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1日，上海郊县的国营农场派出所正式成立，距今已整40年了。回想我们农场派出所成立和我从警的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是1968年到红星农场13连的知青。1973年底搞知青上调工作时，我任连队副连长，当时公布的上调名单中没有我，我并没有太多想法，因为我连四个同年到农场的青年干部中，当年已有一个女同志被批准上调了，按常规做法连干部也只能分批走。

没想到元旦刚过没几天，一个馅饼竟砸到我头上。

那天下午，指导员吴文达从场部一回来就找我谈话。他告诉我：市里决定在农场建立派出所，人员主要由原农场保卫科的同志转入，不够的话，再从场里抽调一些青年干部。因派出所的编制属于崇明县公安局，调入后就不能再从农场向市区上调了，所以党委必须征求有关同志的意愿。因我们农场保卫科的同志都不愿留在这里当警察，党委考虑了几个青年干部，其中就有他。刚才组织科长老张（梅春）找他征求意愿，他考虑到家庭的一些情况，表示要等以后上调回市区。老张问他有无合适的人选可推荐，他提到了我，故老张让他先探问一下我。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对我来说可谓又惊又喜。由于受侦破小说、电影的影响，我对公安工作一直很向往。1970年市公安局按征兵条件从农场里招收一批交通义务兵时，我参加了他们的政审工作，因自己是近视眼，没有资格去，所以只能对他们表示羡慕，自认为这辈子与公安工作无缘了。想不到这次机会居然落到我头上了，我当然高兴。虽说这次是在农场里当民警，但参加公安工作总是一样的，况且我上海家中的情况不比常人——是靠租别人私房居住的无房户，我原本回沪的愿望就不很迫切，所以我稍加思索后就表示愿意去派出所工作。吴文达将我的态度向老张汇报后，次日老张通知我到组织科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正式的谈话，确定将我的名字报上去，让我回去等通知。

1974年2月春节过后，组织科通知我“去派出所的事基本定下来了”，让我到保卫科先工作起来。4月初，我接到崇明县公检法军管组发的调动工作通知书，通知我于4月15日到崇明县公安局报到并参加新民警培训班。我们农场同时收到通知的还有工程连职工张学台和四连女职工刘荣英。据说因党委初拟的几个青年干部都不愿留在农场当警察，所以春节后从职工中选拔了两名政治表现较好的同志。

县局新民警学习班共有来自八个国营农场的四十几位同志，其他农场都有五、六个人，基本上原保卫科的人都来了。故年龄上大的四十多岁，小的二十一、二岁，学历也参差不齐，除少数几个是高中文化以外，一般的是初中文化，个别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农场来的三个都是初中毕业的青年人，均无从事保卫工作的经历。

这个学习班名义上办了一周，除去报到暨开班动员、结业小结各半天，去上海新华一村参观“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展览”一天，学习公安业务实际只有八个半天。县局安排刑侦队、交通队、政保股、预审股、治安股等业务部门的领导分别给我们讲解刑侦、交通、政保、预审、消防、户政、治安管理、派出所工作等业务课，每课二小时，余下的时间分组讨论消化。通过培训，使我们对公安业务有了粗浅的了解。

培训结束后，各农场的同志的到后勤部门领取一块派出所的招牌和一叠空白的文书带回农场做建所准备工作。我们红星农场党委当时在场部（老场部）科研站楼上临时给派出所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4月29日，县局用吉普车送老公安杨冠生同志来我们派出所担任负责人，同时将我们的新制服也带来了。我们发的是当年5月1日全国将要统一换装的七四式上白下蓝警服，男帽为带国徽的白色大沿帽，女帽为带国徽的无沿帽，挂红色领章。我们试穿了一下都相视而笑了。

5月1日一早，我们穿戴好制服，把“崇明县公安局红星农场派出所”的招牌挂到办公室门前的阳台柱子上，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派出所就算开张了。根据所内分工，我和张学台任外勤民警，刘荣英任内勤民警。自此我在红星农场当民警，一干就是11年，直至1985年初调到县局工作。

（作者原上海红星农场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