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理想：就是能让肚子吃饱

当年，许多怀着热情和憧憬踏上兵团土地的上海青年，也许曾经想到在大田里战天斗地的苦和累，但很少有人还会为接踵而至的饥饿做好准备的。

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指引下，当年我们这些新疆支边青年不单要劳其筋骨，而且要饿其体肤，更要苦其心志，还要空乏其身；唯其如此，方能成为那个“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人吧？

在阿拉尔的纪念馆里，老知青何百成介绍他们冬天发的翻毛皮鞋，说这军用品在当时可是比民用品要结实多了。

但是，这么好的军用品，年轻人又拿它派了了什么用处呢？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跟你讲，到后来，和我在一起的男生，百分之九十的人，用发下来的翻毛皮鞋跟老乡换苞谷馕吃了。太饿了，饿得白天干活两眼冒金星，晚上睡觉睡不着，肚里空，难受。那么就把发下来的东西跟老乡换吃的，一双翻毛皮鞋换五六个馕。我们不管它，只要有吃的，管它换几个，吃了算数。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剩下的唯一理想，或者说追求，或者说动物本能，就是什么时候能把肚子吃饱。

杨清良（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每天的生活是“三拳头”。什么叫三拳头？就是三个苞谷馍，拳头大小的苞谷窝窝头。

王祖炯：一个窝窝头，里头是空的，还掺了东西，制糖或喂牲口的甜菜疙瘩，剁碎，搁锅里熬，熬出来的糖水，熬成糖稀糖浆用作他途，这个渣子拌到玉米面、高粱面里充粮食，就是这样的窝窝头。

欧阳琏（1964年进疆，农一师14团）：伙房把大白菜煮好了，盐一放，用勺子舀一点油，上面一浇，就算好了。那么油是浮在上面的。排队打饭，女青年就排在前面，打上面的油漂漂，有味道。男青年他要打后面的，打那干的，白菜，一碗满满的，能管饱。

程均友（农二师34团老连长）：粮食都是定量的，浪费不成，吃都不够吃。月月年年，我们团场都超支。团长找我，你咋老超支？我说大家吃不饱，不能干活，你不超支咋办。担责任是担责任，可都是小孩，正长身体的时候，得吃个差不多。我天天到伙房看，馍不能小，只能大一点不能小一点。上海人爱喝那个酱油汤，跟我提个意见，队长，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我说行。一锅水，倒些酱油，切点葱花，谁喝谁舀，就那样。

安康：可是我们再吃不饱，全国有很多地方比我们还糟，更没粮食吃。我们生产的粮食都上交，由国家统一调配。我们是建设部队，生产部队，专门打粮食上交。你想自己生产粮食自己吃，没这个道理，计划经济，没这回事。你说上海，你在纺织厂里，布那么多，你就应该有衣服穿了，没这回事。都是国家计划的，你照样得按人头领布票，几尺就是几尺。计划经济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王祖炯：都是什么年龄啊，十七八、十八九，一天要劳动17到18个小时。偶尔连队想办法搞点油来，炸个油条，会在劳动的时候，从连长到排长不停地喊：好好干，今天晚上改善伙食，吃油条！这不得了，吃油条，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大家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劳动积极性高涨，都盼着天黑回去吃油条。回去果然一人两根油条。到1966年11月我们去开荒，那个场长嘛，说文化大革命了，无产阶级是不吃油条的。完了，油条没有了。（笑）

肚子很饿的时候，大家就精神会餐，说小笼包，说生煎包，说阳春面，说小馄饨，说粢饭糕或者春卷。因为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很熟悉这些小吃。

