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海近影

彭瑞高在新民晚报上的《火油粥》一文，笑谈当年他在做知青下乡时的一件苦涩的往事，引起我的共鸣。这样的往事已成定格，可能不会再在我们孩儿辈的身上发生了。但我还是想把知青的往事讲给大家听，尤其是讲给我们的孩儿辈听……

猪肉大餐

现在，疑有瘦肉精成分的猪肉，人们不敢买来吃。

哪像知青上山下乡那会儿，农场连队猪棚往往有莫名死因的猪猡，前脚刚掩埋入土，后脚我们便敢偷偷地挖出来煮着吃。那个叫“阿福“的女农友，甚至把这肉拿来包馄饨吃。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蛮冷的日子，被我们从掩埋的土里挖出的是一只半大的猪猡，估计有六七十斤重。我是连队的耕牛饲养员，连队猪棚就在我的牛棚后面。是我看见我们叫他“小张”的猪饲养员，把死猪拖出猪棚，挖坑掩埋入土的。我们吃饭的下饭菜老是连队食堂的大白菜、山芋粉丝，肠胃里没有油水。

想想让死猪肥田，真不如油油我们的嘴。哈哈，撞了好运。我们只捡猪的大身好肉，切割洗净烧煮吃，余下的内脏和猪头猪爪之类，我们很阔气的一概丢弃。那晚上，面对像天下掉馅饼一样的猪肉大餐，我们几个农友纵情地大快朵颐，我们喝了酒，我们吹了牛。

那年，我下乡在崇明前哨农场。那年月，连队食堂一角二分钱一客、每客只有六到七片豆瓣样大小的红烧小肉片，是我们农友佐饭的最爱。但是，我们没钱餐餐吃饭都买这样的小肉片吃。有单姓女农友患脚癣曾说：搓脚廯比吃肉片还惬意。可见，红烧小肉片在她心中欲念的级别还是蛮高的。

更可见，那年月没有黑心的商人，却有无畏的知青。

这已经飘远了的往事，到底是悲，还是喜？抑或是悲喜交错？

农友绰号

上山下乡的年月，农场里很多农友的绰号，也极具有时代特色。

连队里有个比我早去农场的农友，他的大名没人叫，也不知道这么叫，但他的绰号很出名，大家都叫他“长工”。我不清楚是否因为他擅干农活而这样称呼他，还是别的什么缘由。听连队的老职工传说，他能一下子吃掉半铅桶的饭。那年月在农场，吃饭是一种享受。

当年，我也有一餐能吃一斤一两饭，比起他还是小巫见大巫。

有个农场果园连的农友，农友都叫他“酱油”，因为他曾拿酱油拌饭吃。那年月，每天干农活，每月只有6日和21日两天放假休息（农忙时连队还会取消放假），肚子里没有油水，饭自然就吃得多了。不过，那时的白米饭确实很香、很好吃。

连队里还有农友叫“三号牛”的，这外号的出典是连队里曾有一头耕牛按编号起名为三号牛。“三号牛”是连队里干活的骨干，也许，这外号是农友褒赞他干农活像“三号牛”一样有劲吧。还有一个蔬菜班的女职工，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但知道她的绰号叫“后幅式”。这绰号源于她当年穿的一件上衣式样，就是那种后背衣片在靠近腋窝位置有横条镶拼的衣服。这衣服在今天，几乎没有人会有异样感，但在当时也算是别致的款式了。想如今女子服装的花样百出，要换成那时的年月，如果不被批斗，至少会陡添很多绰号，那会是不等式、半吊子、肋条肉、叫花子、骷髅头、蝙蝠、英国人、猪猡、小老鼠等等……

邂逅老鼠

那年，我下乡在崇明前哨农场。虽然也是上山下乡，做农场职工的好处是能按月发给工资。新职工第一年的工资是18元，第二年转正是24元。但男职工第一年每月5日发工资时，到手的现金只有5.84元、外加连队食堂吃饭使用的12元饭菜票。

