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这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以海涅的诗为歌词而做的同名歌曲。在选择这篇文章的题目时，我在想，这样的语句是否太浪漫了，是否和我们当年的艰难岁月不相吻合。并且，我在察哈彦时，也没听谁唱过这首歌。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们当年并不缺乏浪漫的情怀，而歌声不仅抒发了我们的情怀，驱散了我们的忧愁，还像翅膀一样，承载着我们的理想和寄托飞向高处，飞向远方……

一

我们刚去察哈彦时，文革初期的狂热劲才过没多久，许多文革史学家都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在1968年已经结束，电台里和社会上都没有什么好听些的歌曲播放与传唱。人们的思想也还比较“左”，记得有一天，住在我们屋（那时叫2号屋）的一个知青回屋后就说，“1号屋的人在唱黄色歌曲《喀秋莎》！”1号屋就是曾胜利和曲光辉他们住的房间。幸亏当时的察哈彦的气氛还算不上太左，没人把这当回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刚去时，我们每个人会唱的歌都不多，可是许多人的不同的歌合起来就不算少了。唐进会唱一首曲调很抒情的少儿歌曲《幸福的种子寄向远方》，王志勇会唱几首外国民歌，其中一首据说是马来西亚的歌曲，《路上走着的少女》，歌曲的开头是这样的：路上走着的少女，是我们的好邻居，身上穿着一件玛达吉，实在很美丽……而那时我会唱的曲调好听些的也多是一些文革以前的少儿歌曲。

尽管王道芃被誉为“金嗓子”，可是，我真不记得他那时唱过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歌。倒是胡家柱的到来，给我们屋带来许多好听的歌。胡家柱原来住在3号屋（即最东面的房间），后因与别人打架，搬到我们屋来住了。虽然胡家柱的嗓音不如王道芃的那么漂亮，可也还是挺不错的，并且他敢唱，也能比较完整的唱出不少歌。例如，《青春圆舞曲》，《草原晨曲》，歌词大意是：我们像双翼的神马，奔驰在草原上……《美丽的姑娘》歌词大意是：美丽的姑娘见过千万，只有你最可爱……等文革以前的歌。还有据说是金圣爱送别金日成所作的歌曲《离别》，以及夏威夷民歌《骊歌》。如果说，前几首歌我在听他唱之前还有所熟悉的话，那么，《骊歌》却是第一次听到，它的歌词中有几句是这样的“……啊离别的时间已经来临，我不能留你在我的怀里……”那时，住在3号屋的夏小元（夏天之子）也经常到我们房间来，他也喜欢唱歌，他的嗓音比较淳厚，按照以后的说法就是挺有点磁性的，他和胡家柱常常在屠伟民的口琴伴奏声中唱起电影《赤峰号》的插曲《等待出航》：“银色的月光，映照着无边的海疆，年轻的水兵，焦急地等待着出航……”那首歌的曲调舒缓优美，我们也都熟悉，和他们一起哼唱起来。

那时还有一首经常被唱起的《南京之歌》，听说是一个知青作词作曲，当时就被作为“禁歌”。“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这些歌词我已经记不得了是从网上抄来的）”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太喜欢这首歌的曲调，我记得我都没唱过这首歌。可是，当我为了写这段歌词上网搜索时，得知这个知青为了这首歌几乎被判了死刑，后改判为监禁10年。我感到异常的悲愤，仅仅为了一首歌，几句话就惨遭厄运。

二

逐渐的，我们和1号屋的人熟悉起来。一天下午，我和几个人一起到1号屋去，曲光辉为我们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的“化蝶”片段和《十送红军》的曲子。以后，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并学到了许多苏联歌曲，例如，《青年团员之歌》，它的歌词大意是，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在那遥远地方》，它的歌词大意是，在那遥远地方，那里云雾荡漾，微风轻轻吹来，大海洋在歌唱……

1970年初，我在罗家沟打柈子。我和罗世晶一天两个柈子，比较轻松。我们常常是先放倒几棵树，然后罗世晶拿把大斧子砍树丫子，我则一个人拿把大锯，单膝跪着，一边拉，一边随着拉锯的节奏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随着波浪……”歌声混合着斧子的砍伐声和大锯声回荡在空旷的山林中，显得空灵而幽远，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时挺浪漫的。