史美云（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那个时候最想吃汤圆。想城隍庙卖的小吃。后来还可以，从上海寄来糯米粉，可以自己做了。什么都得从上海寄过来。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43团）：谁收到个包裹，上海寄的包裹，全是吃的东西，这是最幸福的事。上海那些点心，什么沙琪玛、云片糕，这些东西寄来的比较多。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想办法叫上海家里给我们寄点东西，所以那时候上海到新疆的邮包特别多。邮包半个月到这儿，寄点什么挂面，大白兔奶糖，寄点全国粮票。信封里夹上三五斤粮票，也可以用来解解馋，因为包括到团部食堂买碗面条，还要200克粮票，在新疆这边讲200克，在上海叫4两。从上海寄来肉松，当地没有这东西。多好的肉松啊，一根根就像骆驼毛差不多。我们拿给老职工他们尝尝，他们说这骆驼毛怎么能吃嘛，他一尝，发现就是好，才知道这叫肉松，没见过。

余加安（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每个礼拜有一次民主生活会，开会说什么？检讨资产阶级思想。你写信回去要饼干了吗，要什么了吗，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一点小事情都得检讨，这次检讨没通过，下次还得检讨。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比如轮到我说了，你讲讲你这一个礼拜做的好事坏事，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全部讲出来。讲了以后，大家说韩培芬有哪个好的没讲，坏的没讲，给她指出来。人人监督。

杨清良：每人二两油一个月，还不能保证供应。因为上面只给你下定量指标，并不给你发油，要靠你自己种的棉花，把棉花籽提出来，榨成油，你才有油吃，要不然没有。棉花籽油如果提炼得好，经过后续的处理，那也是很好的，但我们吃的是最原始的棉花油，把棉籽炒了，榨出油，黑乎乎的就给我们吃了，炒菜都冒很大的烟。当然总比没油好，也算是不错了。

何百成：记忆最深的，1970年的时候，我们团连续三个月，一两油一滴油都没有给你分配。

王祖炯：那时候连续四五年，每年365天没见到过油花花，我们这个34团自然条件太差，太穷了，没有油，都是白水，盐水煮菜，煮萝卜。

何百成：饿得不行了，我们就想着去偷，没有口袋怎么办，把发给我们的床单对折起来，两边一缝，不就成了个大口袋吗？然后找一个个子小的，让他背上大口袋，把绳子在腰上一绑，晚上从天窗放到菜窖下面去，等他把甜菜、萝卜、白菜全装满以后，再拉上来。菜窖大得很，全连一个冬天储存的菜全在里头。拿回来以后，藏到通铺底下。把口袋拆开，抖抖土，一摊又是床单了，睡觉。把通铺底下的吃完了再去偷。

毛国胜：生活是绝对艰苦，有人开始逃跑，受不了，感到绝望了。

欧阳琏：一有人跑了，听到消息，带枪的人在路上一卡，无处可逃。

王祖炯：有的人往沙漠跑，他以为可以从那儿穿过去。结果等派人“抓”到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具木乃伊了。

一年到头有没有吃饱的时候呢？我说一个故事，有的。每年的春节，也就是说年三十除夕夜，实际是半下午的时候，给大家会餐。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平时什么也没得吃，这一天怎么会那么丰富。各个班把脸盆拿去，十几个人像饿狼一样围成一圈。规定了，只能吃，不准带走，炊事班有人围着“站岗”，不让拿走。就在露天操场上，我们一大群人蹲在那儿，然后上的第一个盆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片的肉，肥肥的肉，来了以后，大家一看就动筷子，多长时间没见过肉了，吃！我当时出了一个主意，先别吃，后面还有好多菜呢，吃一块肥肉不就腻住了嘛，吃不动了嘛。那就不吃，大家都不吃，就守着。

伙房那头，这个想法可能也是有的，你要是腻住了，后面的菜就可以少上点。结果一看大家都不动，就定在那儿，僵持在那儿。年三十正值三九天，天寒地冻。最后食堂僵持不过了，后面的菜就上来了，一盆一盆地上，上来一盆大家风卷残云地干掉，开始蹲着，后来蹲不住了，就跪着，最后就是半蹲半跪半站，七八盆菜都吃完了，塞得肚子满满的，就剩那一盆肥肉还没动。不让带走怎么办，最后都下筷子，一人夹一大块肥肉叼在嘴里，带走了。

