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25日至9月27日，我和数万名兵团战友一起参加了修建大兴安岭一级国防战备公路，4个月里我们在大兴安岭渡过了春夏秋冬四季,经历和体验了如同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狼牙山五壮士的生活。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段时期的日记。
引子
1969年3月2日，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中苏两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那就是举世闻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出于战备的需要，中央要求黑龙江省军区调动数万军民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线修建一级国防战备公路和铁路。就这样一场“抢在战争前，建好战备路，修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板路，在祖国北疆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边防长城”的宏伟工程号角吹响了。
4月25日我营接到了师部发来的命令，要从各连抽调人员组成一个排去修国防公路。那时我在5师55团4营当宣传报道员，消息比连队的战友知道得早，我立即写了请战书：“得知边疆修建国防公路的战斗在向我召唤，如海啸，呼声起，心如火，喜在眉，我心中浩如海，青春烈火正熊浓，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打起背包，身披战尘战犹酣，到祖国最艰苦，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百炼成钢！我最最最最坚决要求去参加修建国防公路的战斗！我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第一封请战书交上去后，我的请求被领导以报道员只有一人不能去的理由拒绝了。于是我又接连写了6份请战书和一份血书。经过多次的请求磨合，我终于被批准参加修建国防公路的战斗，并被安排在大兴安岭筑路第七指挥部一连五排十五班当班长。
出发
5月25日早上接到整装出发的命令，晚上，就带上自己的行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那年我们只知道铁路最远只到达嫩江，可是没想到从嫩江到加格达奇再到塔河，我们的铁道工程兵已经修好了一条军用战备铁路，并继续在向漠河延伸。到了嫩江我们转乘军用专列车--铁皮闷罐车（当时为了保密，不暴露目标，运送军人大多都是用铁皮闷罐车，里面没有座位）。五月下旬，我所在的4营拉哈镇已到了春播的季节，但是嫩江以北仍是寒气逼人。夜里铁皮车厢内的温度太低，大家无法入睡，只好站着，跺着脚，讲一些南来北往的见闻趣谈，或做一些游戏来消闲驱寒。27日下午5点火车到达塔河，前面再也没有铁路了。我们就登上大卡车，直奔十八站。晚上8时到达十八站，只见茫茫林海，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望不到尽头。卡车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的一条山间小路上停住了，卡车也开到了尽头，我们开始了—夜行军。
夜行军
夜行军开始了，夜茫茫，路漫漫，在那密密的森林里，我们一路急行一路歌。几千人的筑路大军队伍，每个人手里拿着手电筒，那光照在群山起伏的原始森林里蜿蜒，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一闪一闪，非常雄伟壮观。行军途中，我们也像当年的红军一样走过沼泽地，也有人不小心掉落沼泽地，大家齐心协力相救；也有3-5人组成的探道先遣队为大部队披荆斩棘开道定标。一路上我们爬山涉水，遇到河流，没有桥，我们就现地伐木架桥。森林里没有民居，更没有商店，口渴了，捧一把路边小溪里的清泉水解解渴。每天都要步行70-80里路，最多有一天我们步行了90多里路才到达一个宿营地。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每个人的脚上都打起了血泡，疼痛难忍，步履艰难。当时我们才16、17岁，不怕苦也不怕累，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行进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羊肠小道上。行军途中有几个小女孩，疲惫得掉队了，露出了哭泣的小脸。24连的谷文彬看到了，风趣地对大家说：听，布谷鸟在叫:“不哭，不哭”，一下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我们身背行囊，时而迎来百鸟齐鸣、春雨绵绵；时而头顶烈日，脚踩泥泞，有时还要冒着倾盆大雨，身上的雨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不多久，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大家都称它为“光荣虱”、“革命虱”。经过十一天的艰苦行军，6月7日中午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目的地--大兴安岭筑路第七指挥部一连驻地。
一到筑路营地,先头部队已经为我们搭好了帐篷和床。床是用一根根小白桦树干做成的床板，床下遍布着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潺潺的山水便在鹅卵石中间穿梭流淌。帐篷里还摆放了一个放倒的大空油桶，桶上竖起的烟囱直冲天窗外，这就是我们取暖的炉子。在漠河，即使是夏天，夜里还是要有炉子取暖的。大家走进帐篷，放下行装，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替换身上的全部衣服，将它放进一只1米多口径大的铁锅里煮，展开了一场消灭虱子的歼灭战。
筑路
