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至1977年春我参加了江西南昌五星垦殖场（原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赴海南岛的南繁育种，体验了不一样的种稻经历。
（一）杂交三系
时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创造了双季稻晚稻产量超越早稻和单季稻亩产过千斤的奇迹，1976年已开始大范围推广。作为农业生产的示范，国营农场当然不能落后，总场迅即组织各分场农业技术骨干学习杂交水稻育种技术。
何为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就是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育种。
首先要有源源不断的天生不育母本种源，即雌性花蕊子房正常、雄性花蕊败育的不育系谷种。在扬花时节如果没有外来的花粉授粉，子房会因未能受孕干枯无法结实而颗粒无收。又因其雌性花蕊子房正常，在接受外来花粉后能够结实，并依然遗传自身光开花不结实的雄性不育特征。
其次要选育能使母本保持特性的父本品种保持系谷种。它是自花授粉结实的正常品种，又具有花粉外授予不育系母本后能结实，并且保持其雄性不育的功能。它们的杂交结合，保证了先天不育系母本种源的生产供应得以延续。
杂交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水稻的优质高产，这一任务就落到了恢复系的父本品种身上。即能使不育系母本谷种授粉后能够结实，所结的稻谷不但恢复正常的自花授粉能力，并且具有极强的优质高产的功能。
由于三系稻谷的生育期各不相同，特别是恢复系父本的品种因有高产基因生育期要长20天左右，为同期开花扬花授粉，还需研究相应的种植技术。
（二）奔赴海南
为提前一年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总场组织了赴海南的“南繁育种队”，由场办方主任带队负责，接受艰巨的育种任务，要利用冬季繁育出当年全场种植所需的杂交种谷，为第二年杂交水稻的推广奠定基础。
集中突击上了两天课，安排我们首批7名队员先期坐火车赴海南，其余的携带种子坐飞机到海南与我们会合。
方主任带我们去银行取款6000元作为全程费用，交由我保管。当年还没有银行卡之类的东西，现金最大的票面也只有十元，我把钱根据不同时段的需要，分成几叠藏在身上。场部派车把我们一行连同育种队随行的棉被行李送到南昌火车站。几人分工，看护行李、购票托运。当时南昌的社会秩序很差，我携带的现金堪称巨款，大家都十分小心，还左右一人保护着我。直到登车离昌，才放下心来。
如此，我们南下广州，转车走雷州半岛，经湛江到徐闻，乘渡轮到海口，一路上风尘仆仆，虽说车船劳顿却也十分兴奋，蛰居农场多年，出来总是大开眼界。
那时出差我们真的很穷，为农场也为自己，一路上精打细算。我们不敢住好旅馆，在广州中山六路上找了一家小旅馆的大通铺，挤在一起过夜，还是男女混居的；吃饭找广州最便宜的一毛二分的盖浇饭。在海口等待会合时，住旅馆更是困难重重。为育种赴海南的人洋洋二十万余，一般的旅馆全满员，高级的华侨宾馆又不敢住。奔波多时，几乎走遍海口市，有一床就安排掉一人，几个人分住在多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海口我最后是花二毛钱住的一晚。（虽然住宿费是可报销的）晚上待别人上床睡下后，旅店服务员才发给我一条席子、一块被单和枕头，在床前的地下铺了睡，还必须在清晨五点之前起床交还东西，为床上的旅客留下行走空间。
