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五十年的记忆
徐其宝是1957年12月下放皖南山区的上海知青，50年过去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上海时的门牌号码：榆林区周家嘴路1614弄39号，那是上海的棚户区。
1957年12月29日下午，上海十六铺码头，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紧靠着码头的江华轮上，横挂着“向献身祖国农业建设的优秀儿女致敬”的巨幅标语。上海市委、市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及数以千计的亲朋好友为他们送行。广播一遍又一遍放送着，“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一首《共青团员之歌》动人心弦。1000多名知青登上江华轮，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奔赴皖南。
江华轮到达芜湖后，知青们便迅速转车至各县。1958年1月1日，徐其宝与200多名同学一起，到达旌德。1月4日，旌德为上海知青奔赴各农业社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那时的旌德，无论农业还是工业都很落后，农业亩产量只有300—500斤，工业上仅有一个淀粉厂，全县只有一条通到芜湖的公路。同船来的同学，被分散在各处，一个村落常常只有一个人，山高路远，农活繁重，彼此很难来往。半年后，他们中的多数都被县里抽调分配到工业、教育和财贸战线。
绩溪第一位广播员
四十多年前，如果你走在绩溪的乡间，村头高高的线杆上，挂着一只大喇叭，你会听到一个很柔美的声音在播报新闻，她就是余勇茹，仔细听一听，会发现这位播音员的口音里略带一些上海味道。她是绩溪县历史上第一位播音员。
眼前的余勇茹，已至古稀之年，面容精心修饰过，语言温婉，笑意盈盈,50年身处偏远深山，仍然改不了上海入特有的细心和精致。
余勇茹是个看似柔弱实则具有极强韧性的人，“就像一枝杨柳，乍看弱不禁风，但只要有水，随便插到哪里都可以成活。”正是这样的个性，让一个成长于繁华都市的女孩毅然抛却故土，扎根山区，生活得摇曳多姿：
1957年的高考，对余勇茹来说，是生命的一次拐点。那一年考试人数爆增，一向优秀的她竟然在考试中失利了。这让自尊心极强的余勇茹产生了逃离的念头。恰逢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于是偷偷报了名,余勇茹是母亲眼里既聪明又乖巧的孩子，母亲强烈反对。但她执意要走。母亲是里弄干部，见此情景，也不好再反对。
乘江华轮从芜湖下船，再坐卡车到绩溪，同伴越来越少，出发时的1000多人到达这里只剩下87人了，余勇茹被分在尚田乡大谷村。那一天，队长来接她，行李全被队长扛在肩头，余勇茹只是空着手跟在后面。尽管如此，对于一个从未走过山路的年轻女孩来说，这是一辈子从未经受过的磨砺。“好远的山路，好高的山哪！翻过一岭还有一岭，重重叠叠似乎永无尽头。”从上午一直爬到下午，等爬到最高的一座岭上时，余勇茹实在爬不动了，坐在那里一边喘息一边大哭。春节期间，上海慰问团来皖南，有两名家属代表，其中一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县里打电话到乡里，然后派人通知她，余勇茹激动万分，翻山越岭赶到县城，看到父亲。父女俩抱头痛哭，相对无言。
瘦弱文静的余勇茹，很讨人喜欢，乡亲们体谅她，尽量只让她做最轻的农活，但是对于一个连基本农具都不认识的城市女孩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开始。修水利挑不动塘泥。村里便安排她去喂桑蚕，夜里值班，要把桑叶切细喂小蚕，常常一不小心就把手切破了。几个月锻炼下来，余勇茹也能挑着行李走几十里山路了。“那时不觉得很苦，内心充满着热情，既然选择了当农民就要鼓足勇气走下去，再加上皖南优美的风景和淳朴的民风，也足以转移思乡之情。”
