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如逝水，一转眼，我和夫君从新疆调回崇明已经二十六年了。每当与夫君晚间踱步，拂面杨柳风，笑看夕阳红，倍感生命的珍贵。我已年近古稀，生命的秋天是美好的。可我们生命的春天在哪里呢？它常常在我们疆友的嘎讪胡（上海话“闲谈”）中，在我半夜的梦境中，在那沙尘弥漫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

1964年，我初中毕业，是父母膝下的娇娇女，生活的步子还不知道往哪里迈。有一天，居委干部突然把我父亲叫去，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家小女儿，毕业了，不能让她呆在家里，现在国家号召青年到边疆去，让你们女儿报名吧！”我父亲回到家和母亲一说，双亲愁眉不展，女儿还小，怎么舍得把她送到万里之遥的新疆去啊！可是，家里成分不好，不敢违抗，这可如何是好！当时我虽年纪尚小，但心里还是明白的，知道父母的处境，我知道，放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支边到新疆去。

我们这一批崇明的支边青年共139人，都是十六岁左右的少男少女。抵达新疆后，被分成两批，一批人分到农一师阿克苏工厂单位，剩下的一批，用几辆大卡车辗转把我们拉到麦盖提农三师四十三团十连当农工。我属于后者。我们享受的是供给制待遇，第一年每月3元津贴，第二年5元，只能买些牙膏、肥皂、卫生纸、灯油等日用品。衣服破了，自己学着打补丁。

兵团的地好大！一块条田望不到头。农忙的时候，一天三顿饭都在地里吃。送饭的也真绝，我们在条田这头，他把饭摆到那头。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手中的坎土曼会不由自主地加快频率。所谓的饭菜就是一人两个包谷面窝窝头，一勺没有半点油星的西葫芦片。晚上，我们三十六个女孩挤在一间大土屋里打地铺，用土块一拦，填些麦草，放上铺盖，就是睡觉的窝，幸亏还能做梦。最要命的是累！起早落黑地干，一个接一个的劳动竞赛，农闲时每十天有一个休息天，农忙就取消了。麦盖提是著名的长绒棉产区，可谁知道种棉花有多苦！定苗、整枝、打老叶、松土等一系列的田间管理农活，让人总也不得清闲，更苦的还在后头——到了拾棉花的时候，双手被棉铃壳扎得鲜血淋漓，腰疼得实在受不了，就跪在地上爬着摘，再累也要完成定额。就这样，我居然练出了一双快手，被连里推举为劳动竞赛选手，曾经创造过一天拾棉216斤的好成绩。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在条田里干活有时能得到十几分钟休息，我可以在大太阳下，躺在垄沟里，脸上盖一片棉花叶，倒头便能睡着——实在是累坏了！

1965年4月20日清早，出工的哨子响了。我想爬起来，可是不对劲，怎么也起不来，头疼得厉害。我忍不住哭起来，排长走过来，见我有异常，便把我留下。我一个人躺在铺上，头越来越疼，便放声大哭起来，可是四周空无一人。到了中午，卫生员回来，听到哭声，跑来用温度计一量——42.5度！我浑身像着了火似的，如同在腾云驾雾，飘飘忽忽，终于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我长抽了一口气，睁开眼，醒过来了。人们告诉我：你已经昏睡了一个星期了。那天下午，你昏过去以后，连队卫生员束手无策，连领导便从附近的劳改连请来了一个有丰富医疗经验的医生，他一看我的症状——高烧、头疼、落枕、狂躁、昏迷，果断地诊断说：“是脑膜炎！快送医院！”连队派了一辆牛车，摇摇晃晃，走了近四个小时，才送到医院。医生见我躁动不安，采取措施，把我捆起来，才成功输液，把我拉出了鬼门关。那位救命恩人，我永远感谢他。在医院里，我抽过三次骨髓（剧烈疼痛，咬牙忍受），挂了20多天盐水，病情才稳定下来。到了第35天，让我出院，批给我一个月的病假。我拖着软绵绵的病体，回到连队，调养身体，伙房送的病号饭，是浮着一些油花的面条。

谁知刚休息了没几天，夏收开始了。连领导在动员会上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允许一个人闲着！”我虽然还体虚发抖，但也坐不住了，便摇摇晃晃跟着大家下田了。

（作者原新疆兵团农三师43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