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胡同

我是在北京胡同里出生，胡同中长大的50后，因而对胡同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现在可能是岁数大了，经常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总想写点什么。其实写胡同的故事，我是最没资格说话的人，我家早年住的是独门独院，从3岁到12岁我一直是上寄宿制学校，一星期最多在家中住一天。所以，童年记忆对胡同、大杂院里的生活，感受不是很深，但我还是愿意把记忆中的那几条胡同，写下来供朋友分享，特别是给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

小时候，我家住西直门内马厢西巷胡同，“西巷”文革前叫“西党家胡同”，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听母亲讲，解放前有半条胡同房子都是祖上的，以后外祖父去世，外祖母断不了吸大烟，生活来源全靠卖房子维持。49年解放后，国家没收了200多间房子。

5岁时，印象最深的是南桦皮厂胡同。每周一早上母亲上班前，会叫一辆人力三轮车，我和弟弟坐这辆人力车去幼儿园。母亲给车夫5角钱，他会沿南桦皮厂最北头往南骑，一直送我们到“白塔寺”附近的福绥镜胡同，部机关的幼儿园就在北京第二聋哑学校北边。还记得那年正兴起“除四害、打麻雀”的运动，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看见人们站在房屋顶上不停地喊叫，手中挥舞衣服，敲打破盆铁板，竹杆乱舞，喊声震天，麻雀惊飞，无地可落，眼见着一只只麻雀由于过度疲劳，坠地而亡。这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场景，那年，可能是1958年。

上小学时，寒暑假期间，我可以自己去副食店买东西了。从我家西巷穿过东巷胡同再到北草厂胡同那有个副食商店，在那都可以买到各种生活必须品。北京的胡同是百姓生活的依托，居民生息活动的场所，这里蕴含着浓郁的文化生活气息。我对北草厂胡同印象最深的是，副食店旁住着一个半边脸长着大瘤子的女人，瘤子有小孩子头那么大。刚开始看到她时还不是太害怕，那瘤子长得特别快，快到腰间了，一侧的眼睛在鼻子位置，半边嘴拉得很长，每次看到她时，我的心脏会跳得特别快。

1966年文革开始，我家的房第二次交公。2间东屋变成了“马厢小学”老师的单身宿舍。那时母亲比老师们大不了几岁，关系处得还不错，文革期间老师晚上经常带我去学校看电视，我才知道原来前桃园胡同还有一所“马厢小学”，我家附近的孩子很多在这所学校上学。一条胡同住了十多年，西巷胡同里的小朋友竟然不知7号院还有二个孩子。文革期间我认识了许多胡同里的孩子，他们常带我和弟弟去北城墙放风筝。西直门北城墙角下还很荒凉，城墙有一个大缺口，来往的行人、车辆不必绕道走城门洞，从这缺口可以直接通过，因此北风吹来，由于没有城墙的阻挡而形成了一个大风口。这里没有电线杆，城墙外面是护城河和一条铁道，站在半高的城墙上放风筝，真是绝佳的场地。

我家这条胡同是条死胡同，在胡同底有一个肉食加工厂，每天送货的大卡车在胡同内川流不息。肉食厂做香肠、小肚和罐头，空气中常常飘来一股股肉香味，当然也会有臭味。记得文革时，我家养了一只小花猫，它夜里常常偷偷跑到工厂吃扔掉的骨头。有一年，它生了4只小猫眯。一天夜里它在我枕边叫，声音很特别，我打开灯，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它到厂里偷吃东西时不小心掉油锅里了，满身黑乎乎的活像一只油耗子。床上的被子、褥子、床单弄得到处都是油。

“西巷”这条死胡同，每天不光有大货车。我家7号，隔壁5号是“新闻电影制片厂宿舍”。文革期间，每天都会有轿车接送专给毛主席拍照的那位女记者。（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无论这条胡同有多么嘈杂，我都会在很远的地方，就辨别出母亲那辆快要散架的自行车声。

