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7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当我从派出所户籍警手中接过户口簿的那一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在模糊的视线中，我注视手里的户口簿良久。这引起了户籍警的关注，她轻声问：“你怎么啦？”我摇了摇头，激情地说了声：“谢谢你！”猛一转身，快步走出派出所。一路上，我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快点儿回家！把这一喜讯告诉妈妈！

一进家门，取出母亲的遗像，轻轻抚摸，细细端详，回想母亲一生的操劳，对我们四个子女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联想自己39年在外地所承受的压力与辛劳，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失声大哭。我边哭边对母亲说：“妈，我的户口迁回来了！您的夙愿实现了，您在天堂里是否听见？……”

1970年4月9日，报名下乡，我把上海户口迁往江西，当时也没太多悲伤，毕竟我才十七岁，不谙世事艰难。

户口迁出的那段情景我依稀记得：我和大弟同是1969届毕业生，一片红，全下乡。那天，我们到了派出所，只见七、八个学生排着短短的队伍，依次上前。不多时，轮到我俩了。我迟疑一下，便把户口薄递进窗口，对户籍警说：“迁去江西、安徽。”“什么？到底迁往何处？讲清楚。”他看着我一脸的狐疑。“我俩是姐弟，一起下乡务农。”我指着站在身旁的大弟解释道。这时户籍警打量了片刻，笑着说：“想好了？一起迁，两个插队落户。”“不！我家三个插队落户。”大弟抢着说。“唉！作孽，一家三个务农。”不知谁冒出了一句。这时，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把目光投向我俩。当时，我能感觉到，这是同情与无奈的目光。回家的路上，突然起风了，下雨了，我感觉步子沉重了。一路上我俩默默无语地走着，当晚，我们谁也没敢把白天迁户口的事告诉母亲，怕她伤感。

从1969年“一片红”下放，到1979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正好十年。这一“轮回”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催生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留下了多少催人泪下的回忆。

1979年，听到身边的知青们一个个都把户口迁往了上海，我好羡慕啊！当时母亲也希望我回上海，因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可我已在福建工作了，根据政策规定，我不符合返城条件。

1980年，我有了第一次返城的机会。我原来一位同学的父亲是部队的团级干部，闲聊中得知他的战友在上海某机关任职。通过他的鼎力相助，很快一张调令便交到了我手中，当时的我兴奋不已。可就在要迁户口的前夕，我和丈夫意见分歧。他是福建当地干部，儿子才两岁，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促使我俩意见不一。最终我考虑家庭，也为了孩子，无可奈何之中选择留下。次年，那位同学的全家就要迁回上海了，临走前，他的父亲提醒我：“翁老师，上海知青返城工作已接近尾声，这是回上海的末班车，你要三思，我愿意再帮你一次。”我何尝不想！母亲当时每每来信急切地盼着我迁回上海，可我在没法说通丈夫的情况下，除了感激对方的好意，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写信安慰母亲，说服母亲，等以后……就这样，返城的机会，再次与我擦肩而过。

1993年11月，劳累过度的母亲终于被癌症夺走生命。临终前对我说：“婉青，你儿子刚回上海，还幼小，可我却无法再照顾他了。我很不放心，把你儿子迁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尽快回上海，合家团圆。女儿，答应我吧！为了你的儿子，一定……”“一定！”我握着母亲颤抖的手含泪应允。

1999年11月，上海入迁户口的政策有所松动：不受年龄限制，只要知青办了退休手续，就能报进户口。机会再次来临。连夜写退休申请报告，单位领导再三挽留，可我态度坚决，执意要回上海，匆忙办好退休手续。回到上海，我前前后后跑了几趟派出所，总算上报材料基本齐全，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这时已到了年末。

谁知两天后，派出所通知我再补办一份资料。等我从福建将材料寄回上海，已跨年了。2000年开始了，我万万没想到，在提交材料时，窗口的户籍警告诉我：“上面有新规定：从2000年1月1日起，知青户口迁回上海，女性必须年满55周岁，还必须有居住处……”天哪！为了迁回上海报进户口，我沪闽两地奔走，累得精疲力尽不说，还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放弃待遇优厚的司法局工作，宁愿退休工资打八折……我欲哭无泪，盼望回城的第三次机会，又眼睁睁地失去了……

就这样，我一直盼到2008年。这年，我55周岁，可以迁户口了。我跟父亲商量，想把户口暂时落在他处，父亲说可以。可是次日他就变卦了，我为之伤感。但我还是想通了。

老天有眼，2009年，我儿子为我买了新房，装修一新，我们老俩口老有所居，老有所享，老有所乐。同年4月7日，我的户口顺顺利利迁回上海，三十九年的盼望终于实现！终于可以告慰我母在天之灵了！

（作者系原江西省黎川县洵口公社白沙大队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