当时的海南岛交通闭塞，尚欠发达，隶属广东，还是特别行政区。海口市都没有地图，我在一家宾馆大堂里看到有示意地图，自己描画了一张，就凭它找宾馆找车站办事情。我们育种的地点在邻水县提蒙公社，路况不好，二百来公里的路程，我们带上行李，清早搭上长途班车，途中的盘山路还十分惊险，翻山越岭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到陵水，好在公社已派了拖拉机，一路颠簸把我们送到了下面的生产队。
一切都比我们想象中的简陋，黎族村民们家徒四壁，连张桌子都没有，更别提家具了，每户人家基本就是两条长凳架几块板，权作休息之处。村里给我们腾了两间草屋，估计是原先放农具杂物的。直接睡地上怕潮湿和虫子钻爬，找来了一些砖作铺垫。但为了給我们找齐睡觉的床板可谓伤透了脑筋，倾全村之力，连借带凑才好歹搞得差不多。大家伙抢位子放下行李，唯独剩下我一人再也找不到木板了。队长把架在沟上的一块板拖来，告诉我只有这块棺材板了，是野地里捡来曾埋过死人的，问我要不要紧。好在我是无神论者并不在乎，铺些稻草，就这样在棺材板上，挨过了整个育种时间。
我记得通铺一排，稍铺些稻草，就像沙丁鱼罐头般挤挤的，每人也就60来公分的宽度，大家铺上自己的棉被就安顿下了。晚上蜥蜴从草壁上爬下，在大家的头上、身上、被子上穿来穿去，确实有些不习惯，好在鲤鱼洲人也是久经征战的，将就着也适应了，睡得和平时一样香。我们由此开始了南繁育种的新生活。
（三）自理生活
到达目得地后，一切生活问题都得自行解决。
育种队先后两批一共去了17人，带全国粮票，到当地购买粮食吃，差不多每周去粮站买一次米，大家轮着去。出完早工吃完早饭，赶往十来里外的提蒙公社，挑上100斤米带上一斤油，一口气往回赶，中午饭是要等米下锅的。别人可能认为是累活，我却很喜欢出这样的公差，觉得份量不重，又能活动腿脚，总抢着去。当然有顺便的拖拉机，育种队还是会捎带购些东西的。
自砌灶烧柴草。为解决燃料，我们还起早集体进山去砍柴、捡拾枯枝，那可是很值得回忆的经历。我们中间不少曾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员，这些活自不在话下。带上大米腌肉小鱼干，也不用向导就往山上进发。上山二十多里，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留下东西每人两毛钱请户主帮助做饭，大伙在“共大”老法师的指点帮助下，尽找干枯结实的树干砍伐，各自量力捆扎，返回山农家用餐，受到了家乡亲人般的招待。户主尽其所能已备好了丰盛的饭菜，新鲜的炒木瓜、炒鸡蛋、自己种的菜蔬，还有我们自带的鱼干腌肉满满一桌。主人的热情令人感动。席间，主人谈起自己的经历不胜感慨。他是内地参军的守岛战士，期满后接到命令要留在当地，不服从就会处分，他是党员最后无奈留下，一呆就是十多年，并已成家立业扎根。留在相对落后封闭的海岛，孤独地蛰居山中看护林场，当时对他而言确实是个不情愿的选择。因为好久没见到大陆的同胞，所以见到我们如遇亲人。一次偶遇給我们留下终身记忆，真希望在改革浪潮下，他们的生活能得到巨大的改善。上山砍柴来回跋涉数十里，直到下午二、三点钟我们才满载而归。
为节省开支也为节省劳力，不走很远的路去县城买菜，我们自带各类瓜菜种子种植菜蔬，还养了几只灰鹅。村里的黎族村民并不勤快，冬天没有一户种菜的，他们每天就吃晒干锤碎的红薯粒煮成的糊，几乎就不吃菜。我们的菜没长起来之前，还很艰苦，经常吃的是带去的萝卜干之类。
