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自永丰县鹿冈前村上海知青、村小教师，后来变身为卡内基教育基金会国际事务顾问兼资深研究员、伯克莱加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总统的数学决策顾问团成员、美国旧金山斯坦福中文学校校长。
这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传奇，而是马立平真实的人生故事。
近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的学生逐年增长。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统计，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人数达到历史峰值19.4万人，每4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名中国学生。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国教授默默耕耘在美国讲台前，将东方的教育观点，与西方的教育理念相结合，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西方的语言文字加以融合表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和学生，既传授西方知识，又输出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人，甚至撼动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其意义恐怕不亚于姚明进入NBA。
说起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中文学校，在硅谷的华人圈可谓无人不知。这个以传授中文和中国文化见长的周末学校，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华人家长，他们热衷于在双休日把子女送来，让这些自幼浸染在美国文化之中的黄皮肤小孩，有机会补习缺失的中国文化。这些年，学校越办越火，以至于和其他名校一样，斯坦福中文学校等候批准的申请人名单上，总是排着一长溜名字，这让学校创办人马立平十分欣喜。
马立平的故事，不只是中文学校人人皆知。她以一名仅仅受过中学教育的乡村民办教师，考取华东师大教育学研究生，一路赴美在斯坦福大学念完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小学数学知识的掌握和教学——中美教师对基础数学的理解》出版后，一举成为美国数学教育界难得的畅销书，并且先后被翻译成朝鲜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中文出版，她以数学教育专家的身份接受美国联邦教育部长提名，入选美国总统数学决策顾问团……
起家的资本：“杜威”加“九章”
1951年，马立平出生在上海。在上外附中念完初二后，1969年到江西省永丰县鹿冈公社村前大队（现高坑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种水稻、修铁路……干了几年活之后，马立平被指派到大队的民办小学教书：“一开始我就要带两个年级的复式班，那时真觉得非常困难，学生根本不听我的话，他们的考试成绩远远落在公社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后面。”
不得已，她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强化”自己的教学能力，一边找些教育学的理论书来看，一边去母校听各科老师上课。也正是在这段“拜师学艺”的时间里，马立平有幸结识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前校长刘佛年先生。“当时还是在‘文革’期间，刘佛年先生‘靠边’在家。我去他师大一村的家里拜访他，跟他说想学习教育理论。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不想当老师，但看得出老先生很欣慰，跟我聊到很晚。”
拜访之后一回到家，马立平赶忙拿出纸和笔，记录下刘佛年先生的重要嘱咐——“要有主见，认准了正确的目标，便尽量努力去达到，不要怕别人议论讥笑；要多看书，多实践；为了能看到更多的书籍，是否可自学英语?教育学的教科书，可以看，但要更多地读教育家的名著，包括杜威、赫尔巴特、蒙台梭利……”这张小纸条，她至今保留着。
回到江西，繁重的教学和劳动任务接踵而来：“那时候，暑假是最辛苦的，因为要‘双抢’，一边把田里的水稻收上来，一边又要把二季稻种下去，几乎天天早上三四点就要起床。”平时在学校任教时，马立平照着小纸条上刘佛年先生的嘱咐抽时间学起了英语，啃起了“杜威”。
颇有意味的是，一方面，马立平在农村当起老师，教育着当地农民的孩子，而另一方面，她又无时不受到“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的教育”。“这些农民虽然不识字，但是不识字并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生病的时候，是他们告诫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开导我‘人生难满百，常怀千岁忧’。还有诸如‘起家针挑土，败家水推沙’；‘晴带雨伞，饱带饥粮’等等他们脱口而出的谚语，对于不谙世事的我不啻震耳发聩。他们口耳相传的山歌、谜语等等，音调或铿锵、或委婉，用字生动、巧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文学滋养。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用数学题考过我，比如‘一百个和尚一百个馍，大和尚一人吃三个，小和尚三人吃一个，一共有几个大和尚、几个小和尚？’前几年，我为了做数学教育研究接触到《九章算术》，惊喜地在里面发现了农民们考过我的那些题目。我给美国数学老师做报告时，常常说起这些流传在中国农民中的数学题，我的听众总是惊叹不已。”
“文革”结束后，马立平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正式成为刘佛年的学生。
1989年，马立平踏上了留美之路。
“小紫书”：给美国数学教育把脉
到美国后马立平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密执安州立大学。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她口袋里只有当时政府允许兑换的30多美元：“美国的大学如果学生想跨州就读是要支付一笔额外学费的，当时学校免了我州外学费，但基本的学费其实还是要付的。如果早知道这样，我都未必敢来。”
