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5 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师来川沙县杨思镇招生时，我被镇党委抽调做知识青年的家庭档案调查工作。当时全镇共40 名知青报了名。转眼到了出光荣榜的时刻， 40 名知青全都榜上有名，大伙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可就在此关键时刻，其中的领队退缩当了逃兵，顿时在知青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也损害了党员形象。而那时的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了，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是一名党员，党在召唤的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
那时的我，全然没有想到放弃已经满师的学徒身份会让妈妈多么伤心，只想请镇领导尽快批准我替代领队。领导说：“你家里知道了会同意吗？还有你的待遇呢？”当时，我姐支内已去了安徽，我二哥当兵去了山西，我学电焊已经三年满师。我坚定地说：“这一切由组织考虑吧。”两天后，出了第二榜，就有我一个人名字。一时间我成了公众人物，妈妈、爸爸都惊讶不已：“我女儿居然不吭气顶替别人去新疆，她上海有工作啊，三年学徒已经满师了！”妈妈气愤地指着我说：“你翅膀硬了，会飞了，连爸爸妈妈都不要了，你的心可真够狠的。早知道有这一天，还不如当初让你去合肥你姐那里呢！”爸爸说：“人家也是党员，还是镇上的青年干部，却可以赖着不去；本没有你的事，你充什么能？”妈妈见我还是不改变，竟然为我找对象，想用结婚来阻止我去新疆，并且将户口本藏了起来不让我去报到。无奈之下，我只得请姐姐帮忙。姐姐给父母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父母被说动了，我顺利地报了到。
告别的前一晚上，我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一方面感到愧对双亲，二十三年的养育之恩点点滴滴，涌上我的心头；另一方面，又憧憬自己能闯出一片新天地。矛盾的我在母亲怀里泣不成声，妈妈也哭着对我说：“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要写信回家。”
1966 年6 月26 日，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在北火车站的站台上，我被许多知青家长围住了：他们把自己的儿女交到了我手上，我是他们的大姐， 从此时此刻起，我们将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此刻的我早已忘记了和家人告别，当火车拉起长笛时， 我猛然醒悟，在人群中寻找我的家人：只见爸爸、妈妈、哥哥、弟弟们含着眼泪向我不停地挥手，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来不及告别，火车已经启动了。我只能拼命地挥动双手，直到看不到家人……车厢里哭声一片，我坚强地抹干眼泪，带头唱起了《边疆处处赛江南》。
四天五夜的火车之旅结束了，7 月1 日安全抵达吐鲁番； 接着坐了七八天大卡车，经托克逊、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来到阿图什，再经过英吉沙到达莎车县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三师师部所在地。工三师下设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3 个团。我所在的二十三团是专为南疆修建水利工程而成立的， 全团共5000 人，其中职工3500 人，当时主要承建总长29 公里的叶尔羌河东岸引洪大渠，团部驻泽普县城。
我们新成立的上海连共有320 人，其中上海知青280 人， 还有转业军人、江苏和河南支边青年以及少量“自流”人员。记得刚到连队时我都找不到方向，只见烟筒冒烟，却不见房子；脚下踩着的地面软软的，原来我已经站在房顶上了——这就是地窝子。
我们上海连驻地在东岸大渠中游，连部设在当地老乡迁走后留下的干打垒的小四合院内，我被任命为副连长，临时住在统计办公室里；女工排和男工排分列在四合院南北两头的地窝子里。进疆前领导说过，我们到兵团实行供给制，所有衣服、被褥由上级发给。可到连队后，每人只领到一条被子或一条褥子。我们睡的大通铺的土炕很潮湿，上面没有铺板，只是垫上些蒲草，上面放上褥子，两人合盖一条被子。蒲草受潮会发霉，会生虫子咬人，好多战友身上都被虫子叮得起了包。新疆少雨，饮用水靠的是天山积雪融化流下来的水汇积在水坑里——俗称“涝坝水”。这水能喝吗？《我们新疆好地方》这首歌里面那么美好的景物怎么都不见了？
吃饭是我们最头疼的事，在上海，吃惯了大米饭，可来到新疆，天天是玉米馒头和玉米糊糊。菜也极其单调，也就白菜、葫芦瓜、萝卜和卷心菜，根本就见不到荤菜及豆制品。菜不是炒出来的，而是煮熟了浇上点油拌一下，真是难以下咽。那时，战友们能吃到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就满足透了——平时那是“病号饭”，只有到卫生员那儿开出病假条经连部批准方能吃上。