1958年5月，绩溪县成立广播站，每天人们都可以听到她的甜美的声音。“那时候的广播不像现在这样子，有很先进的设备。刚成立的广播站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站长，一个管设备（需要手摇发动机器），我这个和播音员。中央广播电台的肉容需要转播，每天上午8～11点，3个小时播报新闻，每句话重复三次，要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上午从来不敢喝水，不能上厕所。整理后，晚上再向全县播出。很紧张啊！常常做梦，梦见在一个很闷的小房间里播新闻，稿纸上的字写得乱七八糟看不清楚……”
尽管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余勇茹还是做得很出色，以致几乎到了无人可以替代的地步。1965年，有个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可是因为没有广播员替岗，只好放弃了。当上广播员后，余勇茹还是喜欢下乡，有时候会带上录音机，到乡间录下人的声音、鸟的声音、劳动的声音……“回去后编辑成节目。那些年走遍了绩溪的山山水水，春日浓浓的茶香，夏天凉爽的溪水，秋日累累的果实，冬天大雪满山，让我永远都无法忘怀！”
余勇茹的先生本是南京人，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分配在武汉体院，因为她在绩溪，竟然抛弃武汉的工作，也来到绩溪。“我们都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先生说这里山美水美人美，比大城市要好多了。”她的两个儿子也不愿意离开皖南，虽然按照政策，有一个孩子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但孩子们都说，皖南很好，爸爸妈妈都在这里生活，不愿意到上海去。余勇茹甚至和兄弟姐妹商量后，把父母的坟墓也迁到了绩溪。
现在的余勇茹虽然饮食习惯仍然喜欢清淡，做菜会放糖，但也能烧出比较拿手的徽菜，比如干笋烧肉、油豆腐、绩溪一品锅……
采访结束时，我忍不住提了个问题，这50年有没有后悔过，想过要离开绩溪。余勇茹微笑着摇摇头，毫不犹豫地说：“从没有。”
皖南哎，我的家乡
哎……山里青山弯里弯哎，弯弯曲曲水流长哎，满山茶叶满山粮，皖南哎，我的家乡啊。
皖南是个好地方，鱼米之乡美名扬，自从来了共产党，穷人才把身翻；
皖南是个好地方，革命的事迹说不完，当年英勇的新四军，出没在深山；
皖南是个好地方，人民公社放光芒。集体经济力量大，荒山变青山；
皖南是个好地方，如今我回到我的家乡，立志做个好社员，建设我家乡哎。
——《皖南哎，我的家乡》
黄有圣／词曲
这首太平和旌德的民歌，词曲作者均为黄有圣。但作者并非皖南人，而是一位从上海下放至皖南的知青。
50年前，黄有圣高中毕业，由于出身地主，在城市很难找到工作，家里孩子众多，生活也比较艰难，黄有圣决定离开家庭独立生活。1957年，他来到偏僻小县旌德，一头扎进了下门头村当农民。当地的民风淳朴让他感觉到心情舒畅，没有人在意他的地主出身，村民都亲切称呼他为“上海大学生”。尤其是队长一家，拿他当自己的孩子对待，每天亲自带他去修水库、挑塘泥、下田劳动。
1958年4月22日，正是开秧节，村民们聚集在水田边放爆竹，以祈祷这一年会有好收成。鞭炮声里，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因为黄有圣文化较高，懂俄语，县里决定调他到芜湖地区工交部学工业。一个月后，又被送到安徽工业专科学校，学习氮肥制造专业。
从“地富子女”到农民，再变成工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黄有圣的人生只有在皖南才能获得这种机遇。1959年，国庆十周年，为了游行需要，黄有圣大着胆子用油画的风格画了很大幅的宣传画，获得好评，于是被调到工会任宣传干事。这段时期，黄有圣边工作，边上皖南大学的夜校，每天晚上他都要从化肥厂穿过清弋江步行4公里到学校上课，四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在黄有圣的内心，对皖南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我的家乡在浙江浦江，同属新安江水系，那里的建筑与徽州的很像，高高的马头墙，青色的蝴蝶瓦，来到皖南我就像是回到了故乡，毫无陌生之感”。
