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过我语文的老师很多，这里单说三位初中里的语文老师。

我们初一的语文老师姓苏，他身材修长，面目清癯，头发永远是一丝不乱的，很有艺术家风度。他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文章，同学们都很钦佩他。

他讲课很活泼，不拘泥于课本。他经常强调一个意思：文章的一切都要为中心思想服务，不然文章就没有意义了，就成了散沙。他举例说：你写两个人见面，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不亦乐乎，然后就各自回家，文章就完了。他评论说，这种文章，你描写得再细致、再生动，又有什么意思呢?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莫名其妙。

他讲解《梁生宝买稻种》(摘自柳青《创业史》)时的一番分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课文说的是初级社的梁生宝受众人委托出远门购买优质稻种，因为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他舍不得住旅店，就在破席棚里过夜。课文写道：春雨刷刷地下着，梁生宝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

苏老师问：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如果写他头上撑着一把雨伞，身上披着一件雨衣，好不好?他的假设，引导我们很快体会到：这样写是为了突出主人公艰苦创业的精神。苏老师继续讲解：作者又不厌其烦地写他先后一共划了三根火柴就把地铺打好了，假如写他用手电照着打地铺，可以吗?课堂上更加活跃起来。我明白，这不符合实情，更不符合人物的品格。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们较深刻地领悟了写作的妙处。

他还说，作文里的每句话都要为中心服务，不能想到啥写啥。这一点谁都很难完全做到，但心里树起这个努力的标杆总是有好处的。

从苏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如何组织材料，以及如何用细节来为中心思想服务的启蒙知识。他经常用夸张甚至荒诞的假设，引领我跨入写作的门槛。

读初二时，语文老师是位刚从师范毕业的女教师。她姓董，模样相当可亲，但她对学生的要求可一点也不马虎。我在她身上受到了比较严格的句子成分的训练。那时我脑子里全是主、谓、宾、定、状、补。以前我写的作文也常受表扬，但实际上我只注意内容怎样写得有意思，句子怎样写得活泼，并没有刻意去注意句子是否有毛病。

每次评议作文，她总要把出现在本次作文中的典型病句写在黑板上让大家纠正。有一种句法的错误很典型，却又很难被发现。比如“通过学习，使我们提高了觉悟。”好像没错啊，我也经常这么写的。董老师说，这是“使”字结构，它缺少了主语，“通过学习”是状语，不是主语。有两种修改的方法：l、删除“使”字，改成“通过学习，我们提高了觉悟。”2、删去“通过”及逗号，改成“学习使我们提高了觉悟。”我听了犹如醍醐灌顶，从此不犯类似的错误。

升到初三，教语文的是位年过五旬的施老师——那时在我们眼里，50多岁是很大的年纪了。他教书总是咬文嚼字的，像个老学究，一丝不苟，连我的一个错字、错词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刚开学，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暑假生活二三事》。写完后自我感觉不错，心想说不定老师会表扬我呢。谁知施老师发作文本时轻声而严肃地说：“赵全国，你不要以为自己文章写得不错，其实你还有许多错词、错字。要注意了!”我一惊，却又有点不相信：不会吧?我这方面错误一向很少犯的。

打开作文本，我开篇第一句是：“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清晨……”施老师在“风和日暖”四个字上画了一个圈，又评道：“这个成语是描写什么季节的?”细一想，啊，它是描写春季的。我不禁脸上一阵发热。又看到作文果然还有好几个错字，连最常用的“经”字也写错了。我写成绞丝旁一个“圣”字，老师点评说，右边应该是两个“不出头”。还有一个“拜”字，我一贯写成两只“手”，还想当然地以为：“拜”不就是两只手并在一起吗?一查字典，确实错了，原来右边是“手”字多一横。

施老师规定：凡写错一个字必须重写一行，第二次再错就要罚抄十行。还好，我从来没有被罚过抄十行，连重抄一行的情况也越来越少。

老先生曾对我说：“千万不要忽视了错词和错字，字和词都是作文的砖头。用不合格的砖头盖楼房是盖不高的。”这话我终生受用。

我永远感谢这三位初中的语文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我小学和高中的语文老师)他们帮助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作文基础。不过想想有点奇怪，一般的练习作文的规律，总是先训练字和词，然后是句子，最后才考虑文章的中心，可是在我的实践中好像并没有这样循序渐进，这好像不是普遍的现象吧?

(作者原为插队江西的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