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市市北中学67届高中生。1968年9月，我们班上12名志同道合的同学，随66届毕业分配报名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1976年改制为红色边疆农场）。在基层连队54连呆了6年半之后，1975年初，我被抽调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

王副政委与他的工作组

我是被三团王日珠副政委抽调参加他所在的46连“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的。说起这位副政委大人，虽然早就认识，但从无深交，他对我一直是个谜。69年是他带队来我们连队“整建党”，安排我参加了“材料”工作，还找我谈话让我写过入党申请，但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他也未再找我谈过话，却在离开之前把我从青年排副排长的位置上挪任连队司务长。之后彼此再无联系，不知数年后他怎么突然想起我了。

兵团农大“育种进修班”

更为奇怪的是，来到工作组时间不算太长，一天晚饭后，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说当然想上学。我问去哪里上学？他说兵团农垦大学办育种进修班，如果愿意去，明天就动身。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我们天天在一个炕上睡觉，他竟然事前没有透过一点风。当时我正在洗衣服，湿衣服泡了一盆。尽管一年制的进修班不算很正式的学历，但在那个年代要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也不太容易。于是，第二天，我把湿衣服包起来，远赴千里之外的兵团农垦大学（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裴德镇）。

育种班的学员大多来自各团的（种子）试验站，至少也是连队“科研班”的，像我这样无相关经历的人是极个别的。但我是老高二，在班里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在短短一年的时光里，我们学习了农作物栽培、育种、植物生理、植物保护和田间试验与分析（统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因为我的文化基础好，理解能力强，我在班上一直是佼佼者。记得当时搞统计分析用的是手摇计算机，乘以1摇一圈，乘以2摇两圈……笨重而效率极低。我入学时带了一把计算尺，派上了一些用处，教统计学的老师尤其喜欢我。

我当农业技术员

从育种进修班回来，兵团已改制回归农场了，我担任了红色边疆农场三分场的农业技术员。我的主要职责是为各农业连队制定生产计划，了解生产进度，做好有关数字统计，协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为主管农业生产的营领导当好参谋。

因为我能熟练使用计算尺，为十万亩耕地制定生产计划、计算播种量的繁复计算工作被我轻松化解（当时除了算盘别无计算工具，许多农业技术员将多位数连续乘除运算视为畏途，以致有从各连队抽调科研班长上来各自计算搞上个把礼拜的）。我们分场原本就有集中测试发芽率的传统，依据农作物种子的发芽率、千粒重和设定的保苗株数，发挥计算尺乘除连续运算的擅长，抽拉几下我便能算出某种农作物种子的每亩或每公顷（东北称公顷为“垧”）播种量，半天工夫我就能把一个分场十万亩耕地的播种计划轻松搞定。这件事震惊了我的主管领导，我也因此引起总场生产科的注意。后来的一次测产，更让计算尺名声远扬。那天副营长带着营部的总会计、总场的统计和我共四人赴46连预测当年的小麦亩产量。来到第一块地里，选择有代表性的1平方米麦田，数出其中有多少个麦穗，每穗上平均有多少粒，再根据麦子的品种和灌浆情况估计一下当年的千粒重，然后估算亩产量。我用计算尺算，会计和统计用算盘算。我三下五除二抽拉几下就报出了得数，他们两位用算盘拨了好一通才给出答案，而结果却是三人三个答案！重新来过，我拉出来还是那个数，他们拨出来的竟然跟自己第一次算出的不一样！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记下基本数据，转场去其他地块。此后的几块地大家的计算结果都一致，但每次我都比他们快得多。中午回连队吃饭时，大家再次计算了第一块地，结果印证了我的答案。这下让副营长、会计、统计彻底折服了。他们此前也曾听说过计算尺，但听说这玩意儿不准，没想到我的计算结果与他们用算盘算出的一斤不差。我告知他们，计算尺是科学计算工具，当时建造大楼和桥梁都在用它计算，只是它能读取的位数有限，但用在播种量、亩产量计算上能读到“两”，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件事令两位计算行家大开眼界，我和计算尺的名声也就传播开了。我的这把计算尺是学建筑工程的哥哥用剩下的，高中数学课上老师教“计算尺原理”时，我乘机将它把玩熟了。下乡时我特意带上了它，心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兴许能用上，没曾想它在箱子底下被压了好多年后，还真有了发光的机会。