我们刚到察哈彦时，已经是冰天雪地，大江封冻。我们盼望着开江，一些老乡说，5月1日黑龙江（察哈彦段）开大江。果真，70年的5月1日，察哈彦处的黑龙江上开始跑起了冰排。春暖花开了，美丽的黑龙江的自然风光也触动了我们年轻的浪漫情怀，那时是被贬做“小资产阶级情调”。吃完晚饭，天还大亮着，我们聚集到黑龙江边，欣赏江景，钓鱼、唱歌、看书、聊天，还带了一把小提琴。一天晚饭后，李海鹰也到江边来了，大家知道他原是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小提琴的，就邀请他拉一曲。李海鹰稍微推脱了一下，就拿起了小提琴。他拉的是节奏明快的《新疆之春》，琴声一起，我们就都知道遇上“高手”了。他的有力的揉弦，特别是他的“跳弓”，都使我们感到震惊，真的可以用“震惊”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练了半天，距曲光辉的水平还很遥远，可曲光辉的水平是明显不如李海鹰的，而李海鹰还只是音乐学院附小的学生，那些大学生们和那些专业的演奏家们不知该怎么了得了。一曲拉完，在大家的要求下，李海鹰又拉了一首青海民歌改编的《四季调》。

从那天晚上以后，我们屋里就很少有人再拉小提琴了，我也没再听曲光辉拉过小提琴。

那时有一个传说，说是一个傍晚，一位女知青坐在黑龙江边，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曲唱罢，对岸传来了一阵掌声。这还了得，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而那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逐渐“成长”为我们的头号敌人。我不知这个传说中的女主人公最后的遭遇如何，我甚至不知这事的真伪。也许这事只是作为不计其数的编造的政治故事之一，以教育我们这些年轻的城里人，使我们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已。

1970年时的察哈彦，政治气氛还是很浓厚的，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有。那时，知青们还多是按照班排编制住宿、干活、学习和开会。开会前，大家坐在会场外面唱歌、“拉歌”，可是很少会一起合唱什么歌，往往都是一个班唱完一首歌，另一个班接着唱，有时为了不冷场，还得拉歌。一天晚饭后，开会前，我们坐在青年食堂边上的大锯架的旁边，唱起了阿尔巴尼亚的歌曲《游击队之鹰》：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我们攀登这高高的山岭，那里有我们驻地和营房，我们是游击队之鹰……

唱着，唱着，我们发现，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帮女生合着歌声的节奏和我们一起唱了起来，而且还是用不同声部来合唱的，这让我们感到惊异和兴奋。在我的印象中，男女知青在非正式场合自发的一起唱一首歌，这种事在当时的察哈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在那时的察哈彦，除了几个知青领导，在绝大多数的男女知青之间是界限分明的，相互之间是不讲话的。在我的记忆中，是我们先唱，那些女青年是合着我们唱的；也许在她们的感觉中，是她们先唱，我们合着她们唱；还也许是我们和她们不约而同的一起唱的同一首歌吧！

1970年春天，我们班开始排练男生小组唱《水兵的光荣——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军舰上》，准备5月1日或是5月4日演出。歌曲是描述毛泽东到军舰上，水兵们的激动心情。王道芃是小组唱中无可争议的领唱和主唱，我们都则是合唱或配唱。那组歌的曲调还是挺优美抒情的，特别是一个夜晚站岗的水兵唱的歌，它是这样开始的：“江水在舷边汹涌奔腾，战士的心好像那滔滔的万里长江……”其中开头的“江水”音调非常高又拖的很长，可王道芃真能唱上去，也能拖下来，而且还能唱得好听。不出所料，我们的小组唱很受欢迎。以后，我在电台里听过这首歌的原唱，好像是吕文科演唱的，在我的感觉中，王道芃的音色更饱满更动听。

