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的一个下午，翟连长通知我（当时我担任连队会计），说团保卫科来电话，失踪一个多月的男知青小陈在焉耆收容站，让连队派人去把他接回来。这个任务落到我头上，当晚我骑自行车赶到保卫科，保卫科老周给我开了证明，还给了一副土手铐，交代我：他不老实，就给他铐上。

第二天我坐上班车经过库尔勒到了焉耆，经再三打听，才找到位于开都河边的收容站。出示证明后，收容站刘站长告诉我，“上海一号”在20公里外的农场劳动，让我明天上午再来接人。“上海一号”？我一下子愣住了，小陈怎么成了“上海一号”？

次日上午十点，我准时来到收容站，在大门口远远地看到了身材高大的小陈，他剃着光头，上身穿一件没有领子、只剩半截破袖的旧军装，下身穿一条膝盖以下没有裤腿的旧军裤，脚踏露着三个脚趾的低帮黄军鞋，既像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又像一个战场上劫后余生的“逃兵”，还像一个在荒山野林里生活了多年的“野人”。“小陈！”听到有人叫他，小陈转过身来，马上认出了我。顿时，两行眼泪夺眶而出，齐刷刷地淌了下来，他快步走了过来，我很快闻到一股刺鼻的异臭味。

我赶紧办理好交接手续，把他带去招待所，路上我帮他买了外衣、内衣、鞋袜和香皂，外加二十个鸡蛋。我让他去浴室彻彻底底洗个澡，半个小时后，一个穿着一新的“上海一号”从浴室里走了出来，现在的小陈跟此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为图省事，我把二十个鸡蛋煮熟了当作午饭，我吃了两个，其余的都归了他。

午休过后，我退了房，带着他到县城一家上海风味的餐馆，点了三菜一汤，一斤半大米饭和三个馒头，让小陈饱餐一顿。饭后他长叹一口气，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随后我俩在路边找了辆便车当天赶到了库尔勒农二师第二招待所。当时正值探亲高潮，招待所人满为患，我又带着他转到第一招待所。刚准备睡觉，小陈突然提出到外面转一转，我犹豫了一下，说：“不要走远，快去快回。”我在房里看书，时间过去快两个小时了，还不见他回来，我着急了，心想：会不会跑了？我赶紧四处寻找，先到第二招待所，没有他的踪影，又到附近热闹地方也没有找到，只能无奈地回到第一招待所。意想不到的是小陈呆立在房门口。我责怪他：“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了？”他朝我翻着白眼说：“我怕回去批斗我。”我马上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进屋后，他把这次外逃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小陈是个高中生，是家中的“独苗”，到新疆后，由于两地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反差太大，他一时难以适应，精神一直振作不起来，加上不会料理个人生活，个子高饭量又大，一个月的馍票半个多月就光了，同样的衣服、鞋袜穿着时间只及别人的一半。1968年开始实行探亲制度，一批批知青从上海回来后焕然一新，带回来许多好吃的。他更加想家了，渴望早些轮到自己享受这种“幸福”。谁知道就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在平水稻田的工地上，他不慎把别在军装上的一枚瓷质毛主席像章碰碎了，自以为犯下了滔天大罪，心中十分害怕。加上思家心切，当月的馍票也吃完了，在“走投无路”之际，他贸然决定连夜出走，擅自回上海。

当时正值春夏之交，他沿着大渠来到大西海子水库，提心吊胆地连夜赶路，天亮前走到了靠近33团的公路边，爬上一辆行驶中的卡车，中午时分到了库尔勒。他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元钱吃了一碗拉条子和一只馕，随后去公路口拦车。他身穿一套打了补丁的旧军装，脚穿一双露着大脚趾的胶鞋，一副落魄的模样。他一路走着，不时举手拦车，数不清的汽车从他身边开过，就是没有一个驾驶员理会他。很快，他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趁还有点体力，他强行趴上了一辆空车。谁知车到库尔勒至焉耆半途的一座山顶时嘎然停下，下来一个满脸大胡子的驾驶员，用一口新疆“白克话”连嚷带骂，野蛮地把他撵下车：“叫你趴车，自己走吧！”

小陈忍着饥渴，沿着公路在天黑前下了山。走着，走着，前面总算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居住在公路附近的老乡家。他看到了希望，加快脚步朝一户人家走去。突然，“汪，汪”窜出一条大黄狗，咬住了他的裤腿，紧接着一老一少两个维族老乡拿着木棍、叉子冲了出来，大声喊道：“贼娃子来了，抓贼娃子！”好家伙，又来了七、八个维族汉子，没等小陈反应过来，就被维族老乡用羊毛绳五花大绑起来，扭送到大队部。大队部里有两个值班的民兵，其中一个被叫做“队长”的坐在靠墙的办公桌上，大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快说！”小陈回答：“肚子饿了。”“队长”拿出一个干馕，让另一个民兵喂给他吃，还给了他一缸子凉水。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了，那两个人轻声嘀咕了一阵就关上门走了，小陈被绑着睡着了。

