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我与二排长

我们是从文化大革命冲出来，又到北大荒的下乡知青，在当时的形势下，存在着严重左倾思想，但到了兵团后，那里的左倾思想更为严重，我们称之为“政治空气太浓了”。都是左，还是发生了冲突，原因在于有些人更左，而我们这些左倾的，反倒变成了他们眼中的右倾，因而产生了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因称其斗争不好听，所以我把它称为较劲。

有一年，团里组织部分排以上干部办学习班，我们有幸与二排长共同参加，当时我是一排副排长。二排长记不清叫什么了，此人长得精悍，个子不高，很像日本人，加之对青年的冷莫态度，连里青年叫他‘猪头小队长’。在讨论中，二排长首先攻击我们一排，说我们上班的时间安排不合理，是资产阶级的余毒，应当整改。我则坚决反对，一排是装窑、出窑和烧砖，二排和三排是制砖坯，他们是8小时工作制（当然大干社会主义时，也经常无报酬地加班），我们排是以单个砖窑，为生产单位，就是说每天必须装一个窑，同时要把一个烧好砖的窑清出来。装窑一般用一天的时间，因为砖坯运输远，同时为了保红砖的质量，在窑内认真码好。出一个窑也是用一天的时间，但是分为上层和下层，因不能同时出砖，所以把出窑的班分为两个组，即一个组负责出上半部分，另一组负责下半部分。那样每组的工作时间，大约就是三四小时了。但这是体力劳动，一窑砖大约三万块，八个人平均每人3600块砖，大约8吨重的东西，全部用肩膀挑出，并且要自装自卸，码放整齐。因出窑距离很近，时间也就快一些。包活，谁干完谁就走，各干各的。由于出窑时只干三四个小时，所以有大量时间去干别的。二排长之所以称为资产阶级余毒，原因是，过去拿金钱刺激（计件），现在是用时间刺激，效果一样，应整改。我认为这是超强体力劳动，8小时工作会把人累垮；他认为把同样的工作量分为8小时干。我反对，第一环境恶劣，出红砖时非常呛人；第二，出窑时间拉长，减少窑的周转率影响生产，并指责他这主意是自欺欺人。争论无结果，此事不表。

事也巧合，我们排长被调走去建新建点，二排长到我们排任排长，因我与ｕ指导员有矛盾，他是带有指导员的使命，说好听是制约我，说不好听的，就是想整我。上任第一天，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北京青年赵玉海，团里已批探亲假，第二天要走，我同意在家休息一天，收拾东西，结果赵玉海去九连他同学那里，新排长说我没权利批；我问“为什么？”排长说“离开连需连长批”，我说“我一直就这么批”。他说“下次不行”，我看他事儿妈似的没理他。下班时，早三五分钟，他又说我“这样不行，应干满点”。我明显觉得他在找碴儿。到我们排第一天就这样，是在团里争论继续，所以打定了主意，非要跟他较较这个劲。到了晚上战争爆发了。他让我主持排里召开批判会，批判的对象是上海知青谭某。我本来就对这样整知青很反感，再加上白天的两件，就坚决不管，“要批判，你自己组织。”“你还是不是副排长？”我说：“你说呢？白天你把我的权利都剥夺了，晚上这事把权交给我了？这是政治活动就应该你负责。”于是，大吵起来，ｕ指导员到了我宿舍，在别人的劝说下，我离开了宿舍，这事也就拉倒了。

但是，他在以后的工作中，狠狠整了我一次。一次，他让我们出一个刚刚打开的窑，我说：“不行，太热。”他说：“不出这窑明天就没的装，必须去。”生产一般我安排，我有数应该出那个窑。他拿生产压我，我心里明白不好反驳他。我带了三个人去出窑了。记得有葛立军、芦胜林，刘家杨。一进窑门热浪就把我们顶了回来，砖的颜色是紫色的，要是在夜里，那砖应该就是没退下来的红火。戴着胶面手套拿红砖，把胶手套烧得冒蓝烟儿，其他三人都急了“这不是整人吗？”我说没关系。去找打窑门的铁钩子，把红砖钩下来凉着，然后我们坚持出。就这样，我们钩一部分，出一部分，汗水把衣服全湿透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四人，就把带来的一桶水喝了个精光。这时，正好连里文书王玉琛从此经过，我问：“王玉琛，你干什么去？”“到排里干点活。”“你帮我们出一趟砖行吗？”“没问题”。于是，王用手拿砖，刚一拿就把砖扔了：“怎么这么烫？”“你还没进窑呢！排长非得让我们出砖。”王玉琛走了。我估计是他，把此事告诉连长，一会儿连长过来一看：“这怎么能成，这根本干不了。”我们谁也没吱声，连长走了，排长就来了，进窑一站就跑了出来，马上批评我：“小彭，这样怎么能让人干活儿，你怎么也不说一声？”一看就知道在那三位面前买好人，把我放在中间，可是来龙去脉他们三人都清楚，反而把他看得更透，我们就收拾工具回去了。但是大家这口气没出，心里都想找机会再说。