1964年10月，黄有圣根据太平和旌德民歌写出《皖南哎，我的家乡》，悠扬的旋律唱出了他对皖南深厚的情感。后来，这支曲子参加安徽省业余文艺汇演，获优秀创作奖，并被选人“上海之春”音乐会安徽省展演作品。
文革结束后，1979年，芜湖文联恢复，把黄有圣调过从事摄影、音乐、美术、舞蹈方面的工作。从此黄有圣的爱好专长可以尽情发挥，成为颇有名气的摄影家，作品曾在19届全国摄影展上获铜奖。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四十周年时，授予他“对中国摄影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奖杯。50年来他写了500多首歌曲，大部分都是从皖南民歌里汲取的灵感，去年辑成《飞越时空的旋律》公开出版。
“人的一生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的一生虽然曲曲折折，但比起那些下放后一蜚子呆在农村的，我是幸运的，家庭幸福，身体健康，能做自己爱好的事情。人的一辈子，没有比这更好的，所以，我很感谢皖南，给了我自由成长的空间。”
夫妻知青师海无涯
每天，在旌德穿城而过的徽水河畔，你常可以看到一对老人在河边漫步，两人谈话的语言显然不是本地土语。但是，两人一路走来，却有许多人熟悉他们，纷纷向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这两位老人是旌德的老教师姚茂森和赵云珠，都是上海知青，50年前下放至旌德，便把自己的一生都付予了这片纯净山水。
徽水河桥头有个小摊子，摊主的招牌项目是腌菜饼，那是姚老师最钟情的早点之一。“旌德的腌菜饼最好吃了，尤其干香椿饼子，炕得薄薄黄黄的，味道香得不得了。”每次夫妻俩去上海看望女儿，都会带上一些腌菜饼作为礼物。
离河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民居，弯弯拐拐的巷子走进去，路边都是些漂亮的二层小楼。姚茂森也有这样一幢，从大门走进去，整齐的院子里，除了花草外，还种了许多菜，有小白菜、葱蒜、菠菜……旁边的笼子里还养着两只土鸡。闲暇时光，姚老师会和妻子一起伺弄小菜园，浇水、种菜这些习惯还是50年前在山村里插队时保留下来的。
“这样惬意的生活在上海是很难想象的，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只花了40万，到上海的话恐怕要好几百万吧！高楼大厦已经住不习惯了，每次去上海在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就会想念旌德，还是在这里自在，风景好，空气新鲜，熟人也多。”
姚赵两人同是1957年下放至旌德的，但两人之前却互不相识。赵云珠是第一批知青，姚茂森因为母亲反对，晚一个月后才来到。两人在农村劳动7个月后，便分别被安排至学校教书，因为教学交流的关系，慢慢熟悉起来，最后喜结连理。刚来时饮食不习惯，语言也不通，我们说上海话，当地人说旌德话，再夹杂一些乡音浓重的普通话，闹过很多笑话。”
赵老师父母在香港，他在“文革”时没受到什么迫害。但姚茂森的工作却屡屡调动，从最初的旌德中学到华坦初级中学，再到新桥小学、板桥中心小学、篁嘉完小、板桥初级中学，又到旌阳一小、旌阳二小……四十年教学生涯，培养的弟子不计其数。