计算尺令大家对我的能力刮目相看，加上自己平时工作主动，注意收集生产进度等各种数据，我的工作很快得到总场生产科的认可。我利用自己学得的知识，在46连科研班开展了大豆品种、施肥、密度等复因子正交设计试验，得出了钼酸铵浸种有“极显著”增产效果的结论，考虑将微量元素肥料用于大田生产。我及时成功地解决了农业生产和基层科研班工作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专业工作的顺利开展，使我很想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作为。

后话

但当时分场机关的氛围不如人意，党、政一把手不和以致矛盾公开化，令下属无所适从；分场场长任性出了名（人送外号“C霸天”），他在制定生产计划时用你技术人员（非此制定不了，上面也通不过），指挥生产时全凭他个人的经验办事，可以在播种现场一言九鼎地随意更改我按科学计算的播种量，对人也缺乏起码的尊重。面对这样的上司，我觉得自己犹如“秀才遇见兵”，无处说理也难有作为，心情也不舒畅，于是渐渐萌生了离开“是非之地”的想法。我有文化功底，想改行当个教书匠。分场中学的校长和指导员得知后非常欢迎，他们亲自找分场场长“要人”。但因为无人能替代我的角色，最终是“说了白说”。

及至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事先跟分场场长打了招呼，言明国家政策允许我们参加高考，我近阶段要抽空复习功课，可能少下连队（当时正值麦收阶段，实际上也没我什么事）。他嘴上没说不同意，可心里有些不乐意，会上曾捎带批评过“最近有人不下连队”。当年黑龙江省高考分初试和复试两步走，初试结果出来，我们农场45人出线，我考了第二名。我因之一下子出了名，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总场生产科、文教科都找上门来：如果你走不了，我们科要你！这个名次对我的上司震动也很大，当我再找他“请假”复习功课时，这次他痛快多了。复试之后我请假回家探亲，他头一天还说不行，说正在搞整党，还要搞工资调整，眼下不能批假。我知道这是借口，因为我连党员都不是，但我知道他的脾气，也就死了心。没想到第二天他自己变卦了，主动来找我，让我立马把明年的生产计划做出来，还说今天做好明天就放我走。我说你说话算话？他说：说话算话。我半天工夫就把第二年的生产计划赶出来了，当我交给他时，他跟我说了实话：看来你是留不住了，我担心你不肯给我做明年的生产计划。我说：场长，您多虑了，我不是这种人，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里的人和土地都是有感情的，不会做对不起农场的事情。从这件事上我明显感觉到他对我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既往的待人有所愧疚。其实我们之间的嫌隙连过节都够不上，作为下属，我不会跟他计较，更不会在临走时拿公务报复他个人。或许是以己之心度人吧，他真的是多虑了。我交了差，他也痛快地兑现了诺言，随即批准我回家探亲。不巧的是探亲假末了我父亲因贫血意外摔伤，我不得不给农场拍去电报续几天假。不久，场长让人回复电报，说是准备春播，让我赶紧归队。当我在返回途中抵达龙镇火车站时，碰到了一同参加复试的总场宣传科的赵成刚，才得知我俩同时被哈尔滨师范学院（入学一年后更名哈尔滨师范大学）录取了，当时他已在返哈准备报到的途中。

得知自己已被录取且已临近报到日期，回到分场机关我赶紧收拾行李，连办关系的事都是委托他人代劳的。待一切准备停当明天就要出发时，没想到分场场长又来找我了，说是我年前给他做的生产计划找不着了，让我晚一天走，给他重做一份。他答应后天用汽车把我直接带到龙镇火车站，这样可以省却我在县城转车的麻烦。哭笑不得的我只好推迟一天上路。在此期间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场长曾问计于我——你走后谁能接替我的工作？我无语。

77、78年的高考及前后脚发生的知青大返城给农场造成很大的人力资源冲击，一度影响了农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给当地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9年我重返第二故乡时，得知当年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机务技术员（中专学历）和我们连队（54连）的一个牧马小青年后来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过农场的副场长，当年知青教师教过的学生不少都很有出息。

我在兵团及改制后的农场度过了将近10年时光，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北大荒那片至今眷恋的黑土地。当初去那里凭的是一腔热血，后来离开那里是因为时代变革给我带来了新的机遇。回眸这十年知青生涯，最让我难忘的是最后三年赴兵团农大培训及走上农业技术员岗位的那段经历。这几年，让我觉得我多少实现了奔赴“广阔天地”的价值。

（作者原黑龙江兵团一师三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