三

我在黑龙江的八年里，一共回上海探亲三次，每次都能找到一些老唱片，听到许多以前不熟悉的歌曲。

1970年冬天，我们班的人都先后从塔河修铁路工地回到上海。我和王道芃、陶建设是最晚离开塔河的，回上海的路上，我们在天津又呆了几天。陶建设和王道芃比我早几天回到上海。我刚到上海，就听王道芃一个劲儿的在唱“啊……春天来了，春天的主人不负春光好……”这是什么歌？词曲都很好听，我怎么从来没听过，那时王道芃会唱的歌我都熟悉。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一首刘淑芳演唱的郭小川作词巩志伟作曲的《春暖花开》，他才从一张唱片上学来了开头的几句。我立刻找来了唱片听，很快的，我也会唱了。

那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郭小川的诗，即有革命的朝气又显得浪漫奔放，还非常具有想象力。在这首歌的歌词中，同样展示出了这些特点：“……万山丛中种仙桃，大戈壁里探油苗，一生辛苦一生乐，壮丽的前景难画描……”

那时，躲过了文革初期的抄打砸抢后的老唱片又逐渐的浮现了出来，我们又是属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插兄”，自以为见多识广了，所谓的“爹死娘嫁人，谁怕谁啊？”并不那么太害怕别人扣个什么帽子。我们尽力地搜罗一切可以找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唱片：民族音乐，外国古典音乐，合唱的，独唱的。甚至还找来了两张1949年以前的“靡靡之音”。

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真正能吸引我们的唱片并不多。我记得有《欢乐》，那是一首非常欢快好听的中国音乐；陆洪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送你一支玫瑰花》，俞丽拿演奏的小提琴曲《梁祝》等。记得有一次，我在听一张贝多芬的作品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的说，贝多芬的东西不过如此，没什么好听的。我立刻遭到了一个文革以前的高中生的指责：不要对你不懂的东西瞎评论。当场令我无地自容。其实，那人在那时也未必懂得欣赏贝多芬的音乐，可是他不会像我一样傻乎乎的说出来。其实，又有多少人能说自己懂得贝多芬呢？时至今日，我已经不知听过多少遍贝多芬全部的九部交响曲和他的其它的作品了，可是我仍然认为自己并不懂他。

对于那时的我们说来，找一架合格的电唱机也不是一件易事。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使用我家里的一架东欧产的电唱机来放唱片。那架电唱机的外壳是棕黑色的胶木做的，传动的橡皮轮已经磨损了许多，就是我们这些不专业的人都能听出电唱机放出来的音乐走调了。我们就用橡皮膏贴在橡皮轮的外圈或是唱盘的内圈，一遍遍的实验，直到听上去音乐的声调差不太多为止。

男声小合唱印尼歌曲《哎哟，妈妈》，“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面都心怀……”其中有一个男高音不断的用非常柔顺的嗓音唱着“哎哟……哎哟……”令我们陶醉。我们试图学着那种音调来唱这首歌，可惜，无论我们怎样模仿都无法唱得那么柔顺。也许是那时听到的流行在社会上的硬邦邦的歌曲太多了，当我们听到那些曲调悠扬、柔美的歌曲时是那么的喜欢。就像以后的社会上流行的阴柔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又总是不断的在声嘶力竭的吼叫着才像男子汉一样。

1970年底，我们刚回上海探亲时，曲光辉开始拉着一个半大的手风琴，他能拉一些歌曲，他那时的演奏水平足以糊弄我那样的青涩青年了。很快的，他就结识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石正民，我们也通过曲光辉认识了他。石正民的专业是学钢琴，“副业”是学拉手风琴。我看到他时，他总是背着一个他们学校的120个“倍斯”的外国手风琴。有两次，我们到曲光辉家时，有几个女青年和石正民也在他家，他就让我们坐在另一间屋子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听见隔壁房间的声音，其中多是石正民演奏的手风琴声，一次，还有两个女声唱的印尼歌曲《梭罗河》，“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你的光辉历史，我们永不忘记……”歌曲舒缓优美，她们唱的也非常的投入、动听，以后听曲光辉说，唱歌的是朱小强和她妹妹。后来，朱小强成为曲光辉的妻子。