机会来了，有一天卢胜林上班晚了，排长批头盖脑在工地，当着全排的面就拍卢胜林。卢胜林脸上挂不住，与他吵了起来，因为大家都恨他，谁也不管。卢胜林有上次出窑的事，本来想与他干一架，再看全排人不吱声看笑话，他就更有了勇气和信心，吵了一个好不痛快。让我也解气呀，排长气得有些结巴，嘴唇直哆嗦。卢胜林说：“有话好好说，你结巴什么？你嘴唇哆嗦什么？”排长那个气呀，我暗地里那个乐呀，后来我看，差不多应该收场了，就说了卢胜林一句：“卢胜林你少说一句吧。”卢胜林很明白，马上任排长说什么，他就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干活儿。排长气不出，说起没完。这样大家就指责他：“人家不吭声了，你怎么还没完？”，给排长弄的好一个下不来台。事后指责我，为什么早不制止卢，我说：“卢胜林早晨跟我打招呼说晚来会，我怎么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拍人家，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也不给小卢解释机会，我说谁合适？”这样，排长吃了一个哑巴亏。后来连里看我们在一起工作不下去，就把我调到学校当教师。

2006年回团里，我最不想见的就是二排长，可谁知道，他得知我们回农场后和老伴儿两人到宾馆来看我。当时我很后悔，认为自己没有胸怀，让人家这么大岁数来看我。回京后，二排长正好有机会来北京看孩子，得知这一情况我们北京、天津的青年好好招待了二排长，以补我回团时的过失。

之二：我与指导员

因为这篇不愿写，所以一直放到现在，其实这篇我记忆深刻。它对我一生产生了影响，而且我所要说的人已经死了，不想打扰他已去的亡灵。

可是，我们连很多的同志都问过我，当时是怎么回事，比如王某某曾问我，U指导员对你印象很好，说你有能力是苗子，但是，你们怎么有矛盾呢？所以我说，对我们连来讲，只知道当时我与U有矛盾这个历史,但不知其原委。我想还是说出来，以便大家明白和借鉴。

U指导员，也就是我们的指导员，当时年轻，人长得很帅气，也想把工作做好，有很强的表现欲，最大的不足是思想极左，还有心胸不够宽广，爱面子，以至他的去世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因家庭关系处理不当跳楼自杀）

大家不知是否记得。那时连队每年年终，都有评比总结，而且团里还要派工作组。那一年同样也是总结（也有可能是整党），工作组派到各排。各排开会给连领导提意见，我是排长，因此组织一排讨论。俗话说“连长，连长半个皇上”，那是我们连里最大的官，他们能决定，每个知青的命运，谁敢轻意地惹他们呢？我也是出于无奈，开会时没人发言，很是冷场，我感觉很不好。第一，开会没有气氛，第二，都不发言，实际上从侧面反映连里的民主生活不好，也同样说明领导工作作风问题。因此就带头发言，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以示给连里提了意见。也让工作组的同志看到会不冷场，本来是一件好事，是维护领导工作。但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发言的时候，U在门外偷听，让我们排的天津青年梅开明，从外面进来看见了，U立即走了。梅进屋子后，就偷偷告诉我：“指导员刚才在门外偷听。”我一想事情不好，如果他进屋子，则表示他光明磊落；他离开，说明心胸狭小，他恰恰选择了离开。这件事对我有些触动，果然不出我所料，在以后的工作中，老找我的麻烦，小事不说，只说去福利屯装化肥的事。

去福利屯装化肥共计十人，六男四女，具体人也记不清了。我们大概也就干了一个星期，就又派了九个人来，除了我，把其他九个人换了，原因不清。我反复想，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批准刘会民、姚祥忠回家三天，佳木斯青年离家很近，三天内我们把活干了。我原计划让佳木斯、哈尔滨的青年利用这机会，都回去一次。这应该不算什么问题。三个月后任务完成，我们受到团里、师里的表扬。到连里我发现，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些人回避我，特别是女青年表现明显，我如同得了瘟疫的另类人。后来薛某告诉我：“U找Ｗ女士，了解你在福利屯的情况，在小学校嚷嚷声很大，Ｗ都向U汇报了。”我就是对连里换人表示不满，可能说了一些过头话，再就是私自批姚祥忠和刘会民回家，也沒什么了不起的。在连里几年，我都是先进，就是那一年把我从“学习大寨先进分子”中拿下来，把团支部书记拿下来。我明显感觉，U要整我了。

