糖之外，麻糍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几天，我也成了抢手货，各家各户竟相邀请我去喝茶吃饭。我分身乏术只能蜻蜓点水般去各家吃上一点儿，虽然滋味都差不多，然而却在热热闹闹的氛围中暂时忘却了沉沉的乡愁。到了年初四，村巷里又响起了生产队长吆喝上工的哨子声，山村的年也就这么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