供给制与煤油灯

安康：我们是供给制，部队编制，头三年每月津贴是三、五、八元。一个月发三块钱津贴，三块钱能干什么，买牙刷、牙膏、毛巾、肥皂，买点信纸、信封、邮票，没了。衣服，一年一套，两年一套，不够穿，翻毛皮鞋两年一双。

杨清良：和原始共产主义差不多。为什么讲像原始社会？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差别，你三块津贴，我也三块，到第二年你五块，我也五块。第三年都是八块，没有人多拿一分，很平等，很原始的。所以大家也没什么怨言，没有心理不平衡。

姜步宏（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一个月休息三天，逢十休息。这个休息日还有半天做贡献。当时兵团党委提出来目标，叫“个十百千万”：要求每个人每年利用休息时间，开荒一亩地，上交十块钱，业余打粮一百斤，打草一千斤，制肥一万斤。

余加安：那个时候没有灯，点的都是小油灯，拿个油瓶、墨水瓶或小药瓶，上面弄个牙膏头，弄根线，下面放点煤油，像鬼火一样。晚上营房周围漆黑，一间屋里好多个小油灯在闪着。

鱼珊玲（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每天挨到收工都好晚了，回到连队，吃了饭就是晚上了。我们那个连队一直到1978年才通上电，才有电灯。以前点的全是小煤油灯。

何百成：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马灯，是木壳的，一面是木头，三面是玻璃，中间钉两个小钉子卡住油灯。提着那个灯，上面有个出烟口，手上全给冒出来的烟熏黑了。

鱼珊玲：副业不发展，交通不方便，副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都非常紧缺，团场东西相距20公里，一共才两个小商店，都只有一间门面。必需品实在太缺乏了，那一年我买棉鞋，货架上倒是有两只，但是同一只脚的。

风沙与地窝子

程均友：生活环境差，风沙大，嘴干，水是咸的。

朱静华（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到连队第一顿饭的印象终生难忘。外面喊开饭了，我们就出去了，那边地上摆着盆，刚要吃的时候，一阵风沙刮过来，上面全是沙子，馒头上也是沙子，我们一看全是沙子，说这个怎么吃呀，好多女孩子当时就哭了。再看看这外面的地，我们当时穿的都是圆口的方口的布鞋，那沙土已经淹到裤脚了，一踩下去，鞋里面灌的全是沙子。这怎么生活呢？好多人又哭得不行。

杨清良：其实正因为风沙大，住地窝子有地窝子的好处，它避风、保温。当然它是最简陋的房子，就是往地下挖两米，上面再搭高一米，用砍来的胡杨做梁和柱子，顶上铺上茅草、芦苇，再敷上泥土，放个木框就是天窗，因为不下雨，也不需要塑料纸什么的糊窗，留一个洞就成了。

女青年的难言痛楚

对女青年来说，在大田里劳动的时候可以和男青年一样承受饥饿、承受劳累，但是女性所遇到的特殊困难更加难以克服：连必需的卫生用品也没有。

朱静华：当时手纸根本没有。我们的手纸就是那么大张的，就是现在讲的白报纸，那么一大张，买回来自己把它剪开，叠起来，我们都是藏着硬硬的这种手纸。

大概是有探亲假以后，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上海带卫生纸来。有谁探亲了，大家就请她帮着带上一点。有时候还让家里寄，因为一个人探家也带不了多少，就按印刷品寄过来。我外婆经常给我寄。

在新疆以前用的都是布条条，里面装的是草木灰，就这样用的。缝这么长的一个长条条，两边搞个带子，如果灰满了，把灰抖掉，就是这样的。灰不是吸水嘛，就这样用。所以每次干活的时候，大腿两边都是磨破的，破得走路都不能走，有的时候我们女孩子就是哭呀。