我清楚地记得1967 年春节的年夜饭，是一张白面饼加一碗玻璃汤（其实就是清汤，几片菜叶加几滴油），看着眼前的食物， 不由得想到如果在上海年夜饭会是多么丰盛可口，家人团圆多么温馨！大家再也忍不住了，抱头痛哭。有一位战友边哭边唱沪剧《星星之火》：“妈妈呀，赶快救我出火坑！”有的战友在小煤油灯下，一边哭一边写信回家向爸妈诉苦。有的战友把自己比作“苍蝇钻到玻璃瓶里，前途光明可走投无路”。一瞬间，屋子里的人哭声越来越大，我也无法控制局面。是啊，动员进疆时号称“塞北江南”的鱼米之乡，怎么都不见呢？我也很纳闷，大哭了几声。但几分钟后，我平静了下来，抹去眼泪，笑着把班排长召集起来开会，布置班排长开导自己的同志，将同志们的情绪稳定好，总算过了年三十。
新疆本是干旱少雨的地方，可在我们到达新疆的第一个月，就遇上了一场倾盆大雨，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我们住的房子是干打垒的半地窝子，房泥比较薄，房顶很快就开始漏雨了，房门口开始进水，水越进越多、越涨越高，快淹到土炕上了。被子浸湿了、箱子泡湿了，满屋子都是水，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们心急如焚却手足无措，都急哭了，哭声越来越大。两个女工排的哭声越来越响，和雨同奏一曲惊动了一位副连长，他冲着女知青说:“这是戈壁滩，有狼，你们再哭就会把狼群给引来了！”他这一吓唬，大家哭得更响了。我也被感染了，唯一的希望是用哭声来祈求雨快些停。新疆真是个怪地方，天气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说停就停了，不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兄弟姐妹们的哭声嘎然而止。接着就忙开了，拉起绳子，洗晒衣被，忙得不可开交。
之后，我们到维吾尔族老乡那儿买来木料，重新整修了地窝子。
新疆的风沙特别大，尤其在戈壁沙滩上遇到风沙，简直就睁不开眼睛；沙子一古脑儿地往脖子里钻，就连耳朵里都能掏出沙子，就别提头发里暗藏了多少了。记得有一次刚上工地，就被特大的风沙给轰了回来，昏黄的天空落下的是沙粒。我们只能在半地窝子里点上小煤油灯，开始还想看看书，可一会儿沙子都吹到了床上、箱子上，满屋子都是，连小油灯也给吹灭了。我和战友们只能钻到被子里蒙头睡觉。待风沙过后我们从被窝里钻出来时都惊呆了——被子上厚厚一层沙子，再看看门都推不开了，门被小沙包封住了，连我们吃的馒头和菜里面都有了沙子。
过劳动关更难了，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劳动是帮助老乡收割麦子。到地里才发现，麦子长得又矮又稀，还掺杂着好多草。站着割，够不着；蹲下来割，又扎屁股。加之镰刀不锋利，又不会使用，可把我们给整苦了。不多一会儿手给扎破了，磨出泡来了。但大家劳动情绪还是高涨的，班与班之间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终于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任务，连队还受到团领导的表扬。
修建叶尔羌河东岸大渠，是我参加过的比较大型的引水工程，这条渠过水流量达170 立方米/ 秒，它是灌溉农三师前进灌区和喀什地区叶城、泽普、莎车、巴楚四县230 万亩农田的一条主干渠道，也是叶尔羌河上的笫一条引洪大渠。我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铁锹、十字镐、坎土曼、独轮车、筛子、筐子和扁担。茫茫的戈壁滩上，唯有零星几棵挺立着的红柳，在这片天寒地冻干旱缺水的地方陪伴我们这一群上海人。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 劳动强度极大，工作极其辛苦， 一个大战又接着一个大战，刮风沙或下雨的日子就顶休息日，一些年龄偏小的战友还只是童工， 根本就无法承受重体力的劳动。战友们肩膀磨破了，手上全是血泡。独轮车难以驾驭，推不了几步就翻车，只得重新来过，女同志只能望车兴叹。男同志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就会帮助女同志；男同志体力消耗大，饭就不够吃，女同志就把馍票省下来送给他们。后来就形成了男工班和女工班搭配干活的规矩，那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当时大家住的是帐篷，吃的馍馍有时蒸不熟也只好将就吃，菜就更简单了。再加上时值冬季，很冷，又缺水，劳动强度又大，别说洗澡了，就连洗脸刷牙的水都很难求，好多战友身上长了虱子。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所在的上海连改编为十二连。随着运动的深入，连队也像炸开锅似的，各个战斗队相继成立，各种类型的毛译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那时的我也和大家一样，对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有点措手不及。
1967 年1 月，一派群众组织夺了二十三团的党政大权。
2 月中旬的一天，我一早起床来到操场，看到满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我很好奇。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大字报揭批的对象是我，说我“攻击毛主席”“污蔑毛泽东思想”，他们要“打倒邹小妹”！做梦也未曾想到，我竟成了十二连第一张大字报批判的头号人物，弄得我不知所措。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攻击毛泽东思想？我是穷苦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我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我和大家是同坐一列火车、唱着同一首歌进疆的，昨天还是朋友，一夜之间咋就成了敌人？真是世事难料，真叫冤哪！