筑路开始了，指挥部拿来了铁锹头和镐头，但没有锹柄和镐柄，我们发扬南泥湾的精神，自己动手，砍下路边的树枝，做起了生产工具--锹柄、镐柄、扁担、箩筐、抬石头架等。后来这些原始的生产工具也为国防战备公路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第一战役是筑路基，连队分给我们班8个人的任务是路长115米，土方量275立方，10天里面完成。我们全班人齐心协力，你挖草皮，我抬石头，起早贪黑拼命干，10天的任务4天就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干劲立即受到了连部的表扬。接下来的任务是将一段泥潭填平。这个泥潭又大又深，一大筐石头倒下去立刻就毫无踪影，大家称它是填不满的“太平洋”。取石头在200米以外的山脚下，又大又重的石头两个人抬，一个上午抬50多次，每抬一筐都累得满头大汗。松木做成的扁担把肩膀压出了血泡，血泡磨破了粘住了衣服，每当扁担一放上肩，就觉得绞心似的疼痛难忍，仿佛一筐石头有千斤重，但是大家咬紧牙关坚持着，没有一个人退下休息的。一个多月后，繁重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年轻的兵团战士一个个病倒了，有的还得了夜盲症（当初因黑龙江被封锁，交通不便，除了土豆、黄豆、海带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食物可吃），工程进度大大受到了影响。于是，身体好的战友一人挑起了两个人的活干，有的战友见此情景，生了病也不吱声，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就是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让我们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胜利完成了一段又一段的路基。填补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没有公路的空白。
第二个战役是崩山筑路。崩山是一项非常危险和艰巨的任务，要爬上高高的山顶，先清理掉风化石，再炸山辟路。这山又高又陡，岩石已经风化，一不小心踩到风化石就会连人带石头滚下山去。8月18日那天，全连100多人，围坐在80多米长的山顶上，同时用镐柄戳风化石，一块块石头滚下山时，战友们的呼唤声和石头滚下山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那种场景犹如电影《狼牙山五壮士》里用石头砸敌军一样气势宏伟壮观。
8月的季节，大兴安岭的盛夏日长夜短，早上1-2点钟天亮，晚上11-12点钟天黑，北极光就在那个时节。早晚温差也很大，中午气温30多度，太阳晒得人身上火辣辣的，无法工作。指挥部决定：一天当作两天用，每天出工2次，吃饭6顿，睡觉两次。那个季节小咬、蚊子、瞎蚊也三班倒，它们从早到晚，轮番着围着大家团团转，呼呼的扑面叮咬。即使用厚厚的围巾帽子严严实实地将头和脖子包住，把袖口裤脚也都扎得一点缝隙不露，仍然难逃飞虫的袭击，飞虫咬得大家奇痒难忍，苦不堪言，很多人被虫叮咬得手脚红肿脸变形。至今我们的身上还留有飞虫叮咬的痕迹。
秋季的大兴安岭除了亭亭玉立的白桦树和高耸入云的落叶松以外，满山的野果也十分诱人。中午休息之时，我们也会跑到路边的树林丛中去采摘野果，野草莓、李子、灯笼果、马奶子、都柿、山葡萄、山丁子......野果种类之多，引无数馋鬼竞折腰。我们边摘边吃，边说边笑，欢乐的笑声解除了劳动的疲惫。
第三战役是铺路面土，这是一个细工活，要用小石子和细沙土将路基的大石缝堵满，把路面修平。运送沙土的工具是手推独轮车。手推独轮车看上去很好玩，可是装满了一车沙土的独轮车，如果左右用力不均，独轮车马上会翻倒。这个活一般都是男同志干的，可那个时候，我们女同志也都争着抢着干，我们相信：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干的事女同志也一定能干。虽然我们都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从来没有学过筑路知识，每个筑路指挥部里只有1-2名施工技术员，但我们在他们的指导监督下，学会了筑路基，打炮眼，炸山填河，建桥铺路......经过4个月的奋战，我们保质保量地完成了1200多里的国防战备公路。
9月21日在我们即将离开大兴安岭前夕，指挥部的施工技术员牛常青，因患尿毒症来不及抢救，长眠在兴安岭的那块土地里。4个月里，为了这条国防战备公路，我们中有被飞石炸死牺牲的；有在森林里迷路让熊瞎子咬死的；也有误吃毒蘑菇中毒而死的.....他们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永远地献身给这条国防战备公路了。
9月23日，在我们即将凯旋而归的时候，指挥部用卡车把我们送到祖国的最北端漠河镇边防所参观。走进哨所，登上岗楼顶，我们用望远镜观看黑龙江的对岸。对岸就是苏联的炮楼和一个农庄。彩色的房屋、隐约可见的行人就象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哨所和离岸边几百米的地方竖着的一个岗楼，上面有荷枪实弹的边防战士在站岗。我站在江水滔滔的黑龙江的国界边上，我想我为大兴安岭的国防战备公路出过力，又来到了祖国的最北村-漠河，一种自豪感、知足感由然而生。
9月25日清晨，凯旋返程的那一天，大兴安岭飘起了雪花，洁白的雪花仿佛在为我们送行，我们威武地站在卡车上，唱着《打靶归来》的歌，检阅着这条用我们青春和汗水浇铸成的公路，看到一座座新砌的砖房耸立在大兴安岭的群山之中，一条条公路密布在大兴安岭的大小山脉间，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9月27日清晨，我们胜利回到了拉哈，营连领导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当见到阔别4个月的战友时，我们激动地流下了泪水……。上面的照片右边的一张是当年用桦树皮写的一段日记；左边的一张是当年四营女子排的战友在筑路凯旋后的国庆20周年大庆日,去拉哈镇照相馆里拍的。亲爱的五师55团4营的战友，你还认识她们吗？你还叫得出她们的名字吗？
（作者系原黑龙江兵团五师五十五团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