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年前，上山下乡狂潮开始席卷全国，北大荒成为收容知青最多的地方。
毫无疑问，不少知青是满怀着“屯垦戍边”的理想与激情，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歌曲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甚至以写血书的形式来表明决心。但也有相当多的知青是囿于各种原因，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前往的。
无论来之前是何种状况，到了北疆都得面对现实。而现实与理想总会有差距，有时这种差距还会很大。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繁重的劳动、戍边任务，使得刚刚离开家乡与校园的知青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波动。
不过，彼时的知青，大的不过二十岁出头，小的仅有十五六岁，年少单纯，适应力强，何况是在兵团这一准军事化的集体中磨砺，很快就被统一了思想与行动。其间，多种场合的齐唱革命歌曲，成为最初阶段生活中的常态。尤其是武装连队，更把齐唱作为调动情绪、凝聚意志、强化纪律与集体观念的重要方式。
早起，肩扛锄头或是锹镐，总是排队出工。从驻地到田间地头或水利、筑路工地，一路上唱的多是雄纠纠气昂昂、节奏明快的进行曲，诸如“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等，自然而然地就让情绪高昂起来。而傍晚收工，也要排队返回，一路上仍是扯开了嗓子吼，其中尤以《打靶归来》为必唱之歌。那“日落西山彩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的歌词颇为应景，欢快的节奏亦把一天劳作后的疲累消减了许多。
当然，唱歌最多的时候是武装拉练和开会前。拉练就不用多说了，一路行军一路歌。而会前则是时代的特色。春播、夏锄、秋收之前或团部、或连队，都要召开动员会, 传达最高指示、中央文件，以及批判这批判那也要开会。因而，开会前的集合、等待，就成了各连队或各班组间相互拉歌、赛歌的最佳时段。既烘托了气氛， 又酝酿了情绪。
印象里，这种集体飙歌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修筑“二抚国防公路”（从二龙山到抚远，与前苏联一江之隔）的时候。那是1969 年，珍宝岛事件刚发生不久，中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后方的部队与战略物资急需运抵前线，而原有的土路却破败不堪，到了雨季更是难以通行。在此形势下， 将这条战备公路改建成沙石路， 迫在眉睫。兵团奉沈阳军区的命令，从各师团抽调知青组建了多支筑路队参与会战。我所在的连队就在其中，负责采石。
5 月的誓师大会上，各支队伍相互拉歌。先是你唱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我唱一首《兵团战士胸有朝阳》；你再来一首《团结就是力量》，我又来一首《二龙山筑路连队歌》（我连知青自编歌曲），秩序井然。但是，几个回合后，相互间比试的意味渐渐浓了起来。毕竟， 都年轻气盛，好胜心强嘛！
到了这个份上，现场指挥至关重要，而我们连队的领头人绝对胜任。他是上海的老三届知青，在学校时就练就了组织、拉歌的本领。只见他瞪大了眼、涨红了脸、扯足了嗓门、抡圆了双臂，把全连百多号人的音量凝聚到一起，发挥到极致。每每对方一歌尚未唱罢，他已右臂上扬，指挥着我们接续上了新歌。
此时，歌声是否优美、动听早在其次，重要的是比哪一方的嗓门更大、气势更壮、库存更足。亦即，在几十首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与语录歌的轮番PK 后，看谁能比对方再多唱一首——准确地说，是再多吼一首。整个会场歌声如潮、汹涌澎湃，分不出此方还是彼方，听不清歌词、旋律，震耳欲聋的都是那混杂着男女知青嘶吼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直冲云霄。
