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可以先办，不要在未办成之前就宣传推广，作出成效再讲也不迟。”——这是阮崇武副市长于1984 年8 月18 日在我给他一封信上的批复， 是对上海塑胶线厂和海南海口电线厂改革方案的明确支持。
这是怎么回事呢？容我细细道来……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全国，地属广东省的海南行政区也迎来了新的变化，中央拟将孤悬南海的海南岛从广东省分离出来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这期间配套了一系列辅佐政策，其中财政要求海南岛两年止亏。
海口电线厂是海南岛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为促使企业迅速扭亏，财政决定给予一次性30 万元补贴，意在壮士断腕，促其改变面貌，承诺两年内不予干涉，盈亏均由企业自担，但企业仍未见效。为了生存，海口电线厂王国华厂长四处奔波， 拟寻求外力帮助起死回生。
上海塑胶线厂因生产“熊猫牌电线”享誉全国，在海口电线厂的求助下，拟发挥“品牌效应”和对方结成对子，并承诺两年内救活海口电线厂。双方大胆设想了一个敢为人先的方案，即：不花国家一分钱，用上海塑胶线厂职工的集资款，购买本厂已折旧的淘汰机器，将其修理好投入海口电线厂，做到当年止亏，来年盈利。并约定事成后海口厂留下小部分，剩余的全部返还上海塑胶线厂，并依职工个人集资比例分红。这个集国家、企业、个人三得益的改革好方案，却在当时的环境下如同炸雷，因涉及职工集资分红的敏感问题，上海财政当即表示反对，面对巨大压力，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怎么办？
敢吃螃蟹的上海塑胶线厂徐国安和寿伟春两位厂长找到了我这位新任该厂的信贷员。
我了解情况后，觉得该方案不花国家一分钱，用企业职工个人集资款在两年内救活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并扭亏为盈，让国家、企业、个人均得益，是一箭三雕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如若成功，可以摸索一条上海扶贫帮困外省企业共同富裕的新路子。
经过理智的判断和仗着年轻人的热情，我决心为冲破这个政策瓶颈而努力！我一不做、二不休，即做出向主管上海金融和改革开放的阮崇武副市长请示的决定，因为只有得到他的认可，才有可能实施此方案。
说干就干，我即和姜廉浩（前任信贷员）联名于8 月7 日写信（见附件）给阮崇武副市长，并请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陈泽浩老师审阅。陈老非常认同信中内容，十分赞赏我们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勇气，当即提笔给阮崇武副市长的秘书写了推荐书：
胡仲华秘书：
我行闸北支行信贷员孟庆铭同志反映了一件好事颇值得研究，先转给您，如认为有研究价值，请转给阮崇武副市长一阅。
我考虑问题的焦点可能是，每个职工投资200 元，在两年内有可能翻几番，金额较大，推广起来是否有问题。但是这件事有是好事，因为通过上海的资金、技术、淘汰设备的支援， 可救活一家厂，究应如何对待， 请酌。
顺致敬礼！
陈泽浩8.7
不到两周，我们就收到了阮崇武副市长8 月18 日的批复， 即本文开头的陈述。
闸北支行乔明光行长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高兴，一为信贷员急企业所急，为企业排忧解难而高兴；二为年轻人的闯劲欣慰；三为能迅速得到市领导的批复, 手有尚方宝剑而兴奋。
与此同时，合作的双方正紧锣密鼓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我们从9 月10 日海口电线厂黄国华厂长向上海塑胶线厂寿伟春厂长发来的“我厂迫切需要你从技术、设备、管理上的支援，得利后，大头归你，请你即带有关人员来考察商谈，何时启程，请先来电告知”的加急电报中可知其迫切合作的愿望。
事不迟疑，十月初乔行长即派蒋静庵老师和我共赴海南岛，与先我们而去的寿伟春厂长等见面，并拟会同海口电线厂一起与海南有关部门沟通，促成此方案的成功实施。
出发前，我又拟定了和海南政府、银行、财政及相关部门商榷的会谈提纲和合作双方应注意的事项，一切就绪，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满怀信心，充满希望，目的只有一个：趟出一条“不花国家一分钱，用职工集资购买淘汰设备，短期内救活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让国家、企业、个人三得益的帮困扶贫之路”。
我们心急如焚，在交通落后的情况下，只能坐火车至广州，而后汽车至海安，再坐船穿越琼州海峡，辗转数日风尘仆仆赶到了海口……
带着一身疲惫和辛劳，我们马不停蹄地寻找海口电线厂黄国华厂长。
但，仅仅一个月，海南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切都出乎意料，节外生枝，形势逆转，海南岛突然被卷入了举国闻名的“汽车倒卖事件”不可自拔，整个海南岛像被打了鸡血，群情亢奋，人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倒卖进口汽车上，被“挣钱快”所左右，黄国华厂长推翻了刚承诺的白纸黑字，已无暇顾及合作方案，和我们匆匆一见就没了身影……
事后我们了解了真相，必须提到被称为“海南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第一人的雷宇。
雷宇生于1934 年，11 岁成为地下党的联络员，16 岁参军入朝参战，转业后曾到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后返黑龙江工作。自1972 年任仲夷出山后，跟随任从黑龙江到“四人帮” 重灾区辽宁，再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是一位敢想敢为又足智多谋的干部，深得任仲夷的信任和推崇。1982 年初奉命拟任深圳市委书记，考虑到干部调整的周全性，66 岁的任仲夷征询意见后，决定让46 岁的雷宇前往海南行政区（当时海南岛隶属于广东省）任党委书记兼公署主任。
