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到江西一个边远山村插队。这里雨水稀少，土地贫瘠，收成难保。农民口粮不能自给，要靠政府“回供”。因为水源污染，不少人得了“冬瓜腿”病（血丝虫病）和“大肚子”病（血吸虫病），成了“五保户”。那年盛夏，久旱无雨，水源枯竭，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懵懵懂懂来到世间，又碰到母奶不足。在那特殊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我好不容易弄到一袋奶粉，兴冲冲赶回家里准备为饿得嗷嗷啼哭的孩子调食，却发现屋后那接水的竹筒子断了水！没水拿什么去调？正当我急得团团转之际，隔壁“老俵”闻讯送来了半壶从十几里山路外弄来的自家饮用水。收下这些水，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水啊，竟然是这样维系着人们的健康和生计，还有那潺潺不息的情愫！

　　事过境迁，物换星移。生活继续讲述着水的故事,继续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社会变迁。1978年山下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起初，山里人并不清楚；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感觉视野之内似乎已经发生了许多理不清的变化，件件桩桩如同清泉，让人感到从来未有的贴心和滋润。

　　那些年，“治水”借着“治山”，“农改”接着“林改”。最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是身边那些“水的故事”，不过，完全不是当年那份滋味了：远处劈山引水，蓄峰填谷；近处村子里砌起了“饮水过滤池”，水管通到家家户户，打开龙头便有清泉流出，爽极了！最让人兴奋不已的是，村村寨寨破天荒建起了水电站、广播站和水泵水磨房。记得水电站开始发电，广播站开始广播那天，村上像办喜事一样热闹。“娘子人”（妇女）穿上了绣花鞋，年轻人穿上了新衣服。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欢呼雀跃，吵着要老爷子打开广播箱看里头的“戏文表演”。一个未曾闯大世界（下山赶集）的八十多岁的老大爷咧着嘴笑着唠叨不停：“电灯硬是比篾灯（当地以晒干的竹条点火照明的‘灯’）强。”竟然边说边伸长旱烟斗到电灯泡上去点火吸烟。那天，连接乡里县里的盘山公路举行全线通车典礼，村头扯起了红布条幅：“改革开放引巨变，山乡坦途奔小康。”还用山花、松枝搭起了高高大大的牌楼，村里村外歌声嘹亮，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解放牌大卡车装载着“井冈山”牌手扶拖拉机，直开到村子里。听到汽车喇叭声，那个“婆老太”（高龄老太太）不知是何物，吓得直往屋里奔。

　　是啊，这个即使在乡、县行政区划地图上也难找到的位于三县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万物罕至，平凡也成稀奇。如今，这里沧海桑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断流或干涸的山壑、溪、沟、涧、谷被疏通连贯起来，成为“溜槽”和溪流，直达乡县的水路，变成运输竹木特产的金光大道。到山下赶集或赴庙会，再也不必翻山越岭，肩挑手提了，除了乘车之外，还可以搭上竹筏木排和小舟，乘风破浪，一泻而下，颇有几分惬意和浪漫。

　　如今，昔日的穷乡僻壤成了盛产茶叶、香菇、木耳、黄花、干笋、板栗、赣橙和山果等绿色农副产品的宝地，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闹水荒的地方竟然开发出矿泉水。这些产品自成品牌，远销省内外，乡亲们特地在上海注册了一家产、供、销一体的江西土特产公司。

　　这些都是村党支部带领大家引进资金技术兴办起来的致富项目。而这样的脱贫之路，在那特殊年代，是要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坚决砍掉的。如今，当年知青教过的学生都已长大成人，他们通过深造成了农、林、牧、副、渔技术员及老师、医生或干部，成为山乡脱贫致富的排头兵和领头羊。他们曾带着土特产来看我，邀我重返这第二故乡。

　　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看那散落在远远近近山坳之上的点点村寨，它们都有祖祖辈辈期许的庄名，看似散淡清谈，实为敦直厚重:“锦丰”“金竹”“港田”“青里”……寄托着先辈对家乡和后人的殷殷祈盼。然而，世世代代勤劳耕耘，望眼欲穿，家乡却仍然穷年累月，名不副实，没有一天温饱。有的只是“薯渣南瓜半年粮”“树皮茅屋遮风霜，全家换穿一条裤，过冬御寒靠火笼（一种竹制外壳、内置陶钵保存炭火的取暖用具）”的日子。如今，境况大不同了，山青了，水秀了，地丰了，人富了，期待和愿景都在变成现实了。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山里人的一生。

　　“举杯还问当年水，一笑都成隔世说。”是的，与其说水的治理给山村带来了变化，倒不如说改革开放为穷乡开拓了奔小康之路，为僻壤送来了希望之光。

　　（作者原江西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