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夫楼

我，一个没有念过高中也没有上过正规高校的下乡知青，竟然也能拥有高级职称，游走于知识分子队伍之中，这要归功于母校上海中学在三年初中学习期间练就的童子功。

尽管我是普陀区甘泉新村三所小学中唯一考进上海中学初中部的小学毕业生，但与我同一年进入上中的高知家庭出身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相比，我是属于没有开化的一族。部分同学家中拥有的电视机，我连见都没有见过，同学间侃侃而谈的“参考消息”，更是闻所未闻，再加上由于家庭贫寒，营养不足，个子长得很矮，天资又很一般，言语不张不扬、行动不温不火，在踌躇满志、才华横溢的初三（3）班同学圈子中，我是一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色。

也就是说，整整三年的上中寄宿制生活我是懵懵懂懂度过来的。

记得邓小平的女儿曾问过他父亲长征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时，小平同志的回答却是三个字“跟着走”。邓小平的这一“跟”，竟“跟”出来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一个凡夫俗子自然不能与革命家相比，但邓小平的这个“跟”字，用来形容我上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感觉十分贴切。

在上中的三年，我纯粹是“跟着学”的三年。

现在回想起来，在上中“跟着学“后，至少获益了三点，首先是上中为我这个当时未成年的懵懂学子开启了一扇扇科学的窗口，让我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深。

学校每周二下午的校会是我最盼望的，因为这一天下午，叶克平校长几乎都会请当时科学界最著名的人物来做报告，在我脑海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华罗庚、苏步青、林宗棠、陈念贻、蔡祖泉、王林鹤等，这些科学精英生动有趣的报告让我们这些少年学子第一次明白，科学竟是如此的奥妙，如此的精彩，能为科学献身是多么一件有意义的事。王林鹤来校作报告的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仍让我感动不已。王林鹤历经371次试验，成功制造出了当时国家急需的精密高压电桥，是当时享誉全国的工人科学家，这么一位著名人物竟是骑着自行车从很远的市中心赶到上中大礼堂的，当王林鹤汗津津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师生自动起立以雷鸣般的掌声向他致敬。叶克平校长特意申明，学校是准备派轿车去接他的，可王林鹤坚持自己骑自行车过来。王林鹤的行为让我对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人格铭刻在心。

除了校会以外，学校组织的参观活动，也让我跟着受益不浅。上海的吴泾化工厂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国产第一套年产2.5万吨合成氨装置建成不久，学校就组织我们去实地参观，之前只知道家门口里弄加工厂规模的我，第一次领略了现代化企业的规模宏大和生产工艺的精细。1962年江南造船厂建成的万吨水压机是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重型机械，在我国的设备制造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学校及时组织我们进厂参观，原来只能从图片中了解水压机的我们，才知道，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万吨水压机并不在江南造船厂，而是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万吨水压机的规模也比我们的想象要大得多，高达十几层楼的设备，不抬头仰望根本看不到顶。

这些教科书以外的科学报告和参观活动对成年人也许不算什么，可对仅是白纸一张的少年学子来说，有着刻骨铭心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眼界和志向。

在上中“跟着学“的第二点获益是，学会了用科学的思维认识一切。上中学子中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有55人之多，成就如此多的院士，上中的教育自然有她的独到之处。记得当时高中班的一个同学在回答老师提问时，虽然答案正确，仅仅因为理由不对，被老师判为“2分”，不及格。老师问他为什么是这个答案，他回答说，同学们都这么认为的，少数服从多数嘛。老师当场斩钉截铁地严肃批评他说，“在科学上是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此类极端的事，但上中任课老师们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记忆犹新。记得代数、几何老师在辅导我们解数学题时，从不满足于一个答案，总是说，“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其它的解法？”语文老师布置作文题总是强调“文似看山不喜平”，要有新意，要能自圆其说，鼓励同学们用与众不同的素材作文。即使气氛很严肃的政治课，老师也鼓励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当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同学中很流行，但对这首歌的评价同学们分歧很大，有的说是革命的抒情歌曲，有的说是不健康的靡靡之音，但老师不作定论，为活跃同学的思维，鼓励大家展开讨论。上海《青年报》曾经以大幅版面报道过这次讨论。

所谓用科学的思维认识一切，就是要用辩证的方法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盲目的从众心理是不可取的。尽管当时的我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上中有意识的从这一高度来培养教育学生，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跟着学“的第三点获益是，上中全面地知识启蒙，给我打下了坚实的文理基础。叶克平校长生前的一次讲话中专门谈到了上中的基础教育，他说，中小学是基础教育，而基础应该是全面的。在上中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印象中的同班同学中几乎没有偏科的，数理化优秀的，史地文也拔尖。作文名列前茅的，数理化也不弱。哪怕是生物、农基等这些别的初级中学不太重视的学科，上中也花大力气教授。享誉全国的名师顾巧英就是一位生物课教师。

即使音、体、美的知识启蒙，上中也不含糊。大礼堂的每周两场电影（其中一场要付费）让我过足了看电影的瘾；日本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率领中国女排在学校体育馆的魔鬼训练，让我紧张得热血沸腾；北京航空学院（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师生来校的无人飞机表演，让我有了制造无人飞机的欲望（虽然后来连八字也没画上一撇）；曹鹏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来校的教学演出，让我第一次领略了交响音乐的魅力……

本文中我始终强调“跟着学”的目的，在于，我当时在上中学习态度并不自觉，只要有空就与同学们下棋打闹，由于父亲早就病故，家人对我的学习也从不过问，所以我既没有好好学习的动力也没有成名成家的压力。学习上我除了老老实实按照学校的要求完成学业，认认真真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之外，没有任何分外的努力，而当时同班同学中给自己的学业开小灶的不在少数。

而就是这样不自觉的“跟着学”态度，上中“飞跃龙门”的精神愣是在我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上中严格而又开放的施教体系愣是把我这个智商很一般的寒门学子培养成了能力不输给大多数同龄人的社会有用之人。

记得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务农时，我任职过连队统计，当其它连队统计员用算盘来预测农作物的亩产和总产时，而我仅用一把计算尺就能迅速搞定。因为我在初三就跟着学会了使用计算尺。别的学校则要到高中才学。

大批知青回沪后，我在国有企业当设备维修工人，不经培训，我就能制出一手漂亮的机配件三面视图，不用说，这也是在初三的制图课上跟着学的善果，而别校的初中是不设制图课的。

由于天生体弱，在体育运动项目的竞技中，与同龄人相比我历来是垫底的。然而，我的游泳技术却还可以，游个一、二百米没有问题，这让上中以外的同龄朋友跌破了眼镜，“你，一个风吹就倒的白面书生，还会游泳？”上中的初二年级曾搞过一次游泳夏令营，学校将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玩过水的旱鸭子赶到高桥海滨训练了一星期，硬是让我这个菜鸟跟着学会了游泳。上中打下的游泳童子功，比学业上的童子功更让我引以为傲。

由于历史原因，老三届的同学大都经历坎坷，但我所有的上中同学几乎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结出了硕果，上中的教育的确功不可没。

2015年10月17日是上海市上海中学建校150周年庆典，故撰此文，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