临行前，任仲夷嘱咐雷宇：“你去海南呆两年就行了，搞好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不料此举却让“不愿做太平官” 的雷宇遭遇了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一年前的1981 年，雷宇曾考察过海南岛，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整个海南岛交通滞后，全是沙土路，南渡江上的桥还是日本人40 年前修的。2、信息闭塞不对称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他考察乡村，发现村民将鸡蛋、水果等放到街头巷尾或榕树底下卖，人却躲起来，待有人买东西将钱压在筐底下走了后， 他们才敢出来收钱等。3、有些地方还处于刀耕农种的原始时代，贫穷落后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岛内基础设施薄弱， 商业意识贫乏，思维方式落后比预料的还差，与相距不远同属一省的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春潮风起云涌相比，真是大相径庭。这让敢想敢为，要干大事的雷宇心中不是个滋味。
未曾想，此行考察，竟为雷宇一年后主管海南作了铺垫。
面对海南岛1983 年财政收入仅2.856 亿元，连发工资的钱都不够，更搞笑的是公社连改成乡和镇更换牌子以及写征兵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的贫穷现状，雷宇觉得：海南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只有寻找一条快捷通道才能“立竿见影”—— 一个挖掘海南第一桶金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酝酿。
雷宇琢磨着当年4 月中央曾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文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但文件也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雷宇急于求成，“为迅速改变海南贫穷落后面貌，获得改革开放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他冒着突破政策风险的底线打了擦边球，演奏了一场“草船借箭”的大戏。
1984 年，在他主政下，海南“进口汽车、倒卖内地、赚取差价”的闸门大开，“短、平、快”让经济效益来得如此之快，似洪水般瞬间冲毁了人们多年坚守的计划经济壁垒，在7-11 月的五个月间，海南人进入疯狂状态，倒卖汽车势如破竹， 一发不可收拾，全国除西藏和青海外，所有省、市、区都涌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有记者发现连机关门口扫地的大姨和收发室的大伯都眉飞色舞的说着倒卖汽车的事，因为他们刚刚也搞到了一张进口汽车的批文，最少也能挣四五千美元。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更是海南人记忆最深的夏天，五彩缤纷的汽车像潮水一般涌进海口市， 密密麻麻，一望无际， 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形成蔚为壮观的场景。
据统计，1984 年海南岛实际实际进口汽车7.9 万辆，是计划进口1.3 万辆的5 倍。财政收入猛窜至4.6 亿元，比雷宇上任时增加了两个亿——海南原始积累的目的迅速达到。
在海南倒卖汽车的大背景下，谁又能抵挡得住“来钱快” 的诱惑，谁又能不去“疯狂”？难怪海口电线厂黄厂长连接待我们的时间都没有。
但，福兮祸所依，敢吃螃蟹的雷宇在“为海南改革开放积累第一桶金，为中国改革开放点燃一把熊熊烈火”的同时，因负有违规倒卖汽车主要责任而受到严重处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远比《亮剑》中李云龙在晋西北抗日战场上擅自攻打平安县城，功过相抵不表彰、不处分的结果要悲惨得多。
而上海塑胶线厂不花国家一分钱救活海口电线厂的改革方案也因“倒卖汽车事件”被搁浅。是福？是祸？
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却成了茶后饭余的闲谈，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或许此改革方案为若干年后上海实施“一对一”帮扶贫困省（区）起到某些借鉴作用。
事后，在清查“汽车事件” 中，未发现雷宇个人倒过一辆汽车，受贿一分钱，海南人将他与明代清官海瑞（海南籍）相提并论传为美谈，这是后话。
有人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雷宇说：是工作错误，是管理上不善的错误，是执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而没有顾及国情的错误，但绝对没有以权谋私，绝对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
有人预言：只要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就需要雷宇这样的人，他还会被重用。果然如此，赋闲三个月后，他降级调任花县任副书记等。1992 年4 月， 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中央调任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为广西改革开放再立新功。1996 年，62 岁的雷宇“急流勇退” 主动辞去职务，回到广州照顾96 岁的老母亲尽孝她老人家至107 岁高寿，“汽车事件”也因他淡出公众视线后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模糊甚至遗忘。
