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28日，我出生在太湖之滨的无锡市。出生后十个月，因家境贫困，被弃养到朱姓人家。小学三年级春游时，我在太湖畔遇到了一位俄语翻译，那人能讲两国语言的才能，深深地吸引了我。从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发出一个梦想：长大后要做翻译！

初中时我学的就是俄语。初一下学期开始，我就能用俄文与苏联学生通信了。记得那时我没有钢笔，而钢笔书写外文是很漂亮的。我模仿连环画上中世纪的外国人，用鹅翅膀的羽毛代替钢笔。没有墨水，我就到学校医务室讨些紫药水来代替，效果还不错。和苏联小朋友通信是要贴邮票的，为了积攒邮资，我常常不吃午饭，把餐费省下来买邮票。初中三年中，我被饿昏过六次。即便如此，初中期间，我学业优秀，俄语、几何、代数三门课的考试成绩都是100分。

初中毕业时，社会上大力宣传邢燕子、候隽等知识青年返乡的事迹，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报名下乡。1964年9月15日，我和其他两百多位无锡知青，来到黄海之滨的新洋试验站务农。初到苏北农村，我和其他知青一样，满怀“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我们日夜抢收棉花“放卫星”，我曾经创造过一人一天拾棉花220斤的记录；我还和大家一起冲进失火的仓库，抢救国家的财产……

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劳作之余，我常拖着疲劳的身躯，跑到有收音机的知青宿舍里去听俄语节目，万万想不到的是因此被指“长期收听敌台”。文革爆发以后，此“污点”被无限放大，任我如何解释也无济于事，惨剧终于发生了。1971年4月29日，盐城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我被押上批斗台，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那天，与我一同挨批的还有常州知青章无敌和朱明义。后来听说他俩不堪折磨，英年早逝。我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我心中有梦想，她赋予我忍辱负重的坚强意志。

三年的劳改期，我却在劳动至于写成了处女作《黄鼬的狩猎》一书。

劳改期满，我依然顶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平反。我依然是我，没有人强迫我，我还是放弃了回无锡市工作的机会，选择了扎根苏北。摘去了“帽子”，使我如释重负，梦想之火再次点燃。

国门刚刚打开，离我们最近的日本率先进入国人眼帘，我开始晴耕雨读，转学日语。1979年，我们夫妇俩承包着60亩棉田，在独学无友的逆境中自学，遇到的困难和艰辛，可想而知。为了解决学习与劳动的矛盾，我将吃午饭的时间，推迟到收听日语广播讲座的时间，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模仿、跟读、做记录。劳动时，我将收音机背在身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我满脑子都是单词、句子和课文，甚至有时晕倒在桌前，休克在田间。

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和举一反三的自学方式，培养了我的日语思维。有一天，我一边拣棉花，一边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节目。当我听到“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消息后，我义愤填膺，就想予以驳斥。我马上以一个中国农民的身份，对着录音机用日语发表了一通演讲，要求日本文部省官员反省历史。随后，我把录制带寄往北京广播电台。不久，我收到了北京广播电台回赠我的两盒满是日语歌曲的磁带。欣喜的同时我学会《北国之春》等日语歌曲。一次耕田时，我对着广阔的田野放开喉咙，唱起《北国之春》。一位姓沈的老农，听到我纵情地唱外国歌，就停下来在田头等我。我耕到田头时，老沈皱着眉头道：“朱蕴忠唉！我就弄不懂，你承包几十亩棉田，一天忙到晚，不哭就是好事了，亏你还唱得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笑答：“人各有志，兴致来了，就唱呗。”老沈摇着头走了，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痴子、神经病！”周围的人们讥笑声一片。

有人说：“朱蕴忠神经有毛病！整天跟鬼讲话。”

有人说：“朱蕴忠大脑不正常！”

也有人当面嘲弄说：“朱蕴忠唉！盐城打电话来，请你去做翻译呢！”

就连我的继母也当众讥笑说：“自古以来，朝中无人莫做官，你一个种田的，还想当翻译官啊？牛皮！牛皮！牛皮！要是你能做翻译，火叉可用青竹竿；要是你像小方卿，油面筋好当电灯泡，我头顶香炉十八斤……”

面对闲言杂语，我始终以实干代替舌战，从不与人争论，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止我追求梦想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在插班参加了苏州桃花坞日语函授中心“现代日语班”的27次作业和考试中，获得了23次的100分，最终的结业考试成绩毫无疑问也是100分了。继而，我又参加了“翻译实践班”的函授学习。至此，我自认为做好了当翻译的准备。

1986年冬，我印了100张名片，上面印着“现代日语翻译精诚为您服务”的字样。不久我发出的第一张名片就有了效果。1987年1月，盐城市无线电元件厂向我发出聘用函，从此我开始踏上了日语翻译的岗位，实现了心中的梦想。同年9月，我在盐城胶鞋厂担任日本福山橡胶株式会社生产教育鞋的现场翻译时，引起了盐城新闻媒体的关注。10月24日《盐阜大众报》上刊登了《为伊消得人憔悴——记自学成才的日语翻译朱蕴忠》一文，介绍了我自学成才的故事。我的梦想终于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

