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和刘树新身上有一些简单的相似。比如，都生于1950年代，都当过知青，还都做过副市长。现在，他们都是一座知青博物馆的馆长。他们彼此都没去过对方的知青博物馆。刘树新说：“他那是私人的馆，我们的肯定要更规矩。”确实，樊建川的知青博物馆有那么点儿“不规矩”。规矩与不规矩之间，是各自对知青及那个年代的反思与认识。

樊建川在知情馆的中庭做了个装置，叫做“1776”。老知青捐来的犁耙、镰刀、锄头堆了满园，地上是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碎成一地的上千面镜子，象征着“1776万名知青的青春”，破碎在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中，无可挽回。

刘树新难得回想十年前。但每次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他曾经是五大连池的副市长，管农业，管水利，专盯大型项目。“刚修完五大连池旅游区第一条三亿的水泥公路，就忙着建黑龙江最大的那个山口水库。”

他掰着指头数：“那项目啊，十个亿。十年前的十个亿。”

2002年，50岁的刘树新人生走上了“岔路”。一开始组织上安排他去重修瑷珲博物馆时，刘树新内心还犯过嘀咕：我一个搞经济工作的副市长，你让我去弄什么博物馆嘛！但既然是组织的要求，他也不得不去。“谁想到这一去，这辈子就和博物馆杠上了。”

他是1968年来到黑龙江的。从这年起，54万知青来到了北大荒。刘树新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在中苏边境的虎林县境内。1969年3月中苏就发生了珍宝岛战役，苏联输了，“并且没敢再打过来”。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边疆线上我们几百万有武装有知识有文化的知青！”

仿佛一个秘密开关突然被打开了。刘树新猛然发现，中苏战事竟然可以和已逝的知青生活建立起某种令人振奋，甚至是醉人的联系。相比起瑷珲在近代史上所受的屈辱和漫长的教训，刘树新认为，知青一代人及其精神，拥有更值得纪念的荣光。2003年，瑷珲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全部完成后，刘树新主动提出不再回到原领导岗位上，而是留下来，在这座陈旧的北方边陲小镇，他要建一座知青博物馆。

樊建川对中国现当代史的方方面面都感兴趣。他着迷什么，就收藏什么。收藏的差不多了，就建一座博物馆。知青生活馆便是其中之一。

在刘树新看来，知青一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受亏欠的一代。北大荒应该给为她贡献过青春的知识青年们建一座博物馆。其时全国尚无任何一座知青博物馆，这场早于“文革”发生、与“文革”一同达到高潮、最后与“文革”同步落幕的运动，由于“文革”的被否定，进入了不可言说的境地。

“对此，很多知青的情感是受伤的。”刘树新肯定地说，“在最好的岁月离开城市、家乡，把青春奉献给了边疆农村，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改变了当地的闭塞环境，这个贡献怎么算？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怎么算？近1000万工人下岗，其中一大半是知青，体谅国家、不哭不闹、熬到60岁退休领退休金，放到‘80后’身上能做到吗？这1700万人，作了贡献，作了牺牲，难道不应该留在历史上吗？”

刘树新花了六年的时间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知青博物馆。2009年8月开幕，他发出去700多份请柬。“不知道哪个环节被人复印了，印出去几千张。”最后来了5000多人，旅馆、老乡家睡的都是人，差点把小小的黑河城给挤爆了。

博物馆建在瑷珲。建筑外墙全部用红色，意在表达激情永志；“知青博物馆”五个大字烫金，请的是老知青、书画协会副会长周京生题的，以示岁月鎏金、不染尘霜。

“很多人哭，大家都很激动。”刘树新说，有老知青跟他说：这么多年，就想等国家给个说法，“随便说个啥，都不用讲对不住了。”刘树新不好意思说的是，他这里也不能代表国家，“我这里最多算半个民间，半个官方。”

