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当过知青的人，都会唱几首“知青歌曲”。

虽然绝大多数知青歌曲已无法考证出自何人之手，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就是当年的知青。那如泣如诉、优美委婉曲调， 给全国1700多万生活劳作在农牧团场的知青们苦闷无聊的“夜生活”增添了色彩，使“空虚”的心灵得到些安慰。

那些年，知青歌曲不仅在有知青的公社、农牧场、建设兵团广泛传唱，她还随着知青招工、招干、上学、入伍的渠道，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迅速流传到各大中小城市、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和军营。知青歌曲是伴随着每个知青， 从泥泞、坎坷的蹉跎岁月中走来的“心灵鸡汤”。现在，老知青们在回味青春岁月时依然唱着那些过去的歌。

知青歌曲能有如此大的感染力，主要原因还是其旋律婉转优美、抒情动听、歌词形象生动，大胆地向世人袒露了内心的渴望，在文艺舞台被“高、响、硬”歌曲一统天下的时候， 知青歌曲给人耳目一新的新感觉，并成为广大知青主要的精神食量。

知青歌曲产生的年代，大约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知青歌曲创作、传唱大流行的鼎盛时期。知青歌曲已成为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一朵艺术奇葩，也是曲式结构最短而又华丽的乐章。

我是当年千百万知青中的一个，是和“老三届”相对应的“小三届”初中毕业生。我还不满16岁的时候，就打起背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我喜爱音乐，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能熟练演奏几种乐器， 中学毕业前就开始自学歌曲创作。在农村的日子里，很自然地成了知青歌曲的忠实“歌迷”， 和不折不扣的“传播者”。但那时许多知青歌曲遭到了禁锢， 因此知青歌曲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插队的地方在吐鲁番地区的托克逊县，这是个维吾尔族聚集的小县，全县只有8万人口。而我插队的公社又远离县城，被当地人称为“依拉湖”（维吾尔语即“蛇湖”）的跃进人民公社（现为“博斯坦乡”） 三大队七小队。

我们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公社全盘接纳为“跃进人民公社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安置在离公社较近的生产大队。我们的任务是一边向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努力改造世界观。

临下乡时，学校所属的工厂给我们宣传队配了一架旧的120贝斯的鹦鹉牌手风琴，成了我们的宝贝。除此之外，队员们还有小提琴、竹笛、口琴等乐器。虽说在民族地区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语言上的障碍， 但维吾尔族也是喜爱音乐的民族，因此，音乐就是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夏收农忙时节，正是最需要劳力的时候，而队长却经常在农忙时节我们排练和演出，以此鼓舞社员们的干劲。

农村的劳动很累，劳累了一天后大家筋疲力尽地瘫倒在炕上，望着能看到星星的屋顶发呆，知青点除了政治学习就没有其它的娱乐了，业余生活很单调。每到夜晚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拉起手风琴，同学们就会围坐在一起唱歌。我的竹笛吹得好，有时我会到生产队的麦场上，站在宁静的夜空下吹奏曲子，而同学们也习惯了在我的笛声中入睡。记得当时很流行的笛子独奏曲有《牧民新歌》《扬鞭催马运粮忙》等。

那年月是讲究阶级斗争的， 临下乡前，县知青办郑主任和公社知青办李主任来学校专门给我们开会，介绍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着重通报了一些老知青们存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况，还有传播“黄色歌曲”“反动歌曲”等现象。要求我们不要和老知青往来， 不许谈恋爱，不许传播“黄歌”， 要站稳革命立场。因此，在下乡的最初日子里，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雏插”，则像躲“瘟疫”似的害怕与“老插”们接触。

我下乡那年是1975年。正值隆冬季节，晚上谁也不敢出门，带队干部生怕出点意外不好和单位、家长交待，因此每天晚上都安排了“政治”学习。每个周一是我这个宣传队长教唱“革命”歌曲的时间，教材就是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编辑出版的四本《战地新歌》和仅有的几本《解放军歌曲》期刊。每晚开会前，我们必须唱一二首革命歌曲，以增强对学习毛选的态度和自觉性。

