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知青下乡插队生活是人生征途上的一个无法消逝的坐标，也是人生道路上的一首永不停奏的音符，更是一座极富开垦的矿藏”。步入花甲之年的我，抚今追昔，在这里我愿撷取几段下乡时极其普通的生活碎片与大家分享。
每当鄂族同胞唱起那首经久传唱的《鄂伦春小唱》，我总会从中听到一种呼唤，催促我追寻那些难以忘怀的时刻。
一晃，时间已经走过五十年了。尽管历史的脚步已经迈入新时代的行列，但我的心绪还是经常流连在我下乡黑龙江呼玛的那些青春懵懂日子，因为那里有着我特殊的经历和别样的情结。
良师益友魏金祥
魏金祥大叔是我下乡“接受再教育”期间遇到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鄂伦春族人，至今让我怀念。
一九七六年仲秋时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接受了公社的一项外调任务。当时交通不便，领导上决定组成一个三人小组，由公社武装部小王带队，魏金祥做向导，我做征询记录。我们从村里向南，从深山抄近路，朝着龙镇、德都方向（今属五大连池市）出发。一路上路况十分险恶，对我是一次难得的人生历练。
半个月里，我骑马穿林海， 跨山岭，过溪涧，涉险滩，爬陡坡，跃沼泽，走在茫茫的原始森林，风餐露宿，风尘仆仆地一路前行。这在我，自然感到格外新奇和兴奋，很好地体验了一把鄂伦春人的游猎生活。
在茫茫的原始森林里，呼吸着透着阵阵飘拂的草青气， 品尝着各种天然的馨香野果， 聆听着由近至远的各种飞禽鸟兽的鸣叫声，我不由感叹大自然的壮美。
魏金祥大叔始终走在我们前面引路，为了单调而困乏的野外穿行不至于那么寂寞，他给我们讲述小兴安岭的历史， 讲述那些人称“马背上的民族， 山岭上的人”的鄂伦春人的传奇生活。其实，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就极具传奇性和可读性。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魏金祥， 曾是黑河行署的一名巡视员（相当于行政副处级），负责处理本民族宗教事务，由于与生俱来的耿直，加上文化程度较高和口才超群，常持独特的见解， 显示鲜明个性，得罪了相关利益人，不幸遭遇极左思潮的打击，以至被对立者罗织上种种莫须有的“灰色新闻”，贴上了“坏分子”的政治标签，以致终于解甲归田。
回乡以后，他不时进山骑马挎枪狩猎，倒也过得悠闲自在。
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又乐于与外界沟通。他通晓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说起鄂伦春族人的山林生活，如数家珍，而对上海知青的来到鄂乡学习锻炼，又寄予希望，经常给予勉励和帮助。有着渊博的知识，睿智幽默的魏金祥大叔， 从来没有忘记鄂伦春人对“山神”的崇拜。有一天，我们就亲眼见识了鄂伦春人是敬拜“山神”的情景。原来“山神”是一棵年近百年可三人合抱的大松树。在进入大山深处的三岔口，“山神”屹立于此，只见魏大叔翻身下马，一边摆上早已准备好的祭祀供品----事先扎好的“带有某种祈求寓意的挂件”，口中虔诚地喃喃有词， 一边示意我们也跪下一起祈祷。我定睛一看，只见“山神”硕大的树干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图腾符号及象形文字。我暗自思忖，不知有多少回狩猎人及进山作业的人，也如同我们一样在这里堆砌过各自的经历和期盼。
叩拜仪式结束后，我急切地问魏金祥大叔这尊“山神”和这座大山的故事，希望更多地了解鄂伦春人的前世今生。魏金祥告诉我:这是鄂伦春族狩猎人的守护神。刚才的祭拜是我们”萨满教”①的一个祈祷形式，对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树干上的各种图腾及刻画的符号表达敬畏与期盼：望“山神”保佑狩猎人的安全与平安，给予大自然的恩赐。鄂伦春族的先民视兴安岭为神山，视沾河为圣水， 这在他对我们讲述的鄂族“摩苏昆”②的传说中描绘得更为生动具体。
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曲折生活经历，是他一生的财富聚集。”苦难与曲折固然惨淡， 谁说它未必不是命运的馈赠。魏大叔给我们谈人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经验与失误， 启迪年轻人的勇敢追求；谈文化，用自己掌握的语言特性， 讲述这个民族的忧患与展望， 告诫年轻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谈事业，用温暖的精神情怀，要求年轻人敢于接受社会的挑战与考验。这些肺腑之言温暖我心，至今回想还让我倍感亲切。
一段“小芳”情缘
生活就是这样的奇妙，不经易的一次相遇或合作，也有可能成就一段李春波《小芳》中讲述的故事。
我认识的“小芳”是满族姑娘吴丽芬，她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当年她和下乡知青一样怀揣美好的理想与抱负，由于一起工作、学习，而且兴趣一致，她和我很投缘。
有一年夏天，酷热难耐， 我在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大豆田挥动锄头铲地，面对长得看不到头的地垅，实在是一种考验和挑战。巴望以最快的速度铲到地头，然后就地躺下，直一直那累弯的腰。绝没有想到， 在我觉得非常疲劳的那一刻， 铲地较快的吴丽芬姑娘却悄悄地从垅沟的那一头接上了我的垅，当时，我心中的感激实在无以言表。此后我们相互帮助， 相互照应，终于完成了夏季的大田铲地农活。
知青集体食堂的老三样（萝卜、白菜、土豆）我早已吃得厌烦，吴丽芬姑娘总是时不时地给我带上些好吃的馅饼、包子，给我改善一下伙食。逢年过节，她更会热情邀请我上他们家一起过节聚餐，这对我们知青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幸事。届时，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上海带来的糖果、糕点等，拿出来和他们一家共享。
