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查询有关1966年大串联的资料时，无意中在“乌有之乡”看到了若干份“文革”初的传单，其中有涉及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内容。

其一：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后通谍社会青年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现在我们红卫兵已经向四旧发起猛攻了，革命已经革到你们头上了。

过去，在旧市委的纵容下，你们这群白吃人民饭、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们。贪图安逸、享受，到处为非作歹，扰乱治安，干尽了坏事，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是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绝不能容忍的，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齐向你们投过去，把你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打个落花流水，打个稀巴烂，绝不留情。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你们的老子今天被人民专政了，跟他们一样作威作福当老爷是办不到了！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的就叫你彻底完蛋。

现在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广大的工农兵中去，彻底改造，彻底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否则，下一步棋怎么走，就由不得你们了。

最后，勒令你们在72小时之内到劳动局

报到，上山下乡不得违令。

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坚决革你们的命！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掉！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其二：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二十六中）红卫兵（卫旗）发出《破旧立新一百例》。其中有这样两条：

53.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

54.今后凡不服从国家分配者，派出所一律不许给在市内找工作，让他们去边疆。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脑海深处还是留存着些许记忆的，尤其是《破旧立新一百例》，当年一度洛阳纸贵，它由北京流传到上海以后被广为翻印散发，我所在的中学位于淮海路闹市，陆续收到过不少辗转翻印的版本。

当时未能考取高中、大学而留在家里的，都被称为“社会青年”，就连里弄里的顽皮孩童也常常成群结伙高唱“儿歌”来羞辱他们，足见“社会青年”低人一等。随着我们逐步懂事，慢慢知道了那些“社会青年”的来历与背景。虽然“文革”前我在《青年报》上看到过在新疆的“支边青年”受到领导人接见的感人报道，但留下的印象是，那些“社会青年”多是敢于与“反动家庭”决裂的榜样。当然，邻居之间流传的“社会青年”到新疆后的遭遇，是不敢公开传播的，只能窃窃私语。正因当时没有强制性地上山下乡，许多“社会青年”因有“反动老子”的家庭背景而无法上学，留在城里就业又“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到文革爆发后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在“修正主义”的“旧市委纵容下”成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以至于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上山下乡。于是，就有了“命令你们”、“勒令你们”这样的口吻，把“社会青年”当成了“准阶级敌人”，那份“最后通牒”真实地折射出当时的阶级路线以及相应的社会心理。

到1966年国庆节以后，“造反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就有各种“支边、下乡人员”，还成立了全市性甚至号称全国性的造反组织，具体诉求就是要求回城。然而，“一月革命”时，上述活动被列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相关的造反组织也被取缔。

自古以来就有流放发配的惩戒刑律，五十年代以来仍然有把“坏人”“罪犯”押解到外地、边疆、农村去改造的做法，就连偏僻山区的农民都认为下放到村里来的城里人没有好人。因此，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就业困难而推出的上山下乡政策，就在实际执行中出现向“社会青年”倾斜的现象与后果。

如今在研究“上山下乡史”的过程中，不少人力主把“文革”前后联系起来，而不要局限于“文革”时期。这样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文革”时期采用了强制性的运动方式，这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是，二者也不能割裂开来。上述“文革”初期出现的“红卫兵讨伐社会青年、勒令上山下乡”的“檄文”，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