有一天晚上正当我们组织学习的时候，四五个“老插”串到了我们知青点，毫无顾忌地坐下来听我们读报纸，带队干部大惊失色，毫不客气地请“老插”们出去。但他们却在门外唱起了歌，唱的歌我们谁也没有听过，大家面面相视， 心想这可能就是领导说的“黄歌”吧。

带队干部无法阻止他们的歌声，就让我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反击他们。可能他认为我们唱歌就不能听见外面的歌声了，就会不被“传染”了吧。一时间我还真不知唱什么歌曲合适。后来，是女班长提议唱毛主席语录歌。于是我们22名新知青一起唱起了“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门外的“老插”们听我们唱“语录歌”， 又唱了另一首歌来“对抗”我们。于是，我又领唱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首脍炙人口的“语录歌”。“老插”们自觉无趣，外面又是天寒地冻的，只好离开了。后来我们和“老插”们不期而遇的时候，他们便会取笑我们的天真和幼稚。日子久了，“老插”们便在带队干部不“蹲点”的时候“趁虚而入”。我们也在“同是天涯沦落人”“天下知青是一家”的意念中，逐渐增加与“老插”们的接触，慢慢地竟结成了“统一战线”。

某日晚上，“老插”们提了两瓶被当地人称之为“河南翻”“108”（一种红薯干酿造的酒，价格是一元零八分）的白酒和一把吉他来我们知青点串队。大家围坐在冰凉的土炕上，在昏暗的马灯下，用一只饭碗当酒杯传着喝酒。“老插”们有个习惯——边喝酒，边唱歌。按他们的规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唱一首歌，不会唱的罚酒。于是“酒官”怀抱吉他， 率先唱起了“酒”歌。这家伙个子不高，年龄不大，“插”龄较长，嗓子相当不错，刚唱了几句，我们就被歌声吸引， 一个个痴情地欣赏起来。

从乌市到“依拉湖（维语‘蛇湖’之意）”，

路途多遥远。

告别了爹娘，

离开了家乡，

泪水就涌上心间。

昨夜里我梦见了，

妈妈来到我的身旁，

轻轻地抚摸着孩儿的瘦脸，

泪水就挂满腮边。

昔日孩儿多康健，

如今瘦的多可怜。

我忙睁眼仔细看，

原来却是在梦间。

度日如同度一年，

望不尽的荒草滩。

父母那慈祥的笑脸，

仿佛就在我面前。

干不完的牛马活，

吃不尽的高梁面。

住的是漏雨的破草房，

睡的是大土炕。

几度风和雨，

几度苦和甜。

脚下踩满了无数伤悲，

无数的心酸。

这首歌名叫《地角天涯》， 据说在全国各地知青中流传很广。“酒官”唱得很投入，他那莫合烟嗓子也非常有味。歌声中昏暗的马灯将他的身影投射到墙，摇曳着，跳动着，增添了伤感的情调。我们听着听着就被感染了，想家了。有的人抹起了眼泪，有的人还哭出了声。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动人的知青歌曲。同学们也都说那歌儿好听。这以后，我们开始背着带队干部向“老插”们学唱知青歌曲。不久我就学会了著名的《南京之歌》：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

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

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

横跨长江，

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

由于我在中学就开始自学作曲了，具备一定的记谱基本功。每当带队干部不在的夜晚， 我就帮同学们把学来的歌曲记下谱来，然后大家用口琴或吉他等乐器演奏，也好在女生跟前显个能耐。

后来，同学们经常到较远的树林或小河边去放声“吼唱”， 释放一下压抑的心情。而女生则偷偷地听，后来也就被“灌输”得耳熟能详了。大家这样偷偷摸摸地“学习”，差点把我推到公社的批斗大会上。

