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户小南坑

1969年3月18日上午十时许，上海北火车站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列开往江西的火车关门待发，车厢里的数千名知青纷纷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寻找前来送行的亲人，我便是其中的一个。站台上拥挤着知青的家长、兄弟姐妹、同学老师。上海市民兵指挥部派出头戴藤帽、手持钢钎的男女民兵来维持秩序，此刻他们在列车与送行的人之间排成一行，将列车与送行的人群分离开来，以确保列车开行时的安全。每节车厢都由工宣队员负责护送。站台上的大喇叭播放着激昂刺耳的《战斗进行曲》：“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上了膛，我背上了子弹带呀，勇敢上前方。”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我在想，不是叫我们到农村去的吗?气氛怎么像是送我们上战场似的，打仗可是生死未卜的。我们将告别亲人，远离父母，到一个从未去过的远方。结局如何?只有天知道，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想到这里，望着窗外送行的母亲和妹妹，伤心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列车启动的那一刻，车上车下撕心裂肺的哭声、叫喊声汇成一片，连女民兵都在偷偷地抹泪。那场面至今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3月19日列车到达江西新余站，当晚住在新余。第二天换乘敞蓬汽车往万安县城进发，车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颠簸，闻着那汽油味，我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似的难受。车至赣江边等待摆渡时，我吐了。且以至此后多年，我一闻到汽油味就条件反射想呕吐。

抵达万安后改乘柴油机船沿赣江顺流而下，来到我们插队的罗塘公社。公社动员各方腾出一批房间，让我们吃了晚饭睡上一觉。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江西农民用钵吃饭，那粗糙的钵端在手上是有一定份量的。

3月21日(22日就是我l7周岁生日)我们来到了落户的晓瑞大队南塘生产队(俗称小南坑)，队里的老依齐聚于一棵老樟树下，敲锣打鼓吹着唢呐迎接我们。记得当时他们吹奏的曲子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同来小南坑落户的知青共十人，六男四女。小南坑地处丘陵地带，自南至北由老灰头、老洼、增塔三个自然村组成。队里腾出增塔村的一间仓库，作为我们的住所。仓库分上下两层，中间的大厅约五十平方，两边四间房，每间十六平方左右。朝南的住人，朝北的空着，男生住楼下女生住楼上。仓库坐北朝南，北面靠着山坡，门口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再往前是一个大鱼塘，依山傍水，风水不错。仓库的左边新建了一间厨房，右边是个小池塘，池塘边是茅房和猪圈。

自此，我在这里开始了刻骨铭心的九年插队生涯。

老俵为我深夜进山挖草药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活开始忙乎了。清明前后老俵们将稻种放在水里浸泡，一星期后谷子吸足了水，再将它撒到育秧田里。秧田需整得十分平整，田里的水刚好与泥土持平。撒稻种要有一定的手势，才能撒得疏密均匀。稻谷在秧田里开始生根发芽，十几天的功夫秧苗就齐刷刷地长高了。拔秧的活一律都由妇女来担当，坐在一只独脚凳上，两手左右开弓把秧苗拔起，利用田里的水洗净根部的泥，再用稻草把秧苗扎成一捆捆，由专人挑到耙好的水田里供插秧。

插秧既是技术活又是个累活。水田里没有任何比照物，只能从田的一头中央向另一头中央直线插上五六撮秧苗作为参照。插秧的动作如同鸡啄米，哈着腰面向泥水背朝天。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就这样辛苦劳作，只有到过农村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我们毕竟有点知识，一般的农活一学就会。但天天机械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每天要干十个小时，那真是累啊!有时连腰也直不起来。水田里洒过人粪猪粪，双脚成天浸泡在脏水里，皮肤很快发红。田里的蚂蝗成群集队地向你袭来，叮得你满腿流血，拍也来不及。(蚂蝗叮咬时，千万不能用手拉，只需用力往自己的腿上拍一下，蚂蝗就会掉下来的)

