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母亲、爷爷和奶奶、姥爷和姥姥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首次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怀念我的抗战前辈，下面我简述一下他们的抗战故事。

一、父亲郇振中和母亲贾志新的抗战经历

父亲郇振中

我的父亲郇振中，曾用名郇盛宝，1919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一个中等富裕的农民家庭里。父亲的家在东海县牛山乡郇圩村，郇圩村距陇海铁路线不远，受到革命的思想影响较大。从《东海县大事记》里可以查到：“1937年夏季，周晓江、郇华民、徐润斋、李铁民等在郇圩小学组建读书会。9月，周晓江等人，在郇圩成立“中国青年救国义勇团”，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1月中旬，李铁民去西安找党。12月，郇华民、李立沼、郇振中、李素英、穆俊英5人去西安找党。后到安吴堡参加由共产党主办的“西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父亲1938年2月到延安参加革命，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他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卫四团文书、留守兵团政治部组织干事、文工团政治协理员、延安兵工局冶铁部总支书记等职。

父亲在到达延安时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此后就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工作。留守兵团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延安，号称“红色御林军”，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在抗击日寇进攻、反击国民党顽军侵扰、清剿土匪等方面战功累累。父亲在警备四团工作期间曾随部队参加过战斗，但他的任务是文书工作，主要是文件的收发、写标语、教战士们唱歌等。

从1940年开始，为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或半自给，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负担。我多次听父亲讲过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故事。

因为父亲擅长拉京胡，也算是戏曲爱好者，所以组织发挥了他的文艺特长，曾让他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文工团政治协理员，即党支部书记。父亲说留守兵团文工团的许多演员在解放后成为了解放军的著名演员和艺术家。

下面的一张照片是1941年8月留守兵团政治部部分干部的合影。前排左一是郇振中。这张照片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拍摄的。

1943年父亲调到延安军工局炼铁部工作。我是从他的战友徐驰的回忆录《军工局炼铁部》中了解到了他们当时的工作情况。文中说：“随着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发展，制造机器、炮弹、地雷和手榴弹需要大量铸造生铁。当时来源很少，必须靠自力更生才能解决。1943年5月开始创办军工局炼铁部，生产铸造生铁，以满足日益迫切的需要。新成立的炼铁部以赵俊为主任，郇振中任总支书记，沈鸿和我主管全部工程技术工作。沈鸿负责机械制造部份，我负责高炉设计、冶炼工艺设计和冶炼试验。军工局还抽调了不少技术干部、工人，并邀请地质、采矿、化工专家们一起开展了较为现代化炼铁厂的筹建工作。经过近一年的积极筹建，1944年4月高炉装料点火，通过这三次试炼，我们解决了这个小高炉冶炼灰生铁的合理冶炼工艺和最佳配料比，开辟了一条正确地冶炼灰生铁的路子，从而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的战友徐驰，大学学历，抗战期间曾任延安军工局炼铁厂工程师和厂长，解放后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四川省渡口市委书记、攀枝花特区党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等职。父亲的战友沈鸿，只有小学学历，抗战前上海创办“利用小五金工厂”，在延安“茶坊兵工厂”等单位任总工程师等职，解放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职。父亲和这两位战友都是1938年初到延安参加革命，但徐驰和沈鸿因擅长技术而对军工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对父亲的影响很大，使父亲决心从政治工作岗位走向技术和行政领导岗位。抗战胜利后，他曾任东北军区兵工部干部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干部处处长、沈阳飞机制造厂副厂长等职。1960年父亲在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拿着盖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手写体印章的总工程师任命书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任，先后任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副厂长、厂长、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等职。军工强国和“航空报国”是他的信念和使命，并为此奋斗终生。他1989年病逝，享年70岁。

母亲贾志新

我的母亲贾志新，曾用名贾芝馨，1925年12月出生于山西右玉县杀虎口镇的一个小学教员家庭里。她1941年2月到延安参加革命，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她在延安中共中央医院任护士。