自种蔬菜还真不易。海南岛分旱季和雨季，我们去的数月每天刮着五级以上的季节风，没有下过一点雨。又是沙壤土，起先不知种菜难，好不容易出了苗后全被风吹得连根拔起。为了种活蔬菜，大家用椰子树叶编成篱笆，围在菜地周围挡风。第二天一看，风把篱笆整个都吹倒吹跑了。无奈，再用竹桩、木桩打入地里，拉起纤绳，重做围栏，终于使菜籽生根长起来，长大后才不怕风吹了。以后每天就扳菜叶子吃，我们还种了辣椒、茄子、黄瓜、丝瓜、扁豆等菜蔬。鹅长得很快，三个月便长到十斤左右，每次杀一只就够了，大饱了我们的口福。
说起来挺令我们骄傲的，村里有人结婚办喜事，还托生产队长找我们方主任商量，以两分钱一斤的价格买了100多斤青菜去操办喜宴，呵呵，居然借了我们外来和尚的光！
至于洗晒衣被，我们更不在话下，比当地的黎族妇女还能干，力气大，洗得又干净。看到我们那么能干的内地兵团战士，那些黎族姑娘们真是异常敬佩。
（四）艰难多趣
那时的杂交水稻母本种子十分金贵，一斤的价值至少顶十斤良种。因为是当年的谷种，冬天再种很难打破休眠期，发芽率低，哪怕连着太阳暴晒，也难让其整齐出芽。浸泡之后，我们采用沸水冲淋催其发芽。种子不足，出芽又不齐，我们先后分五批筛选下田，几乎是一粒一粒撒入秧田，精心护理，丝毫不敢疏忽大意。
我们17个队员，繁殖40亩田并承担3亩制种田，任务并不轻松。那里属坡地冷浆田，非常板的沙壤土。确定种植地块后，我们立即下手广积农家肥，为水稻生长打底肥，同时精心护理秧田。一天三次记录水温、气温变化，每天都要到各个样本点观察记录种苗的生长情况，主茎几天长一叶，长到第几叶才开始分蘖，何时抽穗，都要一一记录在案。边育种边学习技术，如何利用水、肥及时调节生长速度，都需牢记于心。曾经遇上一次低温，我们还在田边上的风口处点柴草压土生烟，以期提高稻田周边的空气温度，可谓竭尽全力。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时刻，还遇上水源中断一个星期的窘况，全体队员一齐出动连带动员黎族村民参与，用脸盆、水桶从数米深的下水沟戽水浇田，保证了禾苗的生长需要。春节前我们就已耘完两遍田，除施一道化肥外，还追施了草木灰。
元月28日场部来人慰问，除了精神上的关心，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猪肉等生活物资，大家非常高兴，计划着可以过上个好年，撒些酒将肉腌制起来，还可以细水长流慢慢调节着吃。我代表育种队向慰问团作了工作汇报，同时表达了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大家同时也感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困难也要实现目标不辱使命。
辛苦劳累我们全不在话下，让大家至今心存余悸的是可怕的蚂蝗。我们曾笑谈三条蚂蝗可以当一条裤带。那里的蚂蝗不但大，而且多得难以想象，只要田里有水，用手指在水面轻轻弹击，立见数十条蚂蝗不知从何冒出，迅速向响声处游来，令人不寒而栗。没有人不被蚂蝗叮吸的，海南冬天蚂蝗的疯狂劲着实令人害怕。叮吸不算，打下来后还要流很长时间的血。我有一次拿着镰刀下田割水稻的剑叶，以使稻穗舒展方便授粉，眼见左右两脚都叮满蚂蝗，头皮发麻，就在田中间左右开弓拍打蚂蝗，惊慌之中全然忘记手上还拿着镰刀，打掉蚂蝗的同时，小腿上也割了长长的一刀，深可见骨，至今疤痕犹在。
人心惶惶，工作大受影响，吓得我们每次下田无心干活，在田里拼命地往前跑，冲上田埂赶紧拍打已叮上的蚂蝗，再硬着头皮跑下田继续冲锋。方队长思量不是个办法，紧急求救总场给我们添置了高筒套鞋。即便如此，收工回来脱下套鞋，还有人套鞋里血红一片，小腿上被蚂蝗叮吸后流血不止。蚂蝗怎么进去的不得而知。听当地村民说，雨季开始上山砍柴，树上也会有蚂蝗，身上都会叮到。不管咋说，有了套鞋小心一点，我们总算能安全地下田干活了。
