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兵团不久，我就担任了连队的通讯员。通讯员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就是每天去团部一次，把每天需要送出的信件捎去团部的邮局，把连队的文件通讯报道送到团部机关的各个部门，顺便去商店为大家买点日用品，随后再把报刊信件和团部的文件带回连队，分发给大家。

说复杂是因为其中的许多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就说分发信件吧，知青、职工还好说，我不熟悉的总有人会熟悉的，但家属就不一样了。北大荒人员的组成除了铁道兵、十万官兵等复员军人外，还有从关内整体迁移的移民，比如我们连队就有从河南范县来的，为首的姓杨，是老党员，兄弟四人，在连里很有势力；还有姓姜的姓冯的，都是一个老汉带着一大家子。姜家下面有四个儿子，老大后来当了我的排长，对我非常好；老冯家子子女女一大堆，影响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陆陆续续到来的城市青年，外加少量的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称“二劳改”。搞不清这些关系就容易吃亏的，一不小心就容易卷入他们间的是是非非。

这些人中男多女少，婚姻成了问题，影响到连续的稳定，于是就到允许到内地去招亲，甚至是“骗婚”。由于当时内地一些地方食物供应遇到困难，而农场至少有白面吃，饿不死人，所以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记得我们到连队后，有一个畜牧班的老职工去山东“骗”来了一个媳妇，说自己在兵团是领导是党员，倒还真“骗”到手了一个，人家就跟他回来了。到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去连部闹。连队领导一见，就风趣劝她说：说是领导也没错，他领导着一群小猪呀；说“员”也没错，他至少是兵团的“团员”啊。再说，这里吃得还是不错的，比关里要好多了。那女的看来也已经来了，日子也比山东老家好过，就不再闹了。

连队男性娶老婆的事情解决了，我的难题却来了，这些从内地找来的家属的大名一般不为大家知晓，甚至她们的老公也不一定知道，来了她们的信往往就找不到本人，即使放在连部窗口上“展览”好几天，也没人来认领，只好一退了之。时间长了，人家就会意见。尤其是那时盛行在信里寄像章，一来一去就容易丢失，矛盾就容易产生。

还有捎带东西。在我们上海知青后面，1968年还先后来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双鸭山等三批知青，1969年又来了天津和批上海知青，连队知青人数高达上百人。大冬天的捂着棉帽子，许多新来的都分不清模样，所以经常容易搞错。再有冬天到了，我在上海时就容易手上长冻疮，在这零下二三十度的北大荒就更加惨不忍睹了，即使是戴着厚厚的棉手套也无济于事，冻疮口开得像小孩的嘴。

还有就是每天去团部的交通工具。去时还好，连队一般都有车子去团部或师部，无论小红车还是马车，总可把我捎去。回来就麻烦了，即使当天有车子回连队，但也不一定能赶上。这样的情况下就要徒步二十多里路，背着沉重的邮递包，从团部走回连队。夏天还不错，从团部到连队的公路是沿着老莱河所建，路两边景色秀丽，草甸中各色花儿开着，赏心悦目，不知不觉地就到了连队。但是如果遇到秋天下雨或是冬天下雪可就遭罪了，不是浑身湿透就是满身挂白。于是我就去学骑马，在经历了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考验终于学会了，从此交通的问题也解决了。

骑马有快乐也有不易。记得有一次和6连的通讯员一起骑马从团部回来，他夸自己的坐骑如何如何的好，我不服气，他就提议两人赛一场。年青人血气方刚，谁能服谁？于是我们就商定在公路下转我连的叉路上比。这是一条陡度很大的路，不但考验马的脚力还考验骑手的胆量。我们纵马飞驰，我跨下的小青马实在争气，不一会儿就把他甩在了后面，他不得不甘拜下风。但也是这匹小青马，有一次硬是生生的把我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那天刚出连队不远，它突然看到路边水沟里有一块大石头，猛然一惊停了下来。因为惯性，又因为我毫无准备，就被它摔了下来，好在我的脚没有全蹬在马镫里，才没酿成大祸。

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正在我满怀信心地在北大荒奉献自己的青春之时，一场灾难正向我扑来。

1968年11月21日，我与往常一样去团部邮局取来信件，正巧有我的一封信。虽说不在“烽火连三月”的日子里，但确实是“家书值万金”，是知青就特别盼望家中来信，这也是我每天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的原因。自打分到连队后我就给家里写了信，告诉我在这里的情景，特别告诉阿爸我与拖拉机手们住在一起。阿爸给我回了信，他误认为我是住在拖拉机站，说要相信政府一定会安排好你们的住处的。他用了“政府”的字眼，我想这也许是他们这一辈的人习惯，也就没有多想。不久前我还把领到的工资寄回了三十元，算是聊作我已经独立，可以补贴些家用的心意。但今天的来信不是阿爸写的，是大阿姐的。大阿姐当时正在市里机关帮忙，她牵挂我给我来信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与平时一样打开了信，才看几行就把我吓惊呆了：阿爸于近日死亡，遗体是在市郊北新泾的河里发现的。信里还写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大阿姐告诉我三点：遗体没看，不要回家，向领导汇报。

不知是怎样回到的连队。回到连队后，我立即去向孙连长汇报。那时孙连长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抓漏网走资派”的运动中他已经被挂了起来，正自顾不暇，他也必须向看管他的人汇报。于是关于我阿爸的事也就传出了多种版本，我从宠儿变成了弃儿，从天上落到了地下，除生活上有压力外又加上了精神的压力。这时有人提出要除去我通讯员的职务，认为我这样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不能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的。

所幸的是，团一级的现役军人来了。他们到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污蔑为“漏网走资派”的老干部们解放出来。到过我们连的有团部韩政委、军务股谭股长、生产股严股长。韩政委一口唐山话，听声音就知道是一个很和蔼的人；谭股长个子不高，中气很足，爱骂人，但从来不骂战士。严股长是无锡人，蹲点在我们连。严股长听说有人要把我换掉，就问大家我的通讯员工作做得如何。当听说我干得不错时，他说道：既然干得不错，又为何要换掉他？就这样，我不但保住了通讯员的职务，还被评为了五好战士。这就如同冬日里见到了太阳，身上暖暖的，又充满了做好工作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