在旌德，像姚茂森与赵云珠这样的上海知青，很多人都成为了教师。与姚茂森一同工作的同学，全国优秀教师、归侨先进工作者沈泰然老师，已经去世，他的事迹曾经用了很大篇幅刊登在1988年9月的《安徽日报》一版上。沈老师是马来西亚归侨，1957年来到旌德县兴隆乡。在他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把农民子弟的教育当作己任，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当他患肝癌去世后，有人题写了一幅挽联：三十春秋，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堪称教坛赤子；一朝永别，黄泉隔路，高风安仰，痛失挚友良师。这是对沈老师的真实写照，也是全体上海知青心中无言的歌。
50年转瞬飞逝，扎根山村的热血、远离故士的孤独已随时光消散，这些曾经的青年，随便挑一个，放在当前的环境里，都是称得上先进典范的，都是可以“感动中国”的。
痴心不改徽州梦
提起杨烨的名字，在歙县几乎是家喻户晓，50年代上海来的下放知青，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杨烨的办公室里，墙上贴着两幅地图，一幅是全国地图，一幅是新版的上海地图，另一侧的报架上，挂着《解放日报》。
杨烨的心中，对徽州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童年上地理课，老师讲到黄山天都峰、胡开文“金不换”和教育家陶行知，使他对那片土地充满向往之情。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情愫，让他若干年后，毅然离开家乡，告别心爱的人，来到偏僻的皖南山区。
“上海有我童年的故事，有我的父母亲朋，坦率地说，上海还有我青梅竹马的女友。但是我仍然来了，带着纯真的梦幻，像保尔·柯察金话别冬妮亚，离开秀波多夫卡，献身人类崇高的事业；如觉慧冲破家庭重门，迎三峡清风，开始了人生的征程……”
1957年12月，杨烨瞒着父母，悄悄报名去皖南当农民。“我们不要报酬，只想奉献，到皖南的山沟沟里，当一个普通的农民。”那一天，母亲躲在门边哭泣，父亲雇了辆三轮车，将杨烨送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强忍着离别之痛勉励他：“去了，就好好干，常来信！”就在轮船刚刚驶出时，他同窗九载的一位女同学，提着一网兜水果匆匆赶来送别。看着她在大上海外滩高楼的映托下，挥着手绢，向自己频频招手，杨烨忍不住流下热泪。
痴心不改新安梦，恋情长歌徽州风。1966年，杨烨曾回上海与同学相聚，骑车上街买酒，恍惚间耳边传来女友的呼唤，一个失神，车倒人翻，酒洒了一地。女友亲昵地帮他扶正自行车，替他拍去身上的污渍，安慰他。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女友大学毕业的时候，而杨烨已是皖南山区一名小学教师，每日辛勤育人，笔耕不辍。那次相见令杨烨感慨不已，但是他并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爱情和徽州，两相抉择，我仍痴心在徽州。”
当时，他在因盆景闻名的卖花渔村任教师。“这里花团锦簇，落英缤纷，山溪淙淙，鸟啼蝶舞，好一座世外桃源！”可是，四周都是重重叠叠的山峰，交通与通讯极为不便。杨烨喜欢读书，每周三次，放学以后，他都会翻五里山路，到邻村去取书刊信函。“领了邮件返回深山小学，我在山巅松林之间的弯弯小路上气喘吁吁地奔跑，此时一轮皎洁的月亮，透过小松林的隙缝，洒下静谧的银辉，我踩着铺满柔软松针的月光，曲不成调自在哼，月下地上独一人，好不自在！”
1974年冬，杨烨的父亲因公去世，经过亲戚朋友多方努力，他可以受照顾调回上海。那时候，杨烨犹豫不决，回上海，可以有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是在徽州，又有他的事业和学生，还有他深爱的青山绿水。最后，他收到一位徽州朋友的来信：“杨老师，知你父亲去世，我们同样悲痛，随信寄来几朵小花，是上山采摘的，寄托我们对你父亲的哀悼，感谢他老人家给了我们一位上海来的老师……”收到这封信，让杨烨下定决心，留在皖南。
