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迅行出生在江苏省昆山县陈墓镇（锦溪镇）一个装卸工人家庭，家中弟妹四人，她排行老大。7岁那年，新文化运动之风吹进他们的小镇，提倡男女平等，读书认字，她有幸进洋学堂免费读了五年书。

　　为了帮助家庭，才17岁的她带着妹妹（小她3岁）于1930年到上海一家袜厂做童工。1932年“一.二八”，日本鬼子入侵上海，工厂倒闭。失业后，经人介绍去美商海宁洋行（后来的益民食品一厂）做工。在此期间，她和工友们去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附设夜校读书，正是在这所由地下党担任教师的学校里，她第一次接受了革命道理，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并在老师指导下参加了“国难教育社”和“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组织。麦仑中学夜校的女生，当年还曾参与聂耳、田汉“扬子江风暴”的排练和演出。

　　她用学到的革命道理启发厂里的工人姊妹，并组织大家为争取每天两次休息时间同厂方斗争、交涉，取得了胜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陆迅行和厂里的工友们在党组织的宣传鼓动下，积极投入到这一爱国热潮之中，在斗争中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教育。

　　1937年“八.一三”战火烧到上海，闸北、虹口大批工厂和民居被毁。她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进入了租界的难民收容所。在抗日团体的组织下，她走上街头募捐支援抗战将士，慰问伤兵，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张贴抗日标语海报。

　　1938年6月，陆迅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厂里另外几名党员建立起海宁洋行第一个党支部。

　　由于厂里许多工人都住在租界的难民营里，厂方为了让工人按时上班，每天派卡车接送。当卡车过外白渡桥时，按日本侵略者的规定，所有乘车者都必须下车步行过桥，并向日本执勤兵鞠躬行礼，不愿意就要遭枪托打，年轻漂亮的女工还时常遭到日本兵的调戏侮辱。工人们切齿痛恨，怒火中烧。党支部经研究认为时机已成熟，于是发动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美方老板出面与日方谈判，允许海宁厂厂车直接过桥，不再步行，否则决不复工。美方老板见工人们如此齐心协力，只好同日方交涉，并达成符合工人要求的协议。从此，不仅海宁洋行的厂车可以直接过桥，其它国人的车辆也可以直接过桥了，无形中废除了日军辱华规定。斗争的胜利，使党组织在工人中的威信更高了，但陆迅行等几个为首者，却被洋老板以煽动“政治罢工”为由给开除了。

　　被厂方开除后，陆迅行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党组织安排下，加入到700多名难民的行列，以“江西垦荒队”的名义，跟着新四军干部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

　　到达军部后，他们大部分被编入教导大队。陆迅行姐妹被分配到教导队女兵八队，除了军事培训外，党组织和军部领导还对她们进行政治理论和文化教育。军政训练结束后，大家牢记着党的教导,“服从组织，不怕牺牲，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和人民”,纷纷走上了战斗岗位。

　　离开教导队后，陆迅行先后在“军人服务团”、“军人家属学校”、“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等单位从事民运工作，担任副指导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陆迅行随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转移到了苏北。1942年，她到苏北盐阜地区阜东县保安处工作，先后担任盐阜区公安处机关党支部书记、执法队指导员、阜东县公安局副局长等职。在苏北她是第一个女公安局长，当地至今流传着她双枪老太婆似的传奇故事。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伪对根据地的破坏与蚕食，达到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目的，区级机关决定将干部分散到各联防、各乡基层去工作。陆迅行被分配到南边联防，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终于将群众发动起来，采取了坚决镇压汉奸反革命的果敢措施。根据地干群持续不断的斗争，使敌伪难于立足，陆续将周边据点一个个撤走了。1944年仲夏，陆迅行得悉阜东县最大的据点坎东镇的敌人将在夜间撤离的情报，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设埋伏，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汽轮上的日寇为了逃命，将后面的拖船割断，开足马力向阜宁城逃窜。拖船上的伪军官兵及家属顷刻间乱作一团，被一网打尽。此役，我们不仅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和枪炮弹药，而且抓获一个叛党投敌的原民兵中队长吉万选，经公审大会处决了他。敌伪从此龟缩在阜宁县城里，不敢轻举妄动，其他据点均被清除。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陆迅行调任淮安县公安局任局长。淮安县在1946年秋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陆迅行和同志们从城市转入农村，组织了武工队，坚决镇压地主还乡团的反攻倒算，保卫土改成果。

解放区进行全面动员，开展了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1946年11月，敌人进攻涟水城，我大批军队集结在淮安县茭陵地区，攻击来犯之敌。陆迅行接受任务，前去协助茭陵区委，动员每家每户，男青壮年参加担架队，转移伤员，运送粮食、弹药，其中民兵还协助部队看管、押送俘虏；妇女在家日夜磨小麦，支援部队打胜仗。

　　1948年初，在我军战略大反攻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陆迅行调到华中公安处工作。

1949年，陆迅行光荣地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迎接新中国的曙光。会后在香山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1949年6月，陆迅行调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

　　1958年10月，陆迅行调离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先后任邑庙区委政法部副部长，静安区政法部部长、副区长和上海市监委驻静安区委监察组长。1964年5月，陆迅行又从政府部门调到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任监委副书记，直到“文革”爆发。

　　文革中，1968年3月15日深夜，陆迅行被人从家里带走，连夜押送北京。原来是江青等抓住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保管的敌伪政治档案，诬陷档案处原处长王学纯、副处长陆迅行和科员姚传芳三同志，利用清理蒋帮警察局“剪报资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机会，将她们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在北京关押期间，她们不仅政治上受到严重迫害，身心也遭受残酷折磨。“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被迫将陆迅行等人释放回上海，此时已关押4年零8个月。1981年7月20日，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还了陆迅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清白。

　　文革后，她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市纺织局复查小组的工作中去，为清除“四人帮”一伙在纺织系统的残渣余孽、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不遗余力。在尔后担任的纺织工业局保卫处处长和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任上，她都严格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将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贯彻到群众中去，为党的改革开放伟业奋斗。

　　1983年10月，陆迅行70岁时光荣离休。她严于律己，从不向党伸手，连本可享受的待遇都不去用，去单位不要派车，自己挤公交车，自己步行去老干部活动室。晚年90多岁高龄，陆迅行仍坚持起居不要别人照顾，散步不要别人搀扶，被评为纺织集团“健康老人”。她2009年逝世，享年96岁。

在陆迅行同志告别会上，长子王东风拟了一副挽联，作为对母亲传奇人生的概括:

工学 救亡 铁军 迅雷震敌顽

公安 政法 监察 行义纠错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