四

1971年春天到秋天，我们在十九站附近的四十公里修公路。那时，我们几十个男人住的宿舍总是闹哄哄的，说话声，打闹声，还有时而响起的歌声。相比之下，女生宿舍显得安静的多。一天晚饭后，女生宿舍突然响起了一阵歌声：“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在那静静的小河旁，长着一棵美丽的白杨，那是我亲爱的故乡……”当时，我坐在厨房的小屋前，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觉得很好听。那首歌有好几段，她们大声的一段接一段的唱着，我们则默默地听着，听完以后，也没有任何表示。那时的察哈彦知青在男女交往方面，显得古板、僵硬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1972年春天，我们在兴华盖供销社的房子。一天晚上，在兴华当公社副书记的迟仁太把曲光辉、曹文达和我一起叫到小学校的教室去唱歌。那里有一架立式的风琴，老迟先是自弹自唱了一首《珊瑚颂》，看来，老迟很喜欢这首歌，我是第二次听他唱这首歌了。接着老迟伴奏，我们也唱了几首歌。然后，老迟又唱了一首苏联民歌《田野静悄悄》：“田野静悄悄，四处没有声响，只有忧郁的歌声，在远处荡漾……”在四周安静的乡村夜晚，在幽幽闪闪的蜡烛光中，老迟的歌声显得格外的凄婉动人。

从兴华回到察哈彦后，我们也想找件乐器为我们的歌唱伴奏。我们知道察哈彦小学校里也有一架风琴，可是放着风琴的那间教室的门一直锁着。我们就趁下午学生不上课的时候，把张纸叠起来从两扇窗户中间插进去，打开教室窗户的插销，然后从窗口爬进去，到教室里一边弹琴一边唱歌。那时，我们已经会唱不少的歌了，有文革以前的老歌，有苏联歌曲，有朝鲜歌曲，当然还有阿尔巴尼亚歌曲。曲光辉那时已经不再弹琴了，而别的人又都不会弹，不过，这也挡不住我们的热情，我们就根据歌曲的节拍摁着多个琴键，反正不就是伴奏吗，还得以我们的歌声为主。一天下午，曹文达、秦建洲和我一起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唱完歌后，他们两个先回宿舍去了，我留在后面关窗户。我关好窗户转过身时，看到刚从三间房转到察哈彦不久的小学老师秦佩佩正朝我走来，我想逃都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秦佩佩走近后，把手里捏着的一把钥匙递给我，对我说：“给你们一把钥匙，以后不要爬窗户了。”我接过钥匙，含糊不清的说了声谢谢，就赶快走开了，可以想见，那时我的神情有多尴尬了。

五

有人说：“男愁唱，女愁哭。”在黑龙江时，我们不仅在忧愁的时候唱歌，在欢乐的时候唱歌，在喜庆的时候唱歌，在悲伤的时候唱歌，在人多的时候唱歌，在人少的时候也唱歌。

在察哈彦时，我们常常需要独自一人走很长的路。在罗家沟打草时，我有时得回生产队办事。从罗家沟到察哈彦大约有二十多里路，单趟需要走两个来小时。当一个人走在山林中时，我总是会唱起歌。唱歌不仅可以驱散我心中的块垒和一路上的孤独，还可以告诉附近的野兽们，我不来捕捉你们，你们也不要来袭击我。虽说是在一路上没有人为我的歌声喝彩，可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因为我的歌声而昏过去，我可以尽情的、肆无忌惮的放声歌唱。我会在唱起我所熟悉的儿童歌曲时，想起我的“幸福的童年”；我会唱起慷慨激扬的革命歌曲，以鼓舞自己；我还会唱起《灯光》和《敖包相会》等爱情歌曲，憧憬着想象中的爱人和爱情。

回上海以后，我常常和曲光辉开玩笑说，他在听了李海鹰拉的小提琴以后就不再拉小提琴了；在听了石正明拉的手风琴之后又不再拉手风琴了。其实，我还应该说的是，无论如何，我和别的一些人还是非常感谢他的琴声给那时的我们带来的欢乐、慰藉与熏陶。

而且，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了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的不专业而羞愧。就像是在我们察哈彦的两百多个知青中，没有出过一个专业的声乐演员，可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歌唱，也没有影响我们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倾入到我们的歌声当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