文革期间没有上学，在家呆了二年。1968年我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初中我被分配到新开胡同的“新十中”上学，母亲说她曾经也在这所学校读书，那时叫“胜新女中”。每天早上我与同学们步行到校，大约要20分钟。后来，我又知道了许多胡同的名字：穿堂门胡同、酱房大院、前英房胡同、后英房胡同、葡萄院、石碑大院胡同、黑塔寺胡同、五根檩胡同、中教场胡同、高井胡同、时刻亮胡同等等。

如今，这些老胡同和老房子大多已不在了，只剩下桦皮厂大街和西校场大街的街名了。此段清代初属正黄、正红两旗炮厂所在地，泛称炮局。清末形成道路，称新开路。1911年为区别新街口建的新开路，此地称西新开路，1965年与西南侧的西直门北顺城街合并，统称西直门北顺城街，使胡同沿着西直门北城墙形成“厂”字型胡同，即现在的西直门北二环路的弯曲地带。1965年拆除西直门城墙，胡同北部成为地铁工程。1981年建德胜门北大街后，仅剩下原新开路一段。2000年建玉桃园小区，胡同全部被拆，在胡同西端还剩下700多户居民。

现在“玉桃园小区”位于西直门立交桥的东北角，拆除西直门北顺城街等18条旧街巷建起新小区，小区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36.5万平方米，由34栋六层楼组成。小区内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

2007年我把回迁“玉桃园小区”的楼房卖了，从此彻底告别了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但是，这里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每次乘车经过此地时，我必会向北张望，想看看家门口那颗老槐树，看看还没拆掉的老房子，看看那心中久远的影子，还有那永远伴随我的思念！

我家的葡萄树

早年间住平房时，我家院子里有棵葡萄树，它比我的年龄还长。葡萄根部有手臂粗，枝条也有近8米长。进我家大门正面是影壁，左拐进旁门是个细长形的院落，这葡萄藤爬满了整个院子的上方。

春天万物复苏，一家人开始劳动。把埋在地下葡萄藤上面的草帘掀开、把倒了一冬天的煤灰渣运走、把捆绑了一冬天的葡萄枝条打开、支上梯子把葡萄枝条绑到葡萄架上，然后浇足了水一直到枝头的末梢滴水珠为止。过几天，小嫩芽出来了慢慢变成绿色的小叶子，春雨过后，小叶子逐渐变成巴掌那么大的叶子，然后一串串葡萄花开，吸引了许多蜜蜂采蜜。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我就是到院子里抬头看葡萄树的变化。置身于这种万物吐翠春意盎然环境中，一家人的心情格外的放松和愉快！

夏天正值学生放暑假。小院的葡萄叶子长得更茂盛了，郁郁葱葱的像一个绿色大凉棚。北京80年代以前没有电风扇，正午太阳照在葡萄架上透过几缕星点金光，葡萄架底下缕缕微风吹来，午饭餐桌摆放在葡萄架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一点不会觉得热。有时饭吃到一半，葡萄树上会掉一些虫子屎，大家放下筷子开始找虫子。葡萄树上的肉虫与树叶一个颜色很隐蔽，虫子有人的中指那么粗长，有一年我家的葡萄树下埋了一只死猫，那年葡萄结了有近百串，绿色的珍珠挂满了葡萄架。但那时我不知道我家的葡萄是什么品种？多少年后买葡萄时才知道它叫“巨峰”。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巨峰”这个品种特点是珠大肉厚口味酸甜，最大的葡萄串有好几斤重。葡萄从小逐渐变成大，葡萄的颜色由绿色变成暗红色，长得又大又圆，晶莹透明像玛瑙似的。快变紫的葡萄会引来一些马蜂，被马蜂叮咬过的葡萄珠会烂掉，现在才明白果园的园丁为什么会给水果包纸袋。“巨峰”属于晚熟品种，成熟期在8月底到9月初期间。每年我家剪葡萄都会选择星期日休息时间，院子里放几个大洗衣盆，一个人剪葡萄、一个人扶梯子、一个人往盆里码放葡萄。剪葡萄也是技术活，有的葡萄长的太丰满没有下剪子的缝隙，就要想办法折断枝条。收获葡萄节省了家中的一些开支，也给我们身体补充了大量的维生素，母亲会留下一些葡萄送给亲朋好友！