从1978年到如今，30多年已经过去，目前不少活跃在中国政商两界的重量级人物都是当年的回城知青。去年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和张德江四人都曾有过知青经历。在上述四人当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新华社推出的人物通稿，都曾对他们的知青生涯进行过介绍。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刚当选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陕西代表团的会议时，曾回忆起自己在延安当知青时的经历，并说“我曾经几回梦里回延安。”

博物馆小镇

据统计，到去年8月份为止，全国已建、在建和筹建的知青（场）馆有30多个。樊建川在四川仁安的知青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在距离瑷珲镇3600公里的四川腹地，小镇安仁，樊建川建起了他大手笔的博物馆建筑群。和刘树新不同，他的梦想是有生之年开100座博物馆。他今年56岁，花了近20年时间，实现了1/5。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将安仁镇变成了“博物馆小镇”，迄今开放馆所22座，去年一年就吸引了数百万的游客。

1993年，樊建川从宜宾市副市长位置上辞职，成为中国最早的下海官员之一。辞职的动因之一就是，他需要足够多的钱来搞收藏。他花了几年时间成为了颇为成功的商人，一度资产达到20个亿，在胡润财富榜上位列300有余。

樊建川对中国现当代史的方方面面都感兴趣。他着迷什么，就收藏什么。收藏得差不多了，就建一座博物馆。最早他痴迷于抗战，于是开了八座和抗战有关的纪念馆，包括红军国军、川军飞虎队，一视同仁，各建一座。汶川地震他开了四座馆。而“文革”是让他投入的另一个题材，有六座馆与此相关。知青生活馆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栋小巧的绿色建筑，在樊建川浩大的博物馆建筑群里并不算起眼。“我选择绿色，是因为我想来想去，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馆和知青岁月，只能是——青春。”

1975年，樊建川高中毕业，插队在成都附近的日成公社嘴上生产队。在这里，樊建川迅速获得了自信。他的农活干得很好，上手快，人聪明，时间长了干得比农民还漂亮。“你还得会跟农民打交道，跟农民讲就是天气，下不下雨，水稻、鸭子、猪。全部是实实在在的事。你懂这些他们就乐意跟你打交道，很多知青待了很久也没能融入到这种务农生活中去，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城市农村真的是两个世界，他们因为这个吃的苦会比我这样的人多得多。”

樊建川相信，他的性格是在知青生活中被磨砺的。“就像一只小鹰被老鹰从悬崖上赶下去一样，被强行扔进了一个没有任何庇护、毫无帮助的社会，所有的事情都靠自己解决。”

如果没有知青运动——我们这代人会是什么样子？樊建川自问。“留在城市里，进工厂？留在父母身边，搞斗争？总之会晚熟得多吧。”他把“知青”看作人生的第一份职业，第一次谋生，“这样想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感情”，就如同如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后也会怀念他的学徒生涯一样。

“当年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无法给年轻人提供那么多的工作岗位，只能让大家都下乡种地去——现在只是反过来了。”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但当年你是没法选择的。”

调子问题

刘树新没去过樊建川的知青生活馆。“听说是听说了，”他表示，“他那是私人的馆，跟我们不好比，我们的肯定要更规矩。”

樊建川确实有那么点儿“不规矩”。他在知青馆的中庭做了个装置，叫“1776”。老知青捐来的犁耙、镰刀、锄头堆了满园，地上是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碎成一地的上千面镜子，象征着“1776万名知青的青春”，破碎在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中，无可挽回。

没有比永恒的、重复的体力劳动更能表达我们作为知青度过的日子了，樊建川说：“一开始我想叫它茧巴，想过用水稻、麦子，来象征知青的上山下乡、干农活。”后来他觉得太甜了，因为事实没那么田园，没那么浪漫。很多人事后会诗化知青运动中田园牧歌的部分，他不希望如此。

而馆前的雕塑或许会引起更多知青的不适。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花岗岩里，记录着10位成都女知青过早离开的生命。那是1971年3月的一场大火，10位平均年龄只有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樊建川从老知青那儿听说了这件事，跑到云南，向当地农民打听商量，最终找到了这些已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的墓碑，带回了四川。

