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的一天，年仅40岁的母亲，终于经不住病痛的折磨，撒手人寰。临终前她曾几度昏迷，但还是趁着清醒过来的当儿对我作了最后的交代：“看来我管不了你了，照顾好光桢……”可怜的母亲，心中最放不下的是她年仅十岁的小儿子。
母亲所言管不了我，我心里很明白。68年以后，母亲的病日渐沉重，几次住院抢救，大多由我陪伴看护（父亲、姐姐上班，家中还有弟弟需要照顾）。那时，上山下乡的运动热火朝天，同班的同学开始陆续离开上海，我因母亲病重，被列为“待分配”，可暂缓下乡。母亲知道，我留在上海的唯一理由是照顾病人，当这个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还有谁能留得住我呢？
1969年底，母亲过世才一个月，“工宣队”便组织居委干部带着一帮人，敲锣打鼓，喊着“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口号，来到我家门口。从此，隔三差五家里就会来上一帮人，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就是早日把我的户口逐出上海以便交差。
当时的状况，不由得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全民动员驱赶麻雀的情景。那时我正在读小学二年级，被要求从家里带了面盆和小凳，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每当有麻雀从空中飞过时，我们便在老师的指挥下齐声呐喊，同时敲响手中的面盆、铁桶、锅底锅盖，惊得鸟儿仓皇逃逸。四周民宅的阳台甚至屋顶上都站着大人，挥舞着五花八门的“旗帜”，让鸟儿无处栖身。那些可怜的小生命不明不白的在全民驱赶中精疲力竭地坠地而亡，换来人们的阵阵欢呼（当年人们盲目听信麻雀抢食了人类的口粮，于是全民动员，要把那小东西赶尽杀绝）……
那时的我，仿佛就是一只遭受驱赶的麻雀。起初，父亲还和我商量对策——我们家还有身患残疾的弟弟需要照顾。但很快发现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我有个姐姐在上海工作，照顾之事轮不到我，何况我们还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句话，我应该放心地听毛主席的话，去往“广阔天地”。一天，父亲下班回家，神情凝重，单位领导找他谈了话，并停止了他的工作，直到我的户口迁出为止。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几个人，我和父亲被分而“动员”之。我被带到一个居民楼里，推开房门，里面坐着十几个人，除了我认识的几个居委干部之外，还有些陌生面孔。工宣队葛师傅翘着二郎腿，陷坐在一只破旧的单人沙发里，一付悠闲自得的样子。我被吩咐坐在面对大家的一只方凳上，“会议”便开始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念过，便是一串“组合拳”：一位老太的深情忆苦思甜，送子下乡母亲的现身说教，居委干部花好稻好的承诺与苦口婆心的劝导，工宣队师傅信誓旦旦的保证……不知道什么时候门外进来一个人，大声地宣布，“你父亲已经签字同意了，快点签字吧，不要做无意义的抵抗”。我当时对他的所言有所怀疑，事后证实我和父亲遭遇了同样的把戏。那个黄梅天是那样的闷热，我感到周围的空气快要让我窒息了。我要冲破樊笼，不能像记忆中的麻雀那样被动待毙！我不想再看到父亲满脸愁云，不想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再添麻烦，也不想继续过这种遭人围困的窘迫日子。我突然感到命运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我签字同意，我立马就能摆脱眼前的困境。于是乎，孤独的我向伟大的革命路线缴械投降：“我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从那以后，父亲开始为我准备行装，从他能想象得到的农村生活必需品开始。他向人讨要肥皂票，买洋蜡烛，把家里多年不用的德国造打气煤油炉子拿出来擦亮，准备了酒精和一大瓶煤油，并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用酒精作引子点燃煤油炉。他翻出家里最大的木箱，买来包箱角、箱边的铁皮，亲自加固。
准备完用的东西，他又操心起吃的。想到农村的艰苦生活，他觉得带些萝卜干有备无患。从未腌过咸菜的父亲讨教了隔壁的邻居老太，亲自动手制作起来。我从旁观察了父亲腌制的整个过程。他先把萝卜切成均匀大小，加盐拌匀后放入缸内压上大石块，待压出盐水后捞出来，放在竹簸箕或木板上吹晒。当萝卜晒干时，我以为大功告成了，却见父亲又把所有的萝卜干重新倒进盐水中，二次腌制。如此反复后，再倒在木盆里用五香粉拌匀，到此才算制作完成。最后找出一只一尺多高的坛子，把萝卜干一层层地码放进去，每码一层撒一层五香粉，并用拳头压实，就这样装了满满一坛，估计少说也二十五六斤。
下乡时两个到芜湖江边来接我的农民，扛着我那个特大的木箱，十几里路走走停停，歇了好几回。一路直叫“里面啥东西？这么沉。”箱子里除了这一坛萝卜干，还有一大瓶煤油、十几条肥皂、一大块咸肉、少不了的红宝书和我带的各种书籍……难怪那么沉。就这么大坛的萝卜干，直到我回城都没有吃完！有一次整理物品，一不小心将坛子跌落地上，坛子的碎片散了一地，里面的萝卜干竟保持坛子形状完好无损，还是那么喷香。以后，剩下的萝卜干就分给了当地老乡。
父亲对给我准备衣服被褥无能为力。他亲自写信，把已经回南通的我的外婆请了回来，给我做蚊帐、订被子、做棉衣棉裤（很多是用旧衣物缝制翻新）……忙了好一阵。后来居委会来了一个通知：凭下乡证件可以领取一件棉大衣。我和父亲去看了，可能是去晚了，只有几件黑色的棉大衣，估计是北方的红卫兵串联时留下的。我实在不喜欢这种颜色，可父亲还是坚持领了回家，放入硕大的木箱内。这件棉大衣，后来被我送给了村里的“贫下中农”。
我走了以后，父亲就和我病残的弟弟相依为命。不久，那些花好稻好的承诺和信誓旦旦的保证便化为泡影。父亲单位不仅没有兑现答应的经济补助，反而因为他胃溃疡出血让他提前退休……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父亲当时的心境，没法不是妻离子散的感觉。
当我踏上离开上海的火车时，送行的亲人只有我姐姐一人。当火车的汽笛拉响时，车厢内外顿时哭喊成一片。不知道当时的我，是否到了麻木的境地，我只觉得周遭的喊叫声、哭泣声是那么的多余和可笑。我没有一丝的激动，也没有悲伤，更没有眼泪。我觉得，我是到一个我早已应该去的地方，去做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那里，有一段长长的路等着我去走。
“衰老病相侵，迫儿离家庭。母殁骨未寒，弱弟更牵心。骨肉难相见，思儿泪占襟。夜夜淮南月，留我到天明。”这是一张多年后在家中发现的父亲夹在书中的诗词底稿。
1972年7月，我离开上海已经两年未归了，父亲思儿心切，在信中附过这首诗。我那时在乡下，总想活出点样子再回家。我“斗私批修”，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努力多挣工分，养活自己；尽力好好表现，希望得到认可。那时候我学得一口颇为标准的安徽话，穿着破旧的中山装，连当地人都会把我误当作安徽人。见到父亲的这封来信，我深深感到他这两年的日子过得十分不易，再也不忍心让他在思念与盼望中煎熬了。没过多久，我就请假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了。一个多月后，我又回到乡下，继续接受“再教育”去了。
（作者原安徽插队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