1940年12月年仅15岁的她离开了故乡走向延安。到延安后，曾在延安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1942年6月被分配到延安中共中央医院做护士，该医院是延安最好的医院，院长是傅连章、何穆。中央医院也是延安对外展示的窗口，经常接待中外记者或嘉宾。母亲在高干病房任特别护士，病房管理很严。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因患肺结核，住院接受脓胸排脓手术，体质虚弱。毛泽东在探视时间里前来看望时，说话较多，值班护士刘鑫炎马上提醒：“首长，医生不让关政委多说话！”毛泽东也只能点头称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出了病房，他再向护士询问关向应的病情。事后，关向应问护士刘鑫炎：“小刘，你认识这位首长吗？”护士回答：“不认识。——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医生的吩咐！”这件事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我在小学读书时在家朗读这篇课文时，母亲听到了，还说当时她也当班，亲眼看到了这个情景。

1941年5月12日，延安隆重举行了纪念国际护士节暨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毛泽东题词“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1942年国际护士节时毛泽东又给护士题词：“尊重护士，爱护护士。”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敌人的炮火与身体的疾病是夺取战士生命的两大杀手，能在医务战线为挽救八路军干部和战士的生命和维护他们的健康，是八路军医务工作者的光荣和骄傲，因此母亲很热爱护士工作。

我是从采访母亲的亲密的战友骆行阿姨的报道《八旬老护士长延安寻访革命时期“中央医院”忆峥嵘岁月》中了解到了当年延安医院的一些具体情况：

医院注射器很少，针头钝了就磨锐了再用。每个科室只有一支体温计，一个病人查过后就要立即消毒，接着给下一个患者用。医院没有专门的消毒设施，只能通过蒸煮的办法来消毒，而消毒的工具就是农家用的蒸笼。手术用的刀都是长柄的，仅有几把，只好反复消毒使用。护士每天都要磨刀，直到刀被磨得很短了，没法用了，才扔掉。手术医生戴过的橡皮手套也舍不得用完扔掉，经过冲洗消毒后，补好接着用。就是多次修补过的旧橡皮手套，也还不忍扔掉，由主刀的医生下放给手术助手接着用，等连助手也无法戴了，再下放给妇产科内诊检查用，或产房接生用。医院用的绷带都需要经常洗，可山上没水，一年四季不管多冷多热都要到延河边去洗，没有肥皂，就用草木灰，也照样把绷带洗得干干净净。条件简陋的中央医院不仅缺少各种医疗设备，甚至连手术缝合用的丝线也很短缺，没办法，医院只好把买来的棉线通过脱脂消毒后代用。医院也没有血库，如果病人需要输血，医生护士都会争着报名输血。在医院的工作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每天工作六小时，学习四小时，没有钢笔水，就在锅底刮点黑灰自制，没有笔就在木棍上绑个钢笔尖，上课的时候用粗黄纸做的笔记本做记录。医院规定，开医嘱、登记药名全部都用英文，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英文的护士，只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在病历上，但即便这样，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生活也是很苦的，顿顿小米饭，盐水煮土豆，汤每人大半碗，从来不换样。后来，中央医院组织员工在延河岸边开辟了一片地，种起了卷心菜、西红柿、黄瓜、茄子，才有了各种蔬菜，大家碗里的花样也多了。即便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央医院还是发展壮大了，从最初的172张床位，发展到了400多张病床。医院门外大约三四百米就是延河，每天下班同事们都去河边散步、唱歌，夏天还能游泳，虽然衣服不合体，不华丽，军鞋鞋带也是用麻绳做的，但青春的岁月在她们眼里，却是幸福和快乐的。

父亲和母亲是1945年7月7日结婚的，是抗日战争爆发8周年纪念日，可见抗日战争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抗战时期中央规定的八路军干部的结婚条件是符合年满26岁、7年军龄、团级干部。下面的照片是他们当天拍摄的结婚照。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父亲和母亲穿的是退了色的旧衣服，父亲还穿着“布草鞋”。这张照片是著名摄影家徐肖冰拍摄的，他的作品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工作》、《“挥手之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等。

1946年7月母亲随父亲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抗战胜利后，她先后任东北军区军工部卫生科护士长、幼儿园主任、子弟学校校长等职。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她也走上了军工强国和“航空报国”的道路。1960年她毕业于沈阳航空学院。曾任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科长、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党总支书记等职，也为航空工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她1984年病逝，享年59岁。