可以想象，这样的声浪该有多么巨大的感染力。无论是谁，置身其间，心都会随之剧跳、血都要因之沸腾；无论你作何思考、内心有无纠结，其情绪都会伴随着高昂的声浪起伏、激荡，进而消融在集体的意识里，淹没在时代的大潮中。
当然，有些场合，仅有合唱是不够的。这时候，哪个连队或是班组拥有一名天赋不错的独唱歌手，绝对能为本方赢得满场的掌声与喝彩。毕竟，合唱比的是嗓门大、气势足；而独唱，却要讲究点儿音色、技巧。显然，具有这方面艺术才华的歌手并不缺乏。来自各地的知青，可谓是藏龙卧虎，许多人都曾是所在城市、学校少儿合唱团、艺术团的佼佼者。于是，《勘探队员之歌》《航标兵之歌》《我爱祖国的蓝天》和《边疆处处赛江南》等艺术上有难度，内容上则是歌颂工农兵、抒发豪情壮志的的老歌，也都在这样的场合中唱响过。尽管这些老歌及其词曲作者在“文革”初期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冲击或批判过，但此时已没有多少人顾及了。
连续几年，我们在山林间、草甸中，不惜工本地开垦、拓荒，但是违背自然法则与生产规律的盲目与极左，使得日复一日的战天斗地并没有迎来理想的成果，经济亏损成为许多连队较为普遍的现象，兵团的前景、个人的命运都不确定。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思想出现混乱、信仰产生危机，青春的激情与昂扬的斗志因之消退。出工不再成队，下工稀稀拉拉，除了师团组织的文艺汇演外，不仅众人齐唱的场面再难出现，就是高亢、激昂的独唱也少了许多。
然而，生活怎能无歌？也不可能永远只有一种歌的！“文革”前出版的歌集，尤其是《外国名歌200 首》，成为私底下悄悄寻觅的珍本。一旦借到， 就会在油灯下连夜抄录。离别故土亲人多年，却又前途渺茫的知青们，该有多少情愫与心声要借助、托付歌曲来抒发与表达呀！只是，这种抒发与表达，在那“革命化”的年代，有了顾忌，自然也就多了些曲折隐晦。
比如，在荒友中暗自流传已久的《重庆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等知青自创歌曲，在当时兵团的环境中，通常还不敢集体性地公然唱出。但是，歌中“流不尽的长江水，止不住的辛酸泪，船儿船儿你慢点行，让我们最后看一眼衰老的爹娘”与“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等词句却流露出对故土亲人深深的思念、对未来前途极度的迷惘。
记忆里，那是1974 年的除夕。那时，连队里的知青已有一些通过当兵、转插（包括去父母干校）、顶替式的招工（在厂矿工作的父母提前退休，让子女接替）与推荐上大学等途径离开兵团或返城了，余下的大多也在年前回家乡探亲，留守连队的不超过二十人，甚至有的宿舍只剩了一两人。为了安全，也免得过于冷清，男女知青分别集中到了两个相邻的大宿舍里。
吃年夜饭时，大家会聚在食堂。因为留守青年中，恰有两人本是炊事班的，所以倾食堂所有，尽他们所能，做了许多平时大锅饭里不可能吃到的小炒。开始还算热闹，推杯换盏之际，各说家乡的美食与过节时的趣闻，用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概括就是“穷欢乐”呗！然而，随着午夜时分的到来，彼此的心神似乎多已飘离眼前的杯盏盆碟了。于是，各回各的宿舍。
因为多喝了些六十五度的“边疆”酒（我们团自产的纯高粱酒），男知青们都有了些醉意，三三两两、东倒西歪地斜靠在宿舍大炕的被褥上。偏有人又从墙角找出了一瓶白酒，吵嚷着：再喝、再喝！
突然，隔壁的女宿舍里传来了歌声。声音初时很小，随着多人的参与，声音渐大：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啊，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
此歌，太熟悉了。在秋收后的大地里，倚靠着一堆堆的玉米棒子，仰望寒风里南飞的人字形雁阵，我们不止一次地哼唱过这首歌，只是此刻听来，却令人颇感凄婉哀伤。
一时，全屋陷入静默。静默中，不知是谁，也用沙哑的嗓音哼唱了起来：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这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一首著名歌曲，亦是我们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唱过的。于是，无需指挥，纷纷跟唱。不过，口齿已不大利落的我们，连简单的几句歌词都唱得含混不清。