在那个年代，连里权力很大，我要是离不开，在连里这辈子都得不了好了。我想；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与他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定要有个结果。一年中我也就不断地搜集U的问题，u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上的极左，用极左的思想方法，处理的很多问题，极大的伤害了知青。其中，金喜先生写的《爱有什么罪》主人翁小炉匠的死，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我们的矛盾就公开化了。我多次找茬想跟他吵，但U没有给我吵的机会。又是一年过去了，又到年底总结，又派工作组来，我就开始公开在排里给U提意见，而且比较尖锐。无后顾之忧的我，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最后连里开大会，我就Ｕ的左的指导思想，给U提了十几条意见。同时发言的还有史纪国、李维等，影响广泛。结果工作组看到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U的威信，认为无法再继续在我们连工作，团里把U调到36连任指导员。原计划是把我调工业三连，产生这个结果后，则没有调动我。U调走后，G任我们连指导员，我汲取教训，改变策略要很好维护新领导的工作。G与U是663一起转业来团的，他们是战友，战友之间的感情，就像是我们现在知青的感情一样的，其他不细说了。

由此得出，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心胸宽广是多么重要，所以，在自己当领导后，给自己定下第一条，就是心胸广阔，只有心胸广阔，才能容人、容事，事业与人的胸怀成正比的，容不得人，使自己使用的人才就减少，容不得事则矛盾百出，正如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途。”

之三：我与教导员

我在连里学校当老师，并是学校的负责人，领导5位老师，大约80多名学生，别人尊称我为校长。有一天，听说渔业连的一位老师，要调到我们学校来，可能是连里意见和营里意见不同，这是我不知道的。营教导员为此事来学校，坐在我办公室椅子上，我则靠在对面的另一张办公桌上，半个屁股坐在那，实际上是半倚半坐。双方很随便地聊了起来。开始时很随便，后来我问到“听说渔业连有个老师，要调到我们这儿来”，教导员突然翻脸，用手指着我大声喊到：“彭学良！你不要犯自由主义！”我莫名其妙，但我一看翻脸了，我们是文革培养出来的一代，在这儿谁怕谁呀，你以为谁都可以吓？你以为谁都是吓大的？于是，也不客气：“犯自由主义？你该找谁找谁去，说不着我！”我的意思是，领导犯了自由主义，不然我怎么知道的？于是，我们大吵起来，他说我小心眼，就怕调来的人，顶了我校长的位置。这时，我才知道要调来一位领导，就说：“你拿这官当个官，在我眼里这算个屁，我从北京来舍了那么多，还在乎这个？”在争吵中他老想把我压服，可是越压我越不服，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吵声越来越大。大约吵了４Ｏ分钟，一节课45分钟上课别的老师走了，我们开始吵，眼看快下课了，还没吵完。最后我认为他理亏词穷，拿出当官的架子压我，他说：“你给我下来！跟我说话！坐桌子！还动刀子！”我之所以都加！号，那是表示他声音很大。当时我们吵的时候，我手里拿一串钥匙，上面有个水果刀。我说：“你就这个水平？我拿着钥匙叫动刀子？我跟你这种人说话没劲。”我一气之下就开门走了。把教导员凉在办公室，后来指导员说了说我，此事就算过去了。

1974年我调到团部当老师，他则提升为我们农场副场长。在学校，我还当过他儿子的班主任，平安数年无事。

1979年知青大返城，我和爱人手续都办好，但在团领导班子会上没通过，私下得知，是原来的教导员不同意，说我们俩在这里工作都很好，不放。我爱人不知道原因，可我马上想到，这个人小心眼，他记得几年前的事，如今在这件事上报复我。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的这一做法不可饶恕。我心里算计着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我想烧他们家房子，怕点不着，又想砸他们家玻璃，觉得力度都不够，最后我决定利用他开会夜里回家，半路下黑手，打他的闷棍。你毁了我一生，我也毁你的一生，这样才平衡。我了解他开会的时间，观察了他回家的路线，只等时机。现在想起来后怕，原来犯罪就这么容易。

还没等我实施，也就是十来天，可能是中央文件下来了，我们得到批准，随着返城风回到北京。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后来我当了领导，对涉及职工终身影响的事情上极为慎重，决不能因自己的过失，而影响到别人的一生，尽力为职工提供最大的方便。

(作者原为黑龙江兵团23团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