二、爷爷郇运龙和奶奶霍一华的抗战经历

爷爷郇运龙，出生和居住在江苏省东海县牛山乡郇圩村，他是一个普通农民。由于东海县离大海很近，食盐丰富，爷爷在农闲的季节会赶着小毛驴驼着盐到内地贩卖，所以家境稍好一些，但也不富裕，经济上不足以支持每个孩子读书，只能供大儿子（我的父亲）、三儿子读书，二儿子和五儿子（老四病逝）只能在家里务农。奶奶霍一华16岁嫁到郇家。为了支持抗战，1937年爷爷和奶奶把辛辛苦苦培养成初中生的大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为了支持解放战争，1946年他们又把三儿子郇胜语送去参加解放军。

奶奶对我说过，敌伪军和还乡团知道了他们的儿子参加革命，经常来骚扰他们，甚至还把爷爷吊起来打，逼他把儿子从部队叫回来。为了迷惑敌人，爷爷奶奶就说大儿子已经死了，他们逢年过节都给父亲烧纸。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父亲回家探亲，他们才结束了漫长而痛苦的思念。

奶奶还对我说过，每当得知日寇来扫荡，她就非常害怕，她和家里村里的女人们就跑到田地里躲藏，心砰砰地跳，都要从胸口跳出来似的。郇圩村位于苏北平原上，土地贫瘠，是沙土地，适于生长地瓜和花生的矮小的农作物，附近也没有树林，很难躲藏，因此她们没有安全感，害怕和紧张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奶奶还对我说过，因为八路军知道他们是抗日家属，所以经常到他们家住宿。她说八路军的曹团长曾在家里住过几次，他们都全力接待。

三、姥爷贾守忠和姥姥的抗战经历

姥爷贾守忠，出生和居住在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镇，杀虎口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兵家必争之地。姥爷1937年10月参加革命，抗战期间曾任右玉西山区抗日民众总动员委会主任（是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区委书记等职，解放后曾任杀虎口城关镇党支部书记、右玉县县委副书记等职。抗战期间姥爷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游击队保卫家乡，以及为八路军扩充兵源。姥姥是家庭妇女，1952年去世。姥爷和姥姥生育了一子三女，最小的女儿因病早逝。大儿子贾化民，1937年10月随父亲参加抗战，到动员委员会当勤务员；大女儿贾志新（我的母亲）1941年12月奔赴延安；二女儿贾秀芳后来也参加了革命。由于姥姥长期处于担惊受怕、思念家人的状态，所以身体不好，造成了她的早逝。

四、回顾与思考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70年了，我的抗战前辈们也已经离开我们远去了。我过去只是零散地听说他们的抗战故事，这次是第一次把他们的故事汇集到一起并进行思考，感触很多。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母亲到延安参加革命，走的是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延安精神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抗战精神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都要应该代代传扬。

现在，当我步入老年的时候感受更深的是：爷爷和奶奶、姥爷和姥姥们更应受到尊敬。爷爷和奶奶把自己最好的两个儿子送进革命队伍；姥爷和姥姥把自己的全部子女送进革命队伍，姥爷做到了“上阵父子兵”，姥姥做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他们身上展现的舍小家顾大家，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精神境界更加感人、更值得推崇。

但我也有深感痛心地方，就是我奶奶在文革中的一段不幸遭遇。她却因造反派发现我家的腌菜缸上盖有领袖照片而被认为是她对领袖的不敬等原因而遭到批斗，并在病重时被押解回乡，不久就离开人世。由此使我想到我们一定要善待一切对抗战有贡献的人们，无论从感恩的角度，还是从团结民众的角度都需要这样做。总之，我们都要大力弘扬知恩图报的美德，克服内斗的恶习，不要让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重演。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并屡屡得逞，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内斗严重、四分五裂。抗战开始后，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长城，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这个教训和经验必须永远记取。

精神、道德和习俗等同属于文化的范畴，我们借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铸民族精神，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就是重铸民族文化，只要我们去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痼疾，重铸和创建优秀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实现！

（作者系原黑龙江兵团的哈尔滨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