天亮了，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一个民兵把小陈拽上去，一个小时后把他送到了焉耆县收容站。经过登记，小陈被带到一间昏暗、臭气熏人的大房子里，里面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人，男女老少各个民族的人都有，讲着各种方言。他们瞪眼看着小陈，一个汉族管理员利索地把他身上的绳子解开，顺势推了一下，说：“往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他被绑了一夜，疲乏至极，连忙就近找了一个空地躺下，倒地便呼呼大睡。直到下午开饭，有人大声喊：“上海一号，打饭了！”他这才惊醒过来。一个维族老汉递过来一碗稀糊糊和一只苞谷馍，外加三根咸罗卜干，小陈接过来不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就这样他开始了收容生活，每天两顿苞谷馍、稀糊糊加咸罗卜干，比起连队的生活又不知差了多少。到收容站的第二天，大胡子管理员开始询问（实际上是审问）他：“上海一号，你必须老实交代，你是哪个单位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根本不敢交代自己是从兵团农场逃出来的，只是回答自己是上海人。

因为他开了焉耆县收容站收容上海人的先例，所以收容站干脆把他叫做“上海一号”。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弄清了“上海一号”的来龙去脉。

接连几次询问，小陈都不敢如实交代，免不了受皮肉之苦。直到第三天实在招架不住了，他才交代逃跑的事实。收容站经过电话核实，第五天宣布“上海一号”到收容站附属农场去参加劳动。吃罢上午饭，来了一辆轮式拖拉机，拉上被点名的三十几个人，由三个警卫押送到20多公里外的农场。他们在那里轮番喂大型脱粒机脱麦粒，每天要干十几小时，又热、又累、又饿、又渴，那日子真叫难熬啊！他说的时候，脸上挂着两行泪水。他说，几次收工后跳进开都河洗澡时他故意往河中间水流湍急的地方游去，想一死了之。但由于他水性好，就是死不了！他长叹一口气，接着说：“我还是跟你回农场算了，农场再苦，总比收容站强。”

我带着“上海一号”回到了连队，向连长、指导员作了汇报，尽量帮他“开脱”了一些“罪责”。

谁知第二天，小陈开始高烧不退，四肢无力，在床上一连躺了四天。翟连长安排了病号饭还特批了十个鸡蛋，给他补充营养。经过几天的治疗和休养，他的身体有了恢复，能出工上班了。此后连队领导再未追究这件事。

1971年春节之后，上海知青轮流探亲的好事终于轮到了小陈。一天晚上他兴致勃勃地跑来向我报喜，说：“领导批准我回上海探亲了，我明天就走！”他的双眼紧盯着挂在墙上的一只大鹿角，不时地叹着气。隔了二十分钟，他开口了：“黄老师，你的这只鹿角能不能借给我，带回去送给阿拉爷？”我为难了，这只鹿角是春节前我和几个男老师在沙包里伐风干木料（为学校做课桌椅用）时意外得来的。那天是小年夜，天下着大雪，在伐完木料返回的途中，我“额骨头碰到了天花板”——一架长着七个叉的马鹿角竖立在地上，足有一米多高，造型特别漂亮。这件天赐之物是我珍贵的宝贝，怎舍得轻易送人呢！但小陈再三哀求，把我说动了心，当晚从墙上取下来被他拿走了。临别时，我嘱咐他：一路上要小心，探亲按时回来。事后，听与他同去同回的知青说：这架鹿角一路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在列车上，小陈顶不住一个农一师上海知青的诱惑，以50元的价格（当时相当于一张新疆吐鲁番到上海的火车票）卖给了人家。

小陈回连队以后，没有主动来见我。一天晚上，我在他的宿舍向他问起鹿角的事情，他红着脸，支吾了半天，向我承认了他的不是。接着又向我讲述了他回家发生的事情。

小陈午夜时分回到上海，到了家门口，父亲开门一见他的模样，直摇头说不出话来。继母烧了一碗水潽蛋，他很快吃完了。坐在沙发上的父亲终于发话了：“到卫生间洗个澡，早点睡觉！嗷，你睡小间里的那张床！”小陈进卫生间上上下下仔细地洗了一遍，照照镜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丝不挂，突然想起自己除了自己的身子之外竟一无所有。现在连替换的衣裤都没有，怎么办呢？他把卫生间的门打开一条缝，探出脑袋往外看，发现父亲在沙发上等他。见他光伸脑袋不出来，父亲发问：“你干什么？”他无奈地说：“我没有替换的衣服。”父亲皱着眉头，迟疑地站起来，从大橱里拿出一条自己的短裤，在手里掂了掂，只听“唰”的一声，短裤飞到了他的头上。父亲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在新疆混了七年，连条短裤都没混上！”随后父亲又递来背心和棉毛衫裤以及一套外衣，摇着头进了自己的卧室。那一夜，小陈失眠了，他对我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真正的羞愧。

1982年，小陈作为“独苗”属于照顾对象，调回了上海。由此，“上海一号”总算结束了在新疆兵团“修地球”的使命。

1993年春天，我在上海十六铺一家商店门前，意外地发现了“上海一号”，他右手牵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看长相、论个头，应该是他的儿子，看来他回上海后成家了。我和妻子跟他寒暄了几句，因有急事赶路，便匆匆道别了，后来一直没有联系。在此，我祝愿他和他的家人幸福、美满！

（作者原新疆兵团农二师塔二场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