育种工作不比种大田，要增加很多复杂的工作。每天记录不同父本和母本的生长进度，及时调控生长速度；要壮苗，要防病；最终要让母本早一两天开花，等待父本开花授粉；为了增加授粉机会扬花时节还要给母本割剑叶、轻敲散开稻穗，扩大授粉面积，才有可能多授粉争高产，因此育种半年几乎没有休息过。
水稻封行时，方队长开恩，带我们在海南玩了一次，这也就是早先我对海南存留的仅有印象。先到陵水海边的渔村“新村”随便走走，听说对面小岛是著名的猴岛，也没安排上岛玩。渔村老远就扑过来一阵臭鱼烂虾味，连空气也是腥腥的。我们兴致勃勃地登上打渔归来的渔船，乌贼十多斤重一个，一船银光闪闪的带鱼，是我平生见过最大的。那鱼宽半尺多，厚一寸多，长在一米以上，看得令人眼馋。问渔家才卖六毛钱一斤，可惜我们要去玩不能带，只得恋恋不舍地走了。我们坐长途汽车颠簸着去了三亚。三亚当时是南海前哨军事基地，下车要查路条，没有证明不得下车，还得坐回去，好在方队长早有准备开了介绍信。出了汽车站，我们从空荡荡的三亚街上一路步行到遥远的天涯海角。但见一望无尽的碧海蓝天、坚实平缓的铁板白沙、深褚黑色的礁石巨崖，极目所至旷无一人。脱了衣裤大家兴致极高地在海里玩了一回浪，直到苦涩的海水把皮肤浸泡得皱皱巴巴的才作罢。无处冲洗去满身的黏糊，大家只能将就套上衣衫，找店就餐，坚持着回到生产队再冲洗。好歹也算玩了一回海南，海天尽头留了一张影。
（五）奇闻轶事
我们的育种地点是黎族村，全是黎族人，基本语言不通，只有队长和少数年青人会汉语。好在我们一切自运转，也无需和村民多打交道，真有事相求，直接找队长一切也就OK了。
黎族姑娘中有不少长得很漂亮，不同于一般广东人的长相，多瓜子脸型而且眼睫毛很长，别有一番韵味，尤其是大胆开放，交往主动。那些“共大”的老队员们经常开玩笑说，多看了会让人动心。我们是有纪律的部队，一到驻地方主任就給大家约法三章，不许私自行动，晚上不准单独外出，结伙外出也必须请假，否则即使没有违纪行为，也以有这种动机论处。即便如此，还是意外闹出了一点小小的花絮。
那时海南是欠发达地区，虽仅隔条窄窄的琼州海峡却相当闭塞，妇女的地位相对较低。一些已上高中的女生开了眼界，非常羡慕内地的生活。寄宿海口读书，假期回村的女学生很喜欢和我们攀谈。从与她们的攀谈得知，她们对毕业后回村继续父母辈的生活非常悲观。我们开导说将来一定会好，也鼓励他们去内地上大学。当然我们也知道可能性极小，因为女孩子在当地能读高中已属凤毛麟角了。相谈难免介绍，我们都说已婚，单把长得白俊的“共大”队员介绍为未婚，还给造了个假名。没想到这个玩笑开大了，村里那长得最漂亮的高中女生，竟然天天到我们驻地叫着他的假名找他，吓的他到处乱躲。方主任得知，严肃批评一番，带着这位“共大”队员叫我作陪，到黎族村的队长家，向队长说明情况，让其亲口告诉队长，自己已有女朋友回去后即完婚，并表示真诚的道歉，此事才告平复。
在那里过了一个春节，亲眼见村民分年货，每家斤把小鱼干，一点干海带。杀了一头牛，在打谷场上由村里一位老者亲自操刀分配，简直就是低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分配之平均让人叹服，但见一堆堆的好肉一样多，碎肉一样多，牛内脏一样多，牛肋骨一根根的拆下分配，连牛皮也如此，居然割成一条条再平均分配。老者指点着让每家一堆各自拿走，刹那间人走场清，官民一致，如此和谐分配令人叹为观止！黎族村民虽然贫穷但十分好客，欢度春节，村长曾请我们赴宴，我看他把分配的年货全端上了桌，还敬上自酿的十分香甜的米酒，几乎把我们灌倒，让我们过了一个愉快又别样的新年。
（作者原江西兵团9团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