冬天快到了，一阵寒风把葡萄树的黄叶子一片片地从树上吹了下来，黄叶子像一只只黄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随风飘动。葡萄架上变得光秃秃的，只剩下横七竖八的枝条。每年到了这时候，一家人再次劳动，给葡萄剪枝，剪主枝条分岔处保留三个结。然后把葡萄枝条捆绑盘成一个圆，用草帘子盖上压上石头培上土，准备过冬。

1980年我们一家人搬进了楼房，平房没住人了，葡萄架也就没人打理了。这棵葡萄树冬天没做保温，春天它却神奇的发芽了，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从此以后，索性每年入冬就不理它了。1995年我家平房处被拆迁，那棵葡萄树瞬间被轰轰的挖掘机刨了。当真几十年培育的葡萄树像似有生命，它那无隐约的“哭”声，让我家每个人的心里痛的咯吱作响。童年的快乐带走了，凉爽甜蜜的葡萄没有了、一家人一起劳动的快乐湮灭了，丰收的喜悦成为怀念！那棵老葡萄树伴随了我家风风雨雨几十年，后来不论我们怎么对待它，它总坚强的承受，并且每年都会产不少的葡萄！

现在老了想起这棵老葡萄树，才知道它给予了我们一家人的感情，并带给我们快乐与幸福！失去的永远回不来了，只有用文字来纪念它吧！

我家的老挂钟

我家这老挂钟不知多大岁数了？从我记事起，它就挂在家中墙的中央。老挂钟棕色、硬实木、挂钟的门上镶着一块玻璃，表盘中间两侧有两个小眼儿，半个月左右用钥匙插入小眼儿上一次弦。表盘6点钟上方有一个“美”字，表盘表面有许多圆划痕，那是拨动指针时指甲划的。钟摆上边有一个挂勾，摆下边有一根长长的针，摆动时会发出“咔哒，咔哒”的有节奏的响声。

想起小时候一个人在家害怕时，它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奏响那浑厚带有余音的钟声来安抚我。只要看见了它，心中总会溢出满满的深情。钟声在我的记忆里是如此的清晰，钟声也给我的儿时带来了欢乐。它见证了一个特殊的年代，见证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变迁。

1980年我们家搬进了楼房，更换了崭新的家具，生活条件改善了。电子表、液晶表、时间掌握和浏览尽在唾手之间。虽然老挂钟和现代的室内家具形成了强大的反差，显得不那么协调。但家中仍保留着这座老式的旧挂钟，这老挂钟周而复始不知疲倦地工作，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它老了，成了摆设失去了功能。人们再也不用去上弦，听那铛铛的钟声了，悠远的钟声成为儿时的记忆。

母亲晚年得到“老年痴呆症”，她认为挂钟沉默了，我们长大了，挂钟失去功能再没人注意了。母亲于是把存折和钱放在挂钟里面，当成了自己的保险柜。有一天，回收旧家电的人到家里来，一眼盯住了墙上的老挂钟，问母亲卖不卖，母亲说不卖。母亲去世前不久，突然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存折丢了，找遍了家里所有抽屉都没有。我并不知道母亲的存折放在哪，只好办理了挂失，拿着母亲身份证到开户银行重新办理存折。

母亲病危期间，我到母亲的家里拿东西，一眼看见那老挂钟歪歪的吊在墙上，似乎要向我诉说着什么？我登上椅子去扶正，看见丢失的存折躺在钟摆下面。

那老挂钟现在可能有100多岁了。它曾像一匹老黄牛，不停地摆动，没有怨言，没有休息，秒秒转动，时时报点，天天循环、走得稳准。然而它已老了，老到连母亲也忘记它了。每当想起童年的生活，想起我亲爱的母亲！我分明感觉到它的呼唤！

(作者系下乡到黑龙江兵团的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