其实，此时此刻，歌词的内容已不重要，关键是这两首歌的旋律原本幽远、沉郁，经我们唱出，则充满了苍凉与忧伤。而苍凉与忧伤正与充溢在大家心头思亲念家的离愁别绪相吻合。同时，潜意识里也似乎都在询问：什么时候，能是谁，有力量改变知青的现状与命运呢？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讲，当时的这种盼望是不可能有着落的。而在这种无望返城情况下，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却又与日俱增。只是，“阿哥阿妹情谊长” 之类的情歌，因词句的过于直白而一时羞于或不便于直接唱出口。于是，往往就借助口哨、乐器吹奏出来。当《九九那个艳阳》《敖包相会》《红莓花儿开》《山楂树》等中外爱情歌曲的旋律因此在周末夜晚的一些宿舍和宿舍后面的山坡上、林木间流转回荡时，许多知青都会在心中把那熟悉的旋律翻译成歌词，有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哼出了声。而歌曲中传递的情愫，彼此当然也都心领神会。
说到乐器，当时条件艰苦，相对价廉又便于携带的口琴与竹笛较为普遍。其中，口琴最便捷，在田间休息，倚着麦垛、靠着康拜因，就可以吹奏。仰望蓝天白云，远眺起伏群山，一曲《我们的田野》，能把大家带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儿时光。至于竹笛，音色更是明亮而清脆。常见北京知青老孟横笛在手，吹到激越处，身体微微俯仰，颇为帅气。此外还有二胡，其音色的悠长、低沉，与知青们的思乡之情十分合拍。齐齐哈尔知青小李是摆弄这一乐器的高手。一旦拉起《怀念战友》与《二泉映月》来，催人泪下。
吉他在连队中的流行则要稍晚一些。因为较之前三种乐器的民间化，吉他就有些洋派了。而在那个“左”字当头的年代，这种与“洋”字沾边的乐器总要与所谓“资产阶级情调”恶名挂钩的。感谢那时正在播放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如《宁死不屈》等），其中常有反法西斯战士弹奏吉他的情景。而有“山鹰之国”之称的阿尔巴尼亚在六七十年代恰被我国视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所以，国人再弹吉他受批判的几率少了许多。
我所在的19 连，地处远离团部的山里，较为闭塞。但绰号“大头”的上海知青探亲回来后带了一把星海牌的吉他，由此便极大地影响了连队里好几位爱好乐器的小69（69 届知青），他们也着了魔。秋日黄昏， 夕阳西下，林木丛中，抱一把吉他，斜坐在树桩上弹奏。近看， 手指在六根琴弦上翻飞，或急速拨动，或轻拂慢揉，绝对是酷弊了。而若远听，激越如轰鸣， 兼备了钢琴的富丽堂皇；舒缓如低吟，又有小提琴的优雅婉转，让人陶醉。通常，大头独自一人时，会弹奏一些谁都叫不出题目的练习曲、奏鸣曲。而当我们围拢过去时，他便改为当时通行的一些乐曲了。若逢知己，也会弹奏几首前苏联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与《小路》等。
庆幸，历史的进程出现了拐点。1976 年10 月的惊雷，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与之相伴生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也随之走向尾声。知青大返城的浪潮，终于在1979 年席卷了全国。这是历史的必然，契合了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趋势。
如今，几十年的岁月如流水般逝去，但当年的歌声与琴音，仍时时回响在我们的耳畔。这些旋律与后知青时代诞生的《一支难忘的歌》（《蹉跎岁月》主题歌）《雪花飘飘——北大荒知青之歌》（刘万超词曲）《我们这一辈》（王佑贵词曲）等歌曲相交织，如基因般早已深植在一代知青的体内，无论身份、经历有何变化，都将伴随终生。
（作者原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京知青，退休前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