有趣的是，当年支持搞试点的阮崇武副市长于1993 年调任海南省担任了五年省委书记和省长。历史就是这么巧合，他不曾想，当年他的一纸批文因生不逢时，没有结成改革硕果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 反而被阴差阳错地夭折了……而我们为企业改革助力的呼吁也一起付之东流。
时过境迁，试想当年如果没有发生“汽车倒卖”事件，该方案必将实施，结果也一定令人瞩目。35 年后的今天，回忆这些历史往事，遗憾和欣慰交织在一起。
几年前我参加知青博鳌会议再次来到海口，我问了周边一些人，你们知道雷宇吗？知道1984 年倒卖汽车的事吗？听者都以摇头报以歉意的微笑。时过境迁，真难想象，30 多年前那些被认为捅破天的事和捅破天的人都被这耸入云端的高楼遮挡，被这干净整洁的马路掩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而人们说起厦门的赖昌星，说起红楼来，却头头是道……
看来人们的记忆是有选择的，或选择性的记忆……
也许在记忆的长河中，过去的事再大，都成了小事，成了故事，成了历史……有多少浪花能让人们记住呢？
或许那些人本身也不想让人们记住他们什么……
我想起了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 一百年不变”；毛主席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及宋代古诗“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正可作为对改革风云人物、沉浮者雷宇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犹如高山攀岩，必须有敢于奉献、敢于摸索、敢担风险、敢为人先的奋斗者为之拼搏。而上海塑胶线厂的徐国安、寿伟春厂长，上海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陈泽浩老先生等就是改革开放风浪中敢吃螃蟹的弄潮儿。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中国将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时势造英雄，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必将涌现出更多的像雷宇、任正非、马云等风云人物和无数弄潮儿，他们前仆后继，拼搏奋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谱写出更壮丽的篇章。
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附：1984 年8 月7 日写给阮崇武的信
阮崇武副市长：
我们是银行年轻的信贷工作者，今积极慎重地向您汇报一桩来自企业的改革新事，我们觉得企业这个设想是可试行的。简述如下：
这件事发生在上海塑胶线厂（机电一局电机公司所属）和海南岛海口电线厂之间。
海口电线厂因经营不善，产品质量低劣，连年亏损。近年来，中央财政决定给予一次性补贴30 万元，意在帮助其扭亏，并在两年内不予干涉（盈亏均有企业承担），但仍未达到目的。为了生存，他们四处奔走，请求有志企业给与帮助， 起死回生。
上海塑胶线厂生产“熊猫牌”产品闻名全国，经营管理和产品质量好。闻讯后，经过分析，看准行情，认为本厂具有在近期内使海口厂起死回生，摘掉亏损帽子，为国家盈利的条件和能力。
该厂领导在海口厂濒于崩溃的现状下，急国家、企业之所急，愿意对海口电线厂进行附带专业设备的技术支援，并在没有其它筹集资金办法的情况下，大胆设想：不花国家一分钱，靠上海塑胶线厂600 名职工个人集资（人均一二百元）， 购买本厂折旧已提完的专用设备，经职工义务修复后向海口厂投资，并派出管理和技术人员给与经营、技术上的指导， 使海口厂在二年内扭亏为盈。
这笔职工投资款，二年内有两种可能：
1、不能让海口厂扭亏，则职工投资无回报（已作了充分思想准备），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2、海口厂能扭亏为盈，除留海口厂部分外，均返回上塑厂，其中大部分按职工集资比例进行分配（预计超过投资额）， 这种可能性极大。
我们认为以上设想有以下好处：
1、利国利民大方向正确， 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增强责任心，不花国家一分钱，急人所急，风雨同舟，救活濒临破产企业，发扬为国分忧的精神。
2、两年内海口厂能摘掉亏帽子，并可逐年上缴国家利润， 个人投资也得益，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富民兴邦”政策。
3、有利于填补海南岛地区对塑胶线的需求量，直至挤向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4、若试行成功，推而广之， 上海可以用先进设备、技术、管理手段和外省企业结成对子， 挽救一批亏损企业，利国利民， 符合国家寄希望上海向外地既送“蛋”（名牌产品），又送产“蛋” 母鸡（设备、技术、经营方法）的要求。
应该说，这是个一举数得的好设想。
要试行以上方案，我们认为合作双方还需做好以下工作：
一、必须取得海南财政、银行的沟通和默契
1、两年内海口厂盈利不上交财政，由双方企业按协议分配，需当地财政认可。
2、海口厂在扭亏过程中， 所需紧缺的流动资金需当地银行给与支持。
二、上海塑胶线厂在帮助海口电线厂扭亏过程中，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不准将本厂的原材料、产品、利润等转让给对方，从中谋取不当。为对方所支付的费用应与本厂分户立账，不得挤占挪用。
目前上海塑胶线厂正在积极努力之中，担心的是能否试行，恳切希望得到有关领导强有力的支持，让他们放开手为搞活经济出力。
中央改革方向已定，其办法需要基层创造和试行，我们认为以上方案虽和有关规定有悖，但确实是一个调动职工积极性，搞活经济切实可行的办法，若可行，建议不妨允许在上海塑胶线厂试行。
以上是我们写信给您的目的，请阮副市长审阅批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海口厂请求上海塑胶线厂尽快给予答复。
当否？盼回音。
此致
敬礼！
中国人民银行闸北区办事处
信贷员：孟庆铭姜廉浩
1984 年8 月7 日
（作者系下乡到黑龙江的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