原来，前一天半夜里食堂从团部拉来两头小猪，因天气很冷，事先又未准备猪圈，我就叫上士将小猪暂时先放在空地窝子里，准备隔天再挖猪圈。事后我才知道，这间地窝子是某个战斗队准备用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的，就为这件事得罪了这个战斗队，他们罗织罪名上纲上线批了我好多天。那几天，赶巧我脖子后面长了个疖子，天天发烧，头都抬不起来，可我不但得去工地干活，下班后还得在当权派边上作“陪斗”。他们在破旧的四合院边上的一棵大树下批斗我，因为我成了团政委的“爪牙”，我的战友叫我“低头分子”。更可笑的是竟让我用双轮车推一女病人到泽普县医院，又让我背女病人上毛厕，把我往死里整。
批斗我那段日子，问得最多的是“你为什么会当干部”。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问题啊！还有人写信告诉我父母，更让家中多了几分担扰。我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对我呵护有加，没受过半点委屈，而今却落到这步田地。说真的，我连死的念头都萌生过。当时，好朋友不敢理我，只剩一个保皇派孙某人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不经意地来到离连部较远的老坝，那里有很深的水。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哭，越哭越伤心。每当想到爸妈的训语，感到一万个对不起，越想越感到痛苦委屈：是啊，领导不是说过我的“待遇不同”吗？可进疆后我每月工资都跟大家一样，谁来问过？我是一个党员能伸手去要吗？我表现还不够优秀吗？为什么得不到理解呢？活得太没意思了，还不如一死百了！正当我起身去实施时，突然有一双大手按住了我的双肩，来人语重心长地劝慰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别做傻事！”他告诉我，他已经跟着我好长时间了，就怕我出事。听了他的讲述，我为之一振，这时的我就像在深水中得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他不是别人，就是山西籍副连长吴桃栓。在他的真诚劝导下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开始重新面对生活。
1967 年3 月8 日，是我脱离苦海的日子。副团长通知借调我到东岸大渠渠首烧电焊， 因工程紧任务重，要求我第二天报到，可这天晚上我还被斗了近三个小时。
第二天，我以崭新的面貌——一个电焊女工的形象出现在战友们的面前。我参加了东岸大渠的渠首工程——总闸的焊接工程。这是一项技术要求高、工程紧、劳动强度极大的工程，有平焊、立焊而更难的是仰焊，焊渣直往脖子里钻，好几处被烫伤。我发挥上海拜师学到的电焊技术，如鱼得水，让全团的人对我刮目相看。因为全团就我一个电焊工，我和师部派来的电焊工周师傅，共同完成了艰巨的焊接工程任务。工程验收证明，我们的每个焊缝都符合质检标准。随后，我又带徒弟共同完成了整个东岸大渠29 公里的焊接工程任务， 同样受到好评。整个工程期11 个月，我顺利地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渠道焊接工程结束后，我回到了十二连继续担任副连长。1968 年初，我被调到八连任副连长。同年5 月，我又被调到二十三团“文革”办公室宣教组工作。不久，我和吴桃栓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1969 年元旦登记结婚。我们的新房就安在泽普东岸大渠中游——团部家属院的半地窝子里。
我们团完成了叶尔羌河东岸大渠的引水工程之后，又长驱东进阿尔金山，进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屯垦。南疆铁路上马后，我团又转战铁路沿线，从百里风区的白碱滩到奎先冰大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崇山峻岭中打隧道，架筑特大桥。继而我们又挥师北上，筑北疆铁路，建新疆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玛纳斯电厂。从哈密七颗星电厂至塔城铁厂沟金矿，从克拉玛依油城到叶城新藏公路的军用中转仓库，纵横几千里，历时二十三年。其中，自1970 年代中期开始，我被调到学校工作，学校随着施工部队不断地迁移。我们的青春消融在天山南北，我们的足迹踏遍了东西南北疆。我们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最贫困地区之一——新疆。回首我们的人生轨迹，我和我的知青战友们无愧无悔。
1989 年8 月8 日， 我终于结束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三年“吉普赛人”式的游民生活，提前退休回到了故乡上海。
（作者原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三师二十三团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