农场比插队落户规范。领导怕我们知青花钱没有节制，在发工资时除了替我们扣款购买12元饭菜票之外，还硬性规定我们每人每月订购0.16元一份的《红旗》杂志月刊。这真是果腹食粮和精神食粮双保证。

《红旗》杂志，除了班排组织学习之外，我们还会自觉地反复学习，过后，那就成了连队的厕所里，或是在野外解手时男知青们日常必备用品。

除了吃饭，我们偶尔也喝小酒、吃闲食。那时，从家里带来农场的炒面粉、炒酱是好东西，去农场小卖部买回的苏打饼干更是我们最爱。拿几块苏打饼干分发给农友吃，犹如给人分发香烟，更是一种姿态。

我是连队的耕牛饲养员。

上海在农场时的放牛倌

记得，有次我斜躺在牛棚草屋的床铺上，一边享受着我那香脆可口的苏打饼干，一边听着田头高音喇叭里播放的农场广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结束，我放下床铺的蚊帐，早早地睡下。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梦醒时分，迷迷糊糊之间我的耳垂有被挠摸的舒适感。想起自己是一人独睡在牛棚的茅草房里，怎会有这感觉？猛地坐起，就看见床铺上有只硕大的老鼠，我和它片刻对视，彼此都吓了一跳。啊，原来我的惬意感正是老鼠的脚趾划过我的耳旁所致，老鼠被围困在床铺的蚊帐里，一时找不到逃窜的路径，急得在床幔里窜来窜去。我不由得用力一掀蚊帐，老鼠滋溜一下跑了。

这是我享受苏打饼干所获得的一次极度惊吓。

”财宝不露眼”，这是我因贪嘴引硕鼠深体会到的古训；还有“食色，性也”，那即使在那上山下乡年月，也不例外，包括一切有生命的。

三首歌

在崇明农场下乡期间，有三首歌我至今印象深刻。

一首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里的《看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当1977年播放时，正值我们艰苦挑大堤之时。歌曲不合时宜地在寒冷的农场上空，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播放，使我们的艰辛拼搏，更平添了几许悲壮。

男职工精疲力竭时，往往用肚皮顶着铁锹柄挖土，听说一个张姓农友，还让锹柄把肚皮磨出了血；女职工用扁担、箩筐挑土，很多人肩头的皮肤也被扁担磨破了，渗出了血；在泥泞里来回挑土的农友，高筒雨鞋不是坏了，就是被陷进泥泞的地里拔不出来，干脆就赤脚挑土。但是，尽管这样，农友们还是坚持完成了任务。农场仿效军事化管理，以连队为作业单位。那时，只要上了挑大堤的前线，你就不能做逃兵。轻伤不下火线，这是每个农友都知道的铁的纪律！

于是，那首“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就常常到了我们心里，是啊，儿挑大堤的苦，娘，你能知道吗？那时的我们，大都还是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大孩子呀！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除了追求时尚、刻意作秀和任性索取，有谁知道我们那时的艰苦磨难啊！纳闷，我们不是很有必要让他们“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吗？

有一首《橄榄树》的歌，也引起我强烈的共鸣。那首歌是在1979年前后传唱的。记得我们那时听的不是齐豫唱的版本，应该是朱逢博唱的版本。歌中曾经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虽然，我们的家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那时，江水把崇明郊区与上海市区隔得很远，不像现在，长江隧桥把崇明岛变成了我们都市人休闲怡情的后花园，而，崇明，已经是一个让我们农场知青魂牵梦绕的地方。

还有一首《绣金匾》的歌，我至今对她依旧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也是在1977年，我们农场职工挑大堤以后，在农场田头广播里开始播放的。“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首传递正能量的歌。听着这首歌，我们倍觉喜庆、感觉来劲，使我们感觉仿佛置身在过年的忙碌和欢乐里。

（作者原为上海市崇明前哨农场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