一次，有个同学到附近的良种繁育场去玩，在一个社员家发现了一本“文革”前的《歌曲》月刊，其中有《九九艳阳天》《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爱情歌曲和民歌，让他爱不释手。他借了书后兴奋地一路奔跑回知青点找我抄谱。我如获至宝赶忙抄了起来，却被推门而入的带队干部抓了个现行，歌本被当场没收。

当晚，带队干部召集知青点的“干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要开我俩的批斗会， 班长勒令我俩第二天晚上写出深刻的检查，否则交公社知青办处理。经不住事的我俩当真被吓傻了。

第二天晚上，在带队干部的主持下，宣传队的全体知青开会批斗我俩，却美其名曰是拯救我俩的“帮促会”。以往被烟火熏得黑糊糊的马灯罩， 被“爱憎分明”的同学擦得鋥亮， 好让我们“丢人现眼”。

客观地说，当时我的检查写得相当有“水平”，用了一些非常革命和激进的词句，如“错把毒草当鲜花”“错把毒药当蜜糖”等等，听起来很深刻，一次性通过了。而那位“主犯”却在做捡查时忍不住笑出了声，被带队干部视为态度不端正，大发雷霆，还拍了桌子。“幸灾乐祸”的“革命人”， 非要让他交代出“教唆犯”是谁。

我们不会连累那位社员的，在被逮住的那天我俩就定好了“攻守同盟”，坚持说歌本是从刚去世的“五保户”孤寡老人的炉灶边拣来的，没有供出书的主人。事后那位社员还夸我们讲义气呢。

还有一次，公社通知我们到一大队去参加批判水利工地上聚众斗殴事件。临走前，一、二大队的带队干部急匆匆来找我们的带队干部，不一会就有人出来叫我进去。我走进屋子， 只见干部们表情严峻，带队干部党小组的负责人彭组长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在其他大队的知青点搜出了不少‘黄色歌曲’， 据他们交待，这些东西都是你写的。”我被彭组长的话搞蒙了，一时无言以对。他接着说：“这些歌曲正是公社三番五次强调禁止的黄色歌曲。你写的这些歌曲流传太广、影响极坏， 给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危害， 所以公社知青办决定在今天的批斗会上把你一起斗了！”

我被他的话吓傻了，这次比上次傻得厉害。

我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些， 但我也知道很难和他们说清楚，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作曲和记谱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告诉他们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写出全国流传的歌曲。他们让我交出我的歌曲笔记本，我拿给了他们，其实里面全是我的习作，都是当时最革命的歌词。还有我作曲，班长作词，并由我在各青年点教唱过的《铁心务农干革命》，没有一首能和他们搜出来的“罪证”相吻合。但他们还是不太相信我的话， 反复强调是那些保存歌曲的人， 亲口交待的。

为了能洗清自己，我只好向他们承认我曾为他们记过歌谱，也帮他们填补过不完整的歌词，但绝对没有创作这些歌曲的本事。

因为我下乡前上的是职工子弟中学，带队干部都是与父母一个单位的，从感情上讲是不会伤害我的，因为他们的子女也在这里插队。带队干部为了证明我的话，就找了几个同学来询问，同学们为我作了很好的证明。

事情弄清楚了，但必须赶在公社开会前不再把我列入批斗对象，带队干部又紧急商量， 要我和一名带队干部一起立刻赶到一大队，给公社领导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为了赶时间，我骑上配备给带队干部的自行车，驮着那个干部风驰电掣般奔向一大队。我们赶到时，已经有不少知青在等着开会了。带队干部先进去向公社领导汇报情况，然后再把我叫进去。我一看是去乌鲁木齐接我们知青办李主任， 我跟李主任说：“我真的是被冤枉的，这些歌在我下乡之前早就有了，您在接我们的时候在大会上还讲过呢。”

其实公社领导对我的印象非常好，因为我在公社的文艺演出中很受社员的欢迎。他们例行公事般地检查了一遍我的笔记本，也承认这些歌曲的确在我们下乡之前就有了，于是象征性地对我批评教育了一番， 我便幸免被批了。