1988年10月，我在担任中日技术交流的现场口译时，引起了当时大丰县人事部门的重视。经过当时大丰县人事局韩玉鹤、组织部顾俊发、人才交流中心树苏芳等负责同志组成的联合考察，我被作为急缺人才引进到大丰市，安排在中日合资丰东热处理有限公司担任日语翻译。1989年10月，我作为随团翻译，首次出访日本东京等地。回国后，我亲自钻进炉膛，参与我国第一台Unicase回火炉和加热炉的研制，为公司，也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的故事，也被《扬子晚报》《新民晚报》《南方日报》《中国劳动人事报》等新闻媒体广为宣传。

成绩也是双刃剑，有的人因此满足了，止步了；有的人则视其为动力，更加来劲了。我是后者。

1990年12月，我获得了助理翻译任职资格。1992年，在做好翻译工作的同时，我参加中文专业自学考试，当年一举通过七门课程的考试，用了不到二百元人民币，完成了自学考试，获得了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证书，还被大丰市有关部门邀请去做自学考试的经验介绍呢。

1994年3月，我调到大丰市对外贸易公司。到岗第三天就参加华交会，开馆当天就与日商签订了二十万美元的沙蚕出口合同，结束了大丰外贸从来没有外贸合同的历史，打开了盐城地区对日出口沙蚕的大门。此后，我历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

1996年，我用了54天时间，以93分的成绩，通过了晋升日语翻译中级职称的考试；同时通过了全国外经贸行业外销员资格的统考（此项考试的合格率仅有28%），以及旅行社综合业务考试。从而，我被周围的人们称作为“考试专家”“活电脑”。

大凡一帆风顺之时，老天总会设法让人清醒清醒的。之后，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至今令人哭笑不得。1997年9月26日，《上海老年报》月末版“社会写真”栏目，以《我的事业从五十岁开始！》为标题报道了我自学成才的故事。不料，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公司让我下岗了，而且是整个大丰外贸系统唯一的一个。那年，我正好是五十岁。

于是，讥笑声四起。有人当面笑道：“你的事业从五十岁开始？五十岁落得个下岗，倒要看看你怎么开始！呵呵呵……”

我无言以对，但是我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我能做的就是调整心态，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月份我骑着自行车跑工厂，二月份我打电话、发传真，三月份我迎来了日商佐佐木，四月份我接到了72.8脱水辣根片的订单，五月份我发货，六月份我又上了《盐城晚报》《经贸导报》，七月份我迎来了沙蚕发货旺季，八月份我帮助其他下岗工人“再就业”，九月份我领到了外贸公司补发的工资，十月份我登上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领奖台，荣获国家科委人才中心颁发的“十大杰出跨世纪人才”荣誉证书与奖杯。年底，我被中共大丰市委、大丰市人民政府评为“优秀工作者”。——这就是我面对下岗的态度，就是我下岗以后的作为！

实干总能出成绩。我的经历和事迹事迹，也被海内外七十多家新闻媒体广为介绍。为了帮助广大青年自学成才，我写了一本书，叫《怎样自学成才》，1999年4月正式出版了。接着，“全国城市优秀读书家庭”“世界杰出人物证书”“全国人文科学优秀专家学者”“盐城市职工自学成才奖”等荣誉称号接踵而来。面对表彰和荣誉，我无需扬鞭自奋蹄，自觉地以我们这代人的楷模焦裕禄、孔繁森、雷锋、王杰等为榜样，苦干实干，不计报酬，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当有些翻译频频跳槽，开起小车，拿取万元月薪时，我甘愿骑着自行车，在基层一线做翻译；当路见女子投河轻生，众人围观之时，我毫不犹豫跳下河去救人；当工友遇到灾难时，我会掏净口袋中所有的钱；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有外事活动需要服务时，我为不谈报酬先干了再说。总之，全心全意地为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是一个外语翻译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的爱好也比较广泛，这些年还写了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了《三下风云》《电子商务空手道》《牛房艳遇》等书，顺理成章地形成了考场、农场、商场、情场之系列。

我是知青，我的文章中有很多知青时期的故事，很多知青书籍、报刊和网站，也发表了我的作品。

2008年11月经全国翻译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我获得副译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我通过30年的刻苦自学，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我要感谢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与世界接轨的平台；感谢各级领导和用人单位对我的赏识和聘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要响应习近平主席的号召，尽己所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多作贡献！

（作者系插队大丰的无锡知青）

【作者简介朱蕴忠，男，1948年4月出身，仅十个月就被送人。17岁下乡，22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32岁平反，42岁起担任日语翻译，47岁任大丰外贸公司部门经理，57岁下岗，经历了下乡、下狱、下岗之磨难，在逆境中自学成才。先后获得外销员资格、副译审职称，荣获“全国十大杰出跨世纪人才”“全国城市优秀读书家庭”“全国人文科学优秀专家学者”“世界杰出人物”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