大田和工地上是没有厕所的，就到旁边的草丛里解决问题，因为草长得高，外面看不见。在草丛里踢一踢，就这样解手。

在戈壁滩，有一种小小的虫，叫它“草鼻子”，它钻到皮肤下面以后，就会生出无数的小虫，把血都吸掉。我们团场有个女孩，在草丛里解手，这个“草鼻子”就爬到她的下身里，她也不知道，疼呀疼呀，疼到后来检查里面都是血，最后死掉了。

贫乏的文化生活与乐观面对

安康：不光是物质的，精神生活也很贫乏。电影是一个月能看上一次就很不错了，一有电影的话，整个连队就沸腾了。

鱼珊玲：我们在连队一年只能看到几次电影，报纸杂志也看不到。

余加安：连队里头说今天演出队要来了，那是过年了，一件大事情。放电影也好，演出队来也好，平常是看着太阳落山才下班，这天不管怎样会提前一些，大家早些收工回家洗洗。演出前一两个小时，大大小小的凳子都放好了，孩子们喊演出队来啦，演出队来啦，或者喊电影来啦，电影来啦，一直喊到正式演出开始。

何百成：竖起两根杆子，拉上一块银幕，就在露天，被风吹得鼓来鼓去，用16毫米的小机子，给我们放一场电影。

余加安：连队一个月能够来上一次电影。在这个连队放过以后，再转到其他连队去放，那这个连队的人会跟着电影机走，再去看第二遍，看第三遍。

那时候看《卖花姑娘》，最远的连队的人，从50里外提前奔过来。冬天，晚上到零下二三十度了，露天电影，那个冷啊。连队看个电影真不容易，而且那时候的片子又苦，看得鼻涕眼泪都结冰。

卫生队里头住的病号跑出来看电影，看到一半不行了，弄回去急救。病号打着点滴的嘛，瓶子拿在手里头来看的，看到半夜不行了，冻得那家伙差点死掉，马上送回去急救。还好卫生队离电影场地不算远。

毛国胜：年轻人，尽管白天干活很苦很累，但是黄昏一下班，也没有洗澡的，就弄点凉水冲一冲，洗洗，把自己的干净衣服一换，院子里热闹得就像大世界一样了。唱歌的，跳舞的，拉胡琴的，拉小提琴的，吹笛子的都有，反正把这个日子想办法过得高兴起来。

沈黎明（1966年进疆，柴窝铺林场）：我这个乐器是16岁到新疆来了以后学的。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我们就自己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因为笛子价格便宜，才一元钱，所以我就学着吹了。

程均友：给他们组织娱乐活动，不能让他们闹情绪，不能让他们悲观，这个要根据年轻人的特点，把连队活跃起来。开营火晚会，我年龄大一点，三十多岁，他们都是十七八，我为了逗他们，把老羊皮袄翻着穿，毛朝外，找个破毡帽戴上，也跑到他们那里面跳，惹得大家哄哄大笑。

城市文明对边远农村的影响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上海女青年穿短裤，我们那边的人捂着鼻子，看都不敢看，有的还臭骂她们。有个姑娘长得蛮漂亮，人家骂，老太婆骂得很难听，吓得她再也不敢穿了。

余加安：没人敢穿。

李小女（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那时候有一个女的，她家庭条件很好，属于资产阶级，她的好衣服叠了好多好多，放在纸盒子里，再放在铺底下，不能穿出来。最后老鼠从下面打洞，穿过箱子里的衣服一直打到上面，结果她的衣服打开来，每件都是六个洞，根本没法穿了。

余加安：说起来，我们带去了很多东西，尤其女同志带去了穿着风气的改变，对那里很有影响。到后来有的确良了，的确良衬衣。的确良衬衣好看，穿着也比较合身。但是，老职工看不惯，尤其天热，说是贴肉。

李小女：我第一次穿的确良，是我父亲给寄来一件米色的衬衫。我在团部，是给领导服务的公务员，早上起来我穿着新衣服，来到了参谋长的办公室。参谋长问，姑娘，你穿的是什么？我说这是的确良，新出来的。他说，脱掉，脱掉，回去换掉，不要穿，难看死了。虽然我很喜欢这件衬衫，但领导不让穿，也就没法穿了。