吴丽芬一家当时的家境并不富裕，因兄妹多，也没什么现金收入，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想来，我当时比较木讷、青涩，我对吴丽芬虽有点好感，但我只出于简单的感恩之心，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到男女之间感情的地步， 也实在不懂得谈婚论嫁这么重要的事情。
没想到有一次，她竟然背着我给我的父母寄去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热切地表达了她对我的爱慕之心，一心想做一位孝敬长辈的好儿媳。我的父母因此误以为我早恋了，父亲焦急地来信询问详情，并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要求我好言相劝吴丽芬。信中写道：“你们都很年轻，不要过早地恋爱，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不要因为此事而影响了各自的前途。”
显然，我的父母亲已经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当然也少不了对我的批评和斥责，我只能被迫地遵从。我并未急于向父母亲解释事情的原委，我想， 他们并不知个中情由，过多的解释反而陡增压力。以后，我渐渐疏远了她，很少去她们家了。其实倒不是我不喜欢她， 也不是嫌她农村姑娘家境贫困。那时候正值全国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之际，我也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处境。一是怕陷入感情的漩涡，分散精力， 得不偿失；其次是当时确实年轻，觉得谈婚论嫁不太现实，总想多学习一点，多经受一点锻炼。即使没能考上大学，也想参军，去部队锻炼一下也好。基于这些原因，我把这些真实的想法告诉吴丽芬，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谁知她十分气恼地拒绝我的解释，甚至要以自残相威胁，吓得我不知所措。彼此冷静了几天后，最终说服了她，放弃了她对我的追求。一段时间以后，得知她和一位转业军人结成秦晋之好，我才如释重负了。
回忆四十多年前的这段不是爱情的“爱情”插曲，令我唏嘘。吴丽芬当年的倩影还时常进入我的梦境。如今虽时过境迁，但回想起来，当年的那一段美好，也实在是坎坷人生对我的一种馈赠，令我悲欣交集。
正如歌中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让我度过那个年代……”
萌芽中的科技兴农
知青下乡如火如荼之际， 正是“农业学大寨”高潮兴起之时。为响应县委的号召，新鄂大队根据公社的有关指示，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大寨活动， 成立了有阮显忠、滕晓霞、王爱丽和我四人组成的科技试验田小组，意在让农业产量再上一个新台阶，尤其在选种、育肥、择地、施药、栽培诸领域中搞点示范，借此推进全大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作为新形式的科技农业示范活动，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上级的重视和支持，组长阮显忠深感任务的艰巨和光荣， 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提纯复壮墨西哥小麦，即通过间隔播种，进行以墨西哥小麦种为母本、本地优质小麦为父本的交叉授粉，从而达到提升小麦千粒重（克） 的目的。对整个小麦生长期关键时段的观察和农田后期管理尤为重要。为此，从选地到播种， 观察小麦的出苗率，注意麦苗的分蘖到拔节、授粉至灌浆、直到收割入库，无一不倾注着试验人员的心血。从试验小组成立到知青大规模返城的四年间，我们初尝了科技的甜头， 经历了农村运用了科技手段所带来的乐趣，使萌芽中的农业科技一频频发展并逐步推广开来，在改善落后的农业耕作手段和育种方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我们试验小组的工作不光是小麦的种植，还要运用科技手段，学会农业管理。内容包括在县农技站的指导下，通过培训、传授，集中对大豆实行套种，以增加绿叶光合作用效果，在高纬度条件下实施水稻种植的创举，适时浇灌激素农药杀灭病害，运用发酵堆肥方法，让人畜粪尿，草皮三合一制成有机复合肥，以增强土壤的肥力，这一系列的科技兴农活动，激发了社员提高学大寨、讲科学的创造性、积极性，增进了对农业科技的知识普及化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只是我五十年前下乡生活中沧海一粟的经历，但正是这些经历，帮助我不断地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坚守那份永远不变的情怀，时时激励和鞭策我不忘初心，不负韶华，在做好“拓荒牛”的同时，学做“孺子牛”， 甘当“老黄牛”。
如今的社会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有责任传承历史， 有义务记录历史，从而总结过去，启示未来。
谨以本文纪念下乡插队五十周年。
注：
①“萨满教”是北方游猎民族的一种宗教。没有特定的祭拜形式，往往是人们推崇有名望的人主持这一宗教形式。最初是“恩都力萨满”即鄂伦春民族的先祖创立。参见《最后的传说——鄂伦春族文化研究》一书吴雅芝著。
②“摩苏昆”是一种史诗般的反映鄂伦春人的生活，娱乐及爱情故事的口述传唱的形式。上了年纪的老一辈鄂伦春人都能哼唱。新鄂乡的鄂族老人莫宝凤就是“摩苏昆”艺术的文化传承人，仍然健在。参见《黑龙江的民间文学第17、18集》孟淑珍整理收集。
(作者原为黑龙江逊克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