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龙（右2）与贝先生（右1）1980年在学术研讨会上

人生如梦，转眼就是一个“甲子”。在步入暮年之际，年轻人总爱问我是怎样领悟人生的。回首往事，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能与老一辈科学家贝时璋先生短暂共事是我最难忘的时光之一，也是我人生的荣幸。老先生那种为民族复兴，追求科学之梦的敬业精神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动荡的“文革”，奏响了新时代的序曲。这一年，我也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到了北京，结束了知青生涯。不久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有幸参加了“细胞重建”课题组。在人生发生巨大转折之际，我遇到了贝时璋老先生。

贝时璋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是我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和开拓者。德国土滨根大学先后4次授予他博士学位，中国国家天文台将36015号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由他创立的“细胞重建学说”，为人类探讨生命起源这一重大科学命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贝先生身材不高，七十六岁高龄仍一头黑发，给人以智慧和健康向上的力量。他生活简朴，为人谦虚，工作敬业，集中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贝时璋先生在家中辞世，享年107岁。

1979年的盛夏，“细胞重建”课题研究正处在关键时期，全课题组上下都在为不久将要召开的全国“细胞重建”学术研讨会没日没夜紧张忙碌着。尽管用生化和电镜等方法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数据和照片，但如果用光学倒置显微镜直接观察、记录下生物样品在组织培养中的发展过程，那将对“细胞重建”理论提供更加直接的证明。

用倒置光学显微镜照相和缩时摄影对活体生物样品观察要耐心细致、跟踪要及时、拍摄要准确，稍有不逊，样品观察点就会在培养液中溜走而前功尽弃。因此要日夜连续不断地工作，真实记录样品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当时我的工作就是在倒置显微镜下的观察和拍照，为贝先生的研究做基础工作。

一天，我值夜班。晚上九点多钟了，隔壁贝先生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隔着门缝，我看见贝先生仍在正伏案工作。一台陪伴多年的显微镜和多本打开的书籍铺满了办公桌。

相机快门有规律的“咔嚓”声，划破实验室的宁静，却也有种催眠的作用，特别是在夜间。但看到贝先生日以继夜的忘我工作，我就一点倦意都没有了，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显微镜下的情况。果然，没过多久，样品观察点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一个个鸡胚卵黄球改变了往日的平静，从球形状变成了含苞欲放的花蕾状，接着渐渐张开，大量的卵黄颗粒从卵黄球内流出，逐渐形成细胞核状体。那时的我，还没接受过专业学习，并不知道此情对整个实验有何影响。但直觉告诉我应立即报告贝先生。贝先生疾步来到倒置显微镜前，边观察边兴奋地说道：“看到了，看到了！这说明问题，非常说明问题！”与此同时，他吩咐我立即改机械拍摄为手工拍摄，加快了摄影的速度，以便更快、更多、更好地记录下细胞变化的珍贵的镜头。

此时的贝先生满脸红光，十分高兴，举手投足间仿佛年轻了许多。他不住地趴在显微镜上看呀看呀，嘴里操着浓厚的南方口音，兴奋地给我讲解着样品变化的原因。他解释得是那样的细致、专业，神情是那样的专注、生动，完全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刚从农村劳动回来的青年。尽管我对那些专业术语似懂非懂，但真真切切地体会到面前这个老人此时此刻的喜悦之情，更为能与科学巨匠在一起分享这份快乐而感到自豪。

这项实验的结果为那次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想到的是，贝先生竟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学术文章作者署名中。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贝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不居功，不自傲的人！1998年贝先生曾题写条幅：“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是他最切实的写照。1983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品厂专门拍摄了科教片《细胞重建》，其中引用了许多我拍摄的资料，电影获第五届国家“金鸡奖”优秀科教片奖，后又在第23届国际科教进步电影节上获奖、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获荣誉金质奖。我和同事们都十分清楚，我们的荣誉是站在科学巨匠的肩膀上获得的，没有贝先生哪有我们的今天。

2000年岁末，已故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先生来我单位做客，我有幸与其一起笑谈人生。当马季得知时年九十八的贝先生还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着科研工作时，深深地被感动了。临别时，马季先生泼墨挥毫，写下“勤劳谦虚做人之本”八个大字，字里行间充满了厚重的哲学底蕴，洋溢着豪迈的人生自信，对做人真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既是对贝老先生的赞扬，也是对我们的勉励。

道路决定命运、梦想推动复兴，当前，我们正在学习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此时我们更需要吸取、传承老一代人给我们留下的优秀品质，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求真务实、埋头苦干、顽强拼搏，为实现“中国梦”这一时代的命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为原黑龙江兵团6团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