毛国胜：有的老职工呢，看不惯上海女青年的衣着打扮。女孩子穿裙子，穿短裤，穿个汗衫就出来了，老职工感到简直不可思议，觉得上海人有点像二流子。但是老职工的子女羡慕上海人，跟着上海人学，学上海话，学穿着打扮。

余加安：这真是不应该成为笑话的笑话，为什么呢？上海青年慢慢地把的确良穿起来了，这个东西呢，夏天穿着比较透，那么上海的丫头呢，都戴胸罩，一戴胸罩，很明显。那时候老职工没有这些，老职工就说，啥东西嘛。有的骂上海这些丫头，骂得一文不值。

但是以后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听说你要探家了，又悄悄找你说，哎，你回去吧，帮我老婆带一个那东西来。带什么？的确良衬衣，还有那个东西（胸罩）呀。挺好的，让我老婆也穿。骂是要骂，带还是要带的。

何立云：原来我们那个地方姑娘小伙很土的，不讲卫生，不注意洗脸洗脚，衣服可以穿上一两个月也不洗，水也少，就是这样。他们上海人来了之后，对我们的促进，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搞得干干净净的，出去很好看，好看难看大家都看得出来，都跟着学。像我们这些人都跟着上海青年学，人的精神面貌好多了。

何百成：上海流行什么服装，上半年流行的，下半年在我们南疆阿拉尔就流行了。后来有那么多候鸟，往返于上海与新疆之间，你说这东西不是快得很吗？

祝匡依（1964年进疆，农八师）：农场的孩子没见过火车，更不要说亲身坐一坐火车了。很多老职工一辈子待在农场，他们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坐一次火车，到乌鲁木齐看一看。（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的孩子真是这样，没见过那些城里的东西，甚至没听说过。

何立云：上海青年讽刺我们这些老职工家庭的孩子，说我们要是去上海的话，看到高楼大厦会傻得把帽子看掉了，开我们的玩笑，出我们外地人的洋相。我们也相信，人家那里大马路、水泥马路齐全，楼房那么高，上海的人我们也看到了，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那里别说汽车，还有火车、轮船，经济又发达，商店又繁华，你说这个东西，再笨的人，我们好坏也都分得清。

程均友：那时候光知道上海的东西好。在我想象中那就是工业化的大城市，你像衣服，上海的好；收音机，上海的好，以前我们没有收音机。

何百成：1966年，咱们农一师的职工总数是十万七千多人，而上海青年四万六千人，占总数的43%，你说有这么大一股力量，能不把师部所在的阿克苏变成“小上海”吗？

毛国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你到阿克苏去，不管河南人也好，甘肃人也好，都讲上海话，他们的孩子都讲上海话，你都听不出他们的老家是哪里。团场一到星期天，那集市就像小上海一样，好像满街都是上海人，满街全讲上海话，当地年轻人喜欢学上海话。所以在衣食住行上面，对新疆当地的影响非常大。

何立云：我们那个地方是原始森林，林子里树木多，原来是砍树了回去在屋里栽四个桩子，再在上面排上树棍子，铺上草，就算是床，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后来上海人开始用家具了，自己做，我就跟他们学，床我也会做，都是跟他们学的。当然还是睡床更舒服。

何百成：包括在本地出现的沙发，刚开始也是上海青年自己做的，没有弹簧怎么办，用汽车废轮胎，那个黑的内胎，不是有弹性吗，把它截成这么宽的一条条，做个框子，两边一钉，上面用棉花一垫，布一蒙，坐上去软乎乎的，沙发做成了。老职工一看，你们上海知青咋这么聪明，这玩意儿都能做出来，沙发就这么慢慢地兴起来了。

何立云：开始是个人自己做，后来影响得公家也做了。我们团里专门成立这样一个队，叫副业队，副业队有专门的木工，把会做这个工那个工的人集中起来，也开始给公家做家具了，做多了还往外送出去卖。

（稿件来源：《青年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