后来我才知道，带队干部在我们出工的时候，进到知青宿舍里搜查，偷看日记，没想到搜出了几个抄有“黄色歌曲”的笔记本。他们如获至宝，立即派人到地里把那几个知青叫回来交代问题，连哄带吓地知道了我代抄歌谱的事。

现在想起那事儿，我觉得自己还是为知青歌曲的传唱和演奏做了点好事的，也保全了许多歌曲的“完整性”。

“知青歌曲”伴随着1700多万知识青年，深一脚浅一脚地从泥泞的乡间小道回到故乡城市。现在唱起这些歌曲，每个知青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灰不溜秋的破土房、昏暗摇曳的马灯、广袤的田野、起伏的山峦和当年的思乡之情、思娘之情， 百感交集的眼泪仍会夺眶而出。

“文革”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也结束了，人们恢复了理性。苍天可以作证，知青歌曲不是“黄色歌曲”，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 是知青生活的真是写照。

知青歌曲有精华，也有其糟粕，但大多数作品是反映知青远离城市、远离父母，想念亲人，渴求新生活，向往美好明天的内容，她是知青文学的一部分，共同形成了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知青文化”现象。

从各地传唱的知青歌曲来看，数量并不很多，经归纳大约在20首左右。我手里珍藏了十几首当年在吐鲁番地区传唱的知青歌曲的曲谱资料，返城后又从其他“插友”口中记录整理了几首。虽然传唱各异， 但旋律和歌词的变化并不太大。

作为曾经的知青，那些与“知青歌曲”“牵手”的往事， 对我以后从事音乐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每每想到知青们时如此爱唱自己的歌曲，就会有一种责任升起。

这些年来，我对知青歌曲做了一些研究。当年知青们爱唱的歌曲可分为几种，一是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的革命歌曲和电影歌曲，如《红军想念毛主席》《我的祖国》《敖包相会》前苏联的经典歌曲《喀秋莎》《小路》《纺织姑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二是利用民间歌曲填词改编的，如广西民歌《曼丽》、新疆维吾尔族民歌《吉尔拉》《在那遥远的地方》《送你一束沙枣花》等，福建沿海地区的知青将台湾的《绿岛小夜曲》填词而成了自己的歌曲， 沈阳知青把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地方》中的插曲填词改编为《沈阳啊沈阳》； 三是真正属于知青创作的知青歌曲， 如《南京之歌》《我的家乡》《地角天涯》《小小油灯》《嘉陵江知青之歌》《松花江上》《山西知青思乡曲》《火车， 你慢些走》《广州知青歌》等； 四是当年从监狱里传出来的“牢狱歌曲”，被知青们填词改编， 这类歌曲的数量较少，如《流浪的人归来》（又名《四季歌》） 《精神病患者》等。

时光不会倒流。很多知青歌曲已成为经典之作，被世人认可。1988年广西民族声像艺术公司独家出版发行了中国第一盒知青歌曲《动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知青歌曲。盒带中收录了由京、津、沪、南京、重庆知青在山西、陕西、北大荒等地创作传唱的知青歌曲9首。从盒带中歌曲的曲谱及歌词来看，虽然有明显的加工痕迹，但作为知青歌曲的正式出版物保留下来，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的历史留下了史证，是难能可贵的。一些知青网站也发布了一些关于知青歌曲的内幕史料，为研究知青历史，让后人了解当年的知青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年的知青会感谢你们，历史会记住你们！

知青运动终结了，今日再来高唱挽歌也无济于事，上山下乡运动的“功”与“过”， 也就不必妄加评论。但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基本上都认为那段艰难的岁月，是知青人生里程中最值得书写的一笔，是知青身上刻骨铭心的世纪烙印。

（作者贾云，男，1975年初中毕业到吐鲁番托克逊县跃进公社三大队七小队插队落户的乌鲁木齐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