起先马立平与人合住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小房间，每月连租金带伙食只要186美元：“房间比上海以前的‘亭子间’还小，从门到窗三分之二的面积用板水平方向隔开，板上面放个写字台，板下面睡人。”那间小屋里常常弥漫着一股异味，初来乍到的马立平以为那是美国的味道，等自己的导师和师姐来探望她才知道，所谓的“美国味”原来竟是大麻的味道。
在导师和师姐的帮助下，马立平找到了一份分析研究资料的助研工作，告别了“大麻小屋”，搬入普通研究生宿舍。
当时马立平所要分析的资料，是密执安州立大学教育学院一个研究项目的调研数据，该项目用4个问题调查美国老师小学数学知识。初读这些数据,让马立平大为吃惊：“比如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小学老师算出7/4÷1/2=?的答案，并且编一道相应的应用题，你能想得到吗？接受调查的100多个老师统统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中有一半人以上算不出答案，而能编出概念正确的分数除法应用题的，只有一个人。”随着调查的深入，马立平发现，这样的现象在美国并非偶然。学生们不会背乘法口诀，高年级学生做加减法还要扳手指。 “本来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理来美国，看到这些现象，真的让我非常困惑。”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发起并组织了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TIMSS），研究结果一公布，引起了美国数学教育界的争议。从上世纪60年代初算起30年内的3次测评，美国学生的表现都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人把责任归咎在测试工具上。当时马立平就想，是否可以用自己手上正在分析的这些数据，从侧面说明问题：“如果人们看到美国教师数学知识方面的缺陷，学生成绩之间存在差距的事实就不言而喻了。一旦指出了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通过改进教师的知识状况来改进美国数学教育现状呢。”
带着分数除法的问题，马立平回到国内，在自己的母校做了一个小型的实验性研究，结果所有的数学老师都答对了。做好这次实验性研究回到美国不久，马立平从密执安州立大学转学到了斯坦福大学，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导师一听说这个研究，马上兴奋地说：“这个课题不错，你应该就用它做博士论文!”
于是她回到中国，采访了不同水平的5所学校的老师——上海的一师附小等3所小学以及自己在江西下乡时工作的城镇小学和村小。马立平把中国老师对4个问题的回答和美国老师的数据相比较，写出了她的博士论文。
完成后的论文照例被印成红色的精装本，陈放在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的书橱里。马立平不甘心让自己辛苦得来的研究成果躺在那儿不见天日，在申请到一笔博士后研究经费后，她来到了伯克利大学，最终把论文变成了书。这本紫色封面的小书面世以来共重版重印20余次，累计印数达8万余册，成为美国数学教育界难得一见的热门书。
“小紫书”的大获成功，并没让马立平停止对个中问题的思索。或许正是因为她这孜孜不倦的思索和探讨，让美国联邦教育部长相中她，把她纳入小布什总统的数学决策顾问团，为美国的数学教育进一步献言献策。
《中华文化巡礼》：让华裔学子挺直腰杆
做研究的同时，马立平也没有忘记身为一个“老师”的天赋所在：“研究教育理论的人，一定要重视教育实践。刘佛年先生的这句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
1994年，马立平创办了斯坦福中文学校。初衷很简单，让当时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后代能够有地方学习中文。从最初只有9名学生到如今10个年级1300多位学生，身为校长的马立平没有做过一次广告，靠的仅仅是口耳相传。
美国的周末中文学校很多，但多半属金字塔形，低年级的学生多，高年级的学生少。马立平的学校不一样，一到五年级就有4个班，而目前六、七年级开到了5个班，呈圆柱形上升。
近20年的时间里，马立平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马立平笑称自己还像当年的乡村教师一样——既教语文又管数学。由她所编写的中文教材，如今已被美洲、欧洲、澳洲和亚洲的100多所中文学校采用。为什么会这么火？在马立平看来，这是因为自己的教材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修正不断改进的，相对来说可行性比较强。
记者翻开十年级教材《中华文化巡礼》，从地理到农业、从中医到书法，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马立平说，之所以让教材“包罗万象”，是为了让学生从各个面都了解一些自己祖先的国度，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一步学习：“我们的课程不需要应试，顾忌比较少。我经常会跟学生说，中国文化里的有些概念，你们可能现在不理解，也不一定同意，但一定要尊重它们，或许将来某一天，你们会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自然也就会理解了。”
在马立平编的八年级教材中，选了24句论语。学完之后她总是会问学生最喜欢哪一句？得票率最高的，常常是那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学生们流露出自豪、自信的眼神。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我们的学生多数出生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这些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会有不同程度的困惑。了解祖先伟大的文化，能帮助他们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地立足于美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