这一天我们跟着老依一起出工。一个老依用钉耙平整水田，用毕放在田埂上。那天我很累，想坐在钉耙把上歇会儿，便一只手拎起钉耙往田埂上扎。谁知用力不当，一根耙齿不偏不倚扎到自己左脚中趾与食趾间的背侧肌上，一块雪白的肉立刻翻了出来，我叫了“啊哟”一声后，就痛得再也发不出声了。不记得是谁把我扶回屋里，马上用清水冲洗，并叫来赤脚医生胡柳英处理。她看后作了消毒，涂上红药水简单包扎起来。我拐着一条腿在家休息，晚上几个老依过来探望，问清情况后，其中一位说：“光涂红药水包扎不管用，我知道一种草药敷上去会好的。”“真的?”我有点不相信。“肯定可以，我帮你去搞。”说完他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他拿来已捣烂的树根似的草药，敷在我受伤的脚趾上，用纱布扎紧，并安慰我说：“过几天就会好的。”我问：“这颗草药，你从哪里弄来的?”“昨晚看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连夜进山挖来的。”真是感人啊!要知道，挖这颗草药来回起码要走二十多里路，而且半夜三更在深山老林里，蛇虫野兽随时出没，太危险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村里的老依憨厚朴实，待我这么好。三天之后我的脚就完全康复了。

我永远记着这位默默无闻的老依。三十年后的2002年，我重返第二故乡，特地到他家送上礼品表示感谢!。

在大队中心小学搞展览

1971年“教育革命”风起云涌，小山村里也不例外。地处大队部的中心小学——晓瑞小学，要搞一个教育革命展览。那年春上，大队调我和一个叫陈上智的当地青年参与筹备。

陈上智长我几岁，人如其名，是一个智力上乘的人，什么事都拿得起放得下，靠着自己的努力学会了画画。我和他在晓瑞小学共事了二三个月。

展览的总体设计要求由学校拟定。看了他们的设计思路，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从国际局势到国内形势，从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树立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像是教育部长的工作报告。什么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亚非拉人民求解放、第三世界人民都在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思想红旗终将插遍全球、国内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正蓬勃开展、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认分数不认爹娘、现在的学生则是亦工亦农亦军什么都能干。

学校财力不大口气大，所有这些都要用画表现出来。于是我们翻画报找资料，用最便宜的纸，先拿铅笔打上草稿再用毛笔勾勒出来。为了把展览搞得像样些，我们提出在展览会的进出口处，要各挂一幅毛主席的油画像。闭塞的万安县根本没有油画布卖。陈上智非常能干，买来粗白布绷在木框上，刷上隔水加热溶化的鱼胶，“油画布”便制成了。我们各自画了一幅毛主席像，他画的是一幅半身像，我画的是一幅头像，这是我第一次以油画形式画领袖像。

为了省下往返的时间，大队部腾出卫生站旁的一个小房间供我们住宿，每天吃完晚饭，我便与陈上智在这间小屋内天南地北地神聊。条件虽然艰苦，但能与一个有共同爱好的人在一起共事，心里觉得很愉快。陈上智对我们上海知青是很尊重的，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这么老远到我们这里来插队，以后总要回去的。”(小山村青年农民的话，后来竟被印证了。六年后，整个大队的知青走得一个不剩)。当我向他讲起上海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时，他伸长脖子特别爱听。当时我们正年轻，脑子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们谈理想、谈人生、谈艺术、也谈人体画。有一天，他从家里带了一本l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怎样画人体解剖》的小册子送给我。在那本小册子里，l9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女性人体的画像，紧张得不知所措。那是徐悲鸿的一幅侧身女人体的铅笔素描，女模特右手扶着墙，左臂弯曲张开五指放在眼前，头微低看着自己的左手，双腿成交叉状。女模特身材丰腴，姿态优雅。在那大谈阶级斗争、横扫封资修、狠抓思想意识的年代，能见到这样的画实属稀罕。现在想来这算什么?

几年后，我将一幅男人体素描画改画成油画，画面是一个老人与一个少年。为了避嫌，我特意给他们画上三角裤遮挡一下。老俵们看后个个睁大眼睛，然后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嘴里不停地说：“不好看不好看。”当地的男人一年四季都不赤膊的，再热的天也是汗衫衬衣，衬衣的钮扣一直系到喉咙口。他们猛一下看到裸体画，像似打翻了调味瓶，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心想把衣服脱去，大家还不都是一个样。一气之下，我将画面人物的身子全部剪去，留下头部和小半个上身。

有位艺术家曾经说过，人体是最美的。男人有阳刚之美，女人有曲线之美，世上没有任何物体能与人体媲美。改革开放后，人体画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也未引起多少关注。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越是搞得神秘莫测，人们越要探个究竟。索性放开了，大家的心境就平和了。

教育展览开展时，学校腾出三间教室，把我们的画满满地挂在墙上。学校选出几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当讲解员，由一名女教师负责培训。大队党总支要求各生产队组织老依前来参观，接受教育，展览一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作者系原江西省万安县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