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征集《云南知青老照片像册》时，朱克家给我发来了这张生活照（见下图）。

 他介绍说：中间这位叫“米内”，朱克家插队在木等寨的那几年，生活上主要靠她照顾。右边这个叫“米婆”是朱克家当老师时的同事。

 照片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次，朱克家与另二位上海知青去木等寨，在村口，他们进了养猪场喝水，见到一位叫米内的哈尼族妇女，她不会汉话，用手势招呼知青们进屋，随手拿出甘蔗、煮南瓜给知青吃。她的纯朴，善良，好客。给朱克家留下深刻影响。米内比朱克家大10多岁，平时，朱克家叫她阿皮（老大娘意思），阿皮的丈夫过早逝世，身边无子女。后来，朱克家上木等寨后，她每天要去朱克家的知青住处好几次，每次都拿吃的东西去，使朱克家在生活上，不用操心。她把朱克家视同家人，形影不离，亲密无间。那几年，朱克家生活上主要是靠她的精心照顾。

1972年，公社党委根据朱克家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学。这种机会，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梦寐以求的。当阿皮得知朱克家要去上大学的消息后，她流泪了，这让朱克家良心发现，毅然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决心继续留在这个偏僻的山寨，建设新农村。

照片中右边这位叫“米婆”，是朱克家带她走出寨子，教她文化，当上了老师，后让她教小班，朱克家教大班，在那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俩在工作上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努力，配合很好，工作卓有成效。

1998年，朱克家带领自己公司20多个员工去西双版纳，又回到了分别二十多年的木等寨，几百号哈尼人爬山涉水，来自各个村寨的乡亲们夹道欢迎。在人群中，阿皮见到久违的朱克家，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一些老人也抱着朱克家，泣不成声…，．

那天，同行的员工都是20来岁的女青年，看到这感人的场面，也都哭成泪人，她们对朱克家总经理说：  “我们相信你过去在这里真的有过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朱克家感慨地说：“我与哈尼的这份情结，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一一足矣。”

第二张照片后被知青命题为《拉兄弟一把》  （见下图）图中人物：生产队长与上海知青朱克家

拍摄时间：1973年8月中旬

拍摄地点：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区城子乡木等寨。

拍摄者：思茅镇革委会上海知青姚倬。

    照片故事：

    朱克家所在的木等生产队位于半山腰，有六十多户人家，伞部是哈尼族。周边是梯田，耕作方式尚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状态，解放二十多年了，至今还经受着没文化的痛苦。寨子里曾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贫穷与寂寞的煎熬，短时间后，一个个都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失学在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都成了文盲。朱克家来到这里之后，才把小学恢复起来。不久，朱克家向公社党委提出要求，将户口转到木等生产队，上山当了教师。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朱克家自己动手建设校舍、操场，做了篮球架和乒乓球台。当他发现学生教材全是汉语编写的，学生不懂，他便开始学习哈尼族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能够和学生进行语言沟通了，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他帮助山寨安装了碾米机，使妇女摆脱了繁重的舂米劳动。他看到寨子旁有一条山涧小溪，便产生用溪水发电的想法，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的资料，学习电工知识，回到山寨后，建起了小型发电站，给山区带来了光明。他还学会了理发、木工、裁剪及使用缝纫机，成为哈尼山寨最受欢迎的人。朱克家和群众关系密切，他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地和哈尼人生活在一块，一待就是四年。他从没谈及过这里的艰苦、贫穷和寂寞，反而觉得生活得踏实、自信和乐观。

    1973年4月，朱克家当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这时，公社上报的朱克家典型材料很快被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的驻云南知青慰问团发现，他们出于一种责任，重新整理朱克家的材料，题名为《山寨里最忙的青年》，报送上海市委参阅。姚文元阅后，马上派出一个采访小组赴云南，不久便发表了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和《农村也是大学》等通讯，大张旗鼓地宣传。朱克家便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

    那是1973年8月中旬的一天，正在思茅镇革委会搞宣传工作的上海知青姚倬（后为上海画报社的专业摄影记者），对朱克家成为新闻人物而颇感兴趣，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或是上海知青的情感，他带好照相机来到朱克家所在的木等寨。来到寨子时已夜幕降临，山里黑灯瞎火，姚倬用了唯一的一只一次性闪光灯后，只能等天亮再拍照了。那晚，两个上海知青促膝长谈到了凌晨，从此成了好朋友。

    以上这张照片就是那次朱克家在的木等寨爬山路时，队长拉着朱克家的手爬出山沟时抓拍的，后来被省知青办选用在《胸怀朝阳  建设边疆》画册中。其他知青看到后戏题为“拉兄弟一把”。这是极其珍贵的真实镜头，己在姚倬身边珍藏了四十多年，也是姚倬那次采访留下唯一的一张照片。

    第二天，正是朱克家接上级要他去北京参加“十大”的通知，可寨子里又没交通工具，老队长带领村民一起出山，为朱克家送行，姚倬陪朱克家一同到公社等候。临走时，看到通知上写着要自己带好盘缠，公社主任、军代表非常抱歉地表示，去北京的钱公社可以塾支，但粮食没办法。去北京要用全国粮票，但农民只有吃的米，没有粮票！带米上北京总不行吧？这时，姚倬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全国粮票给了朱克家，但上昆明要乘汽车，公社的一位干部发现了在公社路边正在修理的车，于是上前与驾驶员商量，并介绍说请他带去思茅的知青就是《红旗》杂志介绍的朱克家，希望能让他搭个顺风车去昆明。驾驶员听说是“朱克家”就欣然同意了。这才解决了交通问题，乘上这辆破车，一路上边修边行，终于到了昆明集合上了北京。

    1973年6月，云南省委将朱克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出席“十大”。同年8月下旬，他赴京参加党的“十大”，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都有朱克家。那时朱克家才22岁。后来，又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难以自拔。

    在那荒唐的年代，朱克家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过山车。最终，从平民中走来的他，复又回到平民中去。用朱克家自己的话说：在西双版纳近5年的知青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谁说这不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