50年中，杨烨在徽州大地，当过农民、山村老师、乡镇干部，后来开始文艺创作，写出了60万字的诗歌、戏剧和散文。在杨烨的心中，孕育他长大的是滔滔黄浦江，但哺育他成人的，是清清的新安水。就像他在《梦留练江不思归》中写的：“歙县有条练江水，长桥似虹枕波睡，站在桥上扶栏望，古人邀我喜相会：李白星夜举酒杯，惊叹沙渚月色碎：渐江收来做画稿，浓墨淡彩巨笔挥，画得树更翠、花更艳、水更柔、人更美，梦留练江不思归……”
五十年青春献皖南
上海知青唐志刚退休前在县人事局工作，我们开着一辆吉普前往他当年下放的村落。山间的公路修得很好，直达村里。远山近林都是隆冬景象，因为突然降温的缘故，地面蒙上厚厚一层白霜，与前一天相比，空气仿佛一下子被冷冻了，刚走出城区，寒冷的感觉便扑天盖地而来。
但是唐却很激动，看着车窗外一闪而逝的景色，很热情地向我介绍其间的细节。“50年前可不是这样子，我们从芜湖下船，然后坐汽车，是那种烧木炭来提供动力的车。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山间是狭窄的黄土砂石路面，还好来往车辆极少，不用担心会碰车：经过一天跋涉，到达旌德时，一路扬起的灰尘把头发都变成灰白色了。
200多名知青挤着地铺在县城住了一夜，就迅速被分派至各个村落。唐被下放在桥亭乡汤村，距县城有10多公里山路。面对这个从大城市来到山村的热情小伙子，前来迎接的大队长汤五东扛起他的行李，唐志刚跟在后面，走了两个多小时。
我笑着问唐，五十年前看到的景色与眼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唐爽朗地笑起来，“那时候年轻，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因为是立志要扎根农村的，所以一路都很激动。”
车子开进村里，像多数皖南村落一样，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有村妇正在溪边摘洗大白菜。唐跳下车，直奔其中的一家农户，大声喊：“良英嫂！良英嫂！”许久没人应声。
呼喊了很久，有位老人从河对岸走了过来。唐志刚赶紧迎了上去，老人这才发现，紧紧握着唐的双手，邀我们到家里喝茶去。“我刚到汤村来时，良英嫂一家就很照顾我，冷了给我拿被絮，饿了给我送吃的。后来，我的几个小孩子出生，没有奶水吃，都是良英嫂亲自磨了米粉送到家里去，给孩子熬粥喝。”因为这层关系，唐志刚心怀感激，每年都会到汤村来看望良英嫂。1969年国庆期间，还特地带她到上海参观，从没出过远门的老人还记得那次经历：“到上海，住了七八天，哪都看过了，南京路、外滩、黄浦江、城隍庙……”
唐带我们去寻找曾经住过的另一个家庭，找了半天，才发现被许多新房包围的老房子，房主妈妈看了唐志刚半天，才认出：原来是唐志刚啊！然后笑着说，就是把我们的麦苗当成韭菜的那个上海小伙子。
唐志刚天性热情、肯于，给汤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0年前刚到村里，第二天就赤脚跳进池塘挖塘泥，村里人瞧他细细瘦瘦的，担心他干不了。唐志刚鼓足一股劲，一直到肩头磨破都不肯停手，至今肩头仍然有当年劳动留下来的一个硬块。
唐志刚的老伴戴重贞也是上海知青。为了组织这次上山下乡50周年聚会，唐每晚都睡不好觉。因为有高血压，老伴特地用小杯装了白开水拿了药送过来。
“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短暂，但对人的一生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我们把50年的汗水洒在旌德土地上，我们把50年的青春献给了旌德城乡。抚今忆昔，当年血气方刚的姑娘、小伙子，如今已是年满古稀，两鬓飞霜。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现在我们的第二代大多已扎根在皖南大地上，第三代已经成了土生土长的皖南人。”晚宴上，已至古稀之年的唐志刚感叹不己，但是他却并不后悔，因为他在这里已经盘根错节、枝枝蔓蔓，长成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森林。
（作者系插队安徽蒙城的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