知青生活馆开馆时，知青老大姐侯隽就明确跟樊建川说，她觉得这个雕塑放门口不好，调子太灰了，很不合适。但樊建川说，当时死的知青很多，令他对体会自己的“生”时有一丝颤抖。“缺医少药、水土不服，与农民、与兵团以及知青之间的各种冲突，年轻的生命在这样的劣境里太容易夭折，生和死真的都带有很大偶然性。其实他们就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樊建川说，他顿了顿，“放在门口，是想让每个进博物馆的人都能跟他们打个招呼也好。”

刘树新显然不同意这样处理。在他看来，博物馆有三个功能，缺一不可：一是资料收集，二是研究以及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三是宣传、教育。对最后一点他尤为强调。他在北京看过国博一个展，“说是法国人策展的，很不行，东西往那儿一摆，什么也不强调。”他去问馆长，反响怎么样，“不出我所料，反响不行。”该突出什么、强调什么，展览者心中应该有数，“突出正面向上的部分。不是说真实，就要全部拿出来讲。历史可不是豆腐账。”

问刘树新，知青的峥嵘岁月，有没有那么一次，或者一瞬间，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他沉思许久，吐出两件事。一是1971年，林彪坠机。“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语录》都是他编的，他都成了反革命，跑了，还坠机？‘文革’这么搞到底对不对？让我们这么干对不对？”刘树新当时18岁，“对我个人，对可能是全部的知青，震动太大了。”“但我们不能讨论，不能说，传达文件后，大家去买了酒，也没有菜，一边喝，满脸都是泪。”接着就是随着林彪跑了，一批老干部被恢复工作，“老干部一解放，他们本来跟我们同吃苦同劳动的孩子就开始陆续提前回去了。留下来的人心里肯定有疑惑，都是来屯垦戍边艰苦创业的，为什么高干的孩子就跑了呢？”

但这些，都是不能说的。“在展览里永远也不要提，也没有必要提。这不是一代人的主流，不能体现一代人的风采。写它，是把我们大家对国家的责任感奉献抹黑了。”刘树新说。

让文物说话

而在樊建川看来，在布展时他已经在努力做减法，太高调的、太苦难的东西，他都有选择地放弃掉了一些。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博物馆，不应该有太多情绪性的引导，把文物放在那里，让文物说话即可。至于历史评价，真的不是博物馆的责任。而且“我相信，把时间拉远一些，大概能得出更公正的评价”。

“也许每个人都很难做到客观。每个人在回忆时都加入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樊建川说，有人夸大苦难，有人夸大欢乐，有人夸大成就。“中国人健忘，对历史有罕见的稀释和过滤能力。我能做的就是用更多的展品说话，把历史留在那儿，让后人吃惊。”

当过知青的小说家韩少功认为，历史就像矿石，纯度不可能很高，其中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要轻易做判断。他在最新小说《日夜书》里同样展现了一代知青，“他们和我一样，稀里糊涂跟着哥哥姐姐去插队，以为是旅游，很快后悔，但已经回不去了”。

这可能是发生在更多人身上的真相。在韩少功看来，即使是自以为身披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光芒的知青中，有很多也只是对心目中“理想”的高仿。而在同样曾为知青的学者章立凡看来，所谓的“无悔”、“有悔”只是伪命题：悔与不悔，对应的必须是一个选择。而对中国1700万知青中的绝大部分人而言，选择是不存在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后悔的。”

在复旦大学研究知青问题的学者金光耀看来，国内对知青问题研究，可以参考美国社会对越战的态度。“去华盛顿看越战纪念碑，每个牺牲士兵的名字都被刻了下来。这是对这些为国捐躯士兵的纪念。而这与对战争本身的否定、反思是区别开来的。对照我们对知青研究的态度，我们的反思是不深刻的，且是把两者纠缠在一起的。对个人和运动，我们也应当区分清楚。我知道这确实很难做到，就算对学者也一样。”而樊建川相信，给历史以时间，历史会越来越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