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5月10日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日子，他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遇难，也是我生命的第一个拐点。

1970年秋季，我们一营武装连的全体战士奉团部命令，在老干部王佰祥参谋、刘忠林连长、孙文生指导员带领下，从拉哈车站出发，行程1000多公里，耗了20多小时，终于走上了高高的大兴安岭，来到了额尔古纳河畔，扎营在额尔古纳左旗满归林业局十公里处，我们的任务上山伐木、支援团场建设。

1971年连队在满归过完春节后，又接到团采伐指挥部的命令，从满归南下经牙克石转移到免渡河林业局继续执行任务，并在免渡河的88公里处安营扎寨。

1971年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林、牧、渔场的知青可以享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了，

4月底，大兴安岭林区开春了，我们的采伐工作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此时连领导们也在酝酿安排知青回家探亲的事宜了。5月4日连领导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此决定，当时我是安排在第一批回沪探亲的，并是上海知青负责人，可是到了5月5日连长和指导员找我谈话，说：“四排有个上海知青王贵和接到上海家里电报，“母病重望速回”，所以要我继续留守在免渡河，就这样，我与第一批探亲失之交臂了。但是后来几天发生的事，差点改变了我的人生并造成我及我的父母和亲人的终身痛苦，和永远磨灭不了的阴影。

5月6日吃好晚饭，连队要求所有第一批回家探亲的知青把个人的行李全部整理好，打好包，与不回家的知青拼挤睡觉。但就在大家刚睡下时，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三分钟后全连集合，连长说：在山里发现可疑对象，要求我们分东西两路，到后山搜索。大约半个多小时，紧急集合结束，大家又回到帐篷里。这一夜大家都没有休息好，要回家的知青都较兴奋，不能第一批回家知青多少有些情绪和不快。

5月7日上午天气晴朗，吃好了早饭，连长就命令第一批回家的约40名知青带上随身行李，准备出发。。当时我们采伐点与山下联络的只有一台团部的四吨解放牌大卡车。（我记得驾驶员是杨明华）。连长看大家都上车后就嘱咐几句话，指导员也关照大家注意安全，按时归队等，并特地告诉驾驶员，这几天山上没什么事，就不要上山了。我也和大家一样站在卡车边上，为战友挥手道别，目送他们下山，卡车很快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了。

他们走后，我们又继续带着工具到山里干活了。就在5月7日的下午，我感觉身体不舒服了，但还是坚持到下班，带着战友们回到帐篷里。这时，我开始发高烧39度多了，并且一直不退，等第二、三天，一直处于半醒半昏迷状态，连队的卫生员哈尔滨知青张金（军）大姐一直给我吃药、打针，都没有效果。连领导和战友们都非常着急，又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和运输工具。后来听说，连长5月10日已准备用木材做一付担架，安排8个男知青及卫生员一并抬我下山，到免渡河镇再酌情处理了。其实，当时连领导、王参谋等本地人都知道我是得了“克山病”或“出血热”，病情已经十分危险了，但是谁也不敢用土办法帮我治疗。

后来得知，第一批回家的战友也不顺利，5月7日上午山上的气候非常好，可是他们下山没有多少时间突然变天，大风夹着暴雪，无情地向他们袭来。他们一行人也经历了人生一次生死的考验，还好都安全地躲过了一动。后来有报道说，这是免渡河地区40年来最大的一次罕见的暴风雪，也许就是这则消息，才有我死里逃生的机会。

5月10日上午，正当连里准备将我抬到山下去的时候，突然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到了我们的采伐点，下车的是55团王忠副政委，他是特地从免渡河到山上来慰问我们的。连领导立即向王政委汇报了我的情况，政委马上指示“要用汽车送我下山”。但是，我的病情已经不行了，送政委上山的驾驶员叫卢士浩是团部汽车队朝鲜族人，他比我大几岁，黑黑的脸蛋，中等个，看上去非常和气。当他在帐篷里看到我的病情时，他说送山下也来不及了，还不如让他用土办法治一下再说吧）政委、连长领导都守在我的身边，卢大哥用一根火柴棍，一把男士刮胡子用的刀片，一个玻璃罐头瓶，在我的前胸和后背，轮番地用挤压、切口、拔罐。后来，我慢慢地醒过来了，卢大哥指着地上一滩滩的血迹，给我看，有墨黑色的；有紫黑色的；有紫红色的；有鲜红色的。这时，大概已经到了中午了，政委和连领导才离开我的身边，去连部研究工作了。临走时，连长还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面条。连长特地关照伙房顾宝林给我加了个鸡蛋。我已经三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当我看到热气腾腾的“病号饭”，一口气吃得一干二净。下午政委他们要下山了，政委问我要不要一齐下山再看一看，我说：“政委我已经好了，谢谢您，谢谢卢师傅。”政委走后，我又和连长说：“我好了，没事了，下午可以上山干活了。”连长说：“不行，你继续休息。

1971年5月10日，我终身难忘的一天过去了，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我从鬼门关回来了。但是40年前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北大荒的亲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40年。

40年过去了，我在此再次感谢当年拯救我生命的卢士浩先生；关心和关爱我的王忠政委、王佰祥参谋、刘忠林连长、孙文生指导员，感谢哈尔滨知青卫生员张金大姐、四排长何庚年大哥、顾宝林大哥，以及所有关心我的一营武装连的战友。

2008年8月我有幸参加了查哈阳农场建场60周年的场庆活动，这七天里，我见到了敬爱的王忠政委，他虽然年岁已迈，我握住他的手，提起了当年在免渡河的事，他一时想不起了，我又提到一场暴风雪和卢士浩师傅用土办法救治一个上海知青时，他慢慢地想起来了，我说我就是那个上海知青，他非常开心，又亲切地问候了我。

从2008年8月至今，我托了多个团里有关人员，打听卢士浩大哥的信息，据说他们全家已不在黑龙江了，可能去了北京或者河北了。我至今还是托人在继续打听他的下落，以表我的感恩之心，感

2008年8月我得知刘忠林连长因病非常遗憾地英年早逝了。

2008年8月我得知，孙文生指导员已从黑龙江绿色草原农场迁居到山东日照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了。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他取得了联系，互致了亲切的问候。

2010年9月在三连知青大联欢时，碰到了王佰祥参谋的四儿子王波，得知王参谋现在很好，我也非常高兴。书之此文，以表我的心愿和感恩之情。愿所有战友勿忘免渡河之情，勿忘免渡河之义。

（作者系原黑龙江兵团55团一营武装连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