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从上海到江西永修县军山公社马湾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才知道：“老表”，是外省人对江西人的一种亲切称呼。

生产队坐落在修河岸边，修河，就在我们心中和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水乳交融了，流淌、寄托着我们对远方家乡的思念。我们就对修河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当我们高兴时，喜欢到河边走走，眺望对岸的青山绿树，欣赏山峰在河中的倒影；当我们想家时，会一个人静静地站在河边发呆，让思绪尽情飞扬；当老表划着小舢板带我们去河对岸砍柴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捧起清澈的河水喝起来。修河，流淌着我们的青春和情思。

“与天斗，与地斗”了两个月，一晃到了年底。

一天，公社的领导来到队里对我说:上级要求，知青今年在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你是知青班的班长，希望你能带带头。

所谓革命化，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农村过年而不回城探亲。那年头，啥都得听领导的，没办法，我只能把这个头给撑起来。

不回家过年，得给父母解释清楚，否则父母会百般牵挂。于是，我诚惶诚恐地写了封信告诉远在上海的父母，绞尽脑汁地把不回家过年的理由编得天衣无缝。

我们家有三个子女插队落户，我在江西，弟、妹在贵州。那年过年团聚，唯独缺了我一个人，自然是少不了父母爱怜之情和责怪之声。可领导叫我起带头作用啊，谁叫我是知青班长呢！忠孝难两全哪!

我们知青班那间宿舍木屋，门两侧上的对联写着：“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是知青的榜样金训华的豪言壮语，也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和奋斗目标。

推开木门，对面墙上正中，贴着毛主席像。中间的堂屋是灶间，摆着一张八仙桌，那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左边屋里，住的是女知青们，右边住的是我们男知青。房子的下层是板房结构，上层四周一圈是用稻草扎成的帘子。夏天时，房间里，倒是挺凉快，要叫它在冬天里御寒，就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

同班的知青们都请假回上海探亲了。他们心疼我一个人留在乡下过年，就在走前，帮我到阳山上砍了许多柴火备用，以免我受冻。看着他们柔弱的身子，为我挑着压肩的柴火，我心里沉甸甸的，感受着知青哥们的情义。砍来的柴火，在门边堆得密密实实，比人还高，烧火御寒过冬不用愁了。

他们走了，我一个人待在板房里，觉得冷清了许多，切身尝到了孤独和思念的滋味。

队里“洗猪”过年（过年时的吉语），家家户户都有份，队长说我们知青班留下一个人也算一户，就分给了我两斤猪肉；见知青班里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留在队里，有的老表就把刚从河里捕的鱼拎过来送给我；有的给我送上自己家里舂制的糯米糍粑；还有的从集市上给我捎上一些新鲜蔬菜回来——哈！我年货的品种、数量，不比老表们家里逊色。

除夕那天，飘起了雪花。我告诉自己：过年得有个过年的气氛。于是，平日里不懂烧菜做饭的我，也在知青班的宿舍里，学着老表的样子忙这弄那，一个人，煞有介事地准备起年夜饭来。

“吱”的一声，门被推开了，队里

一个小名叫“胖子”的男孩笑着闯了进来。

胖子一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响应国家号召，从江苏滨海移民到这里的。一家七口人，凭着顽强的意志，顶着人地生疏的困难，硬挺着在这里扎下根生存下来。

“小谢，今天过年，我姆妈说请你去俺屋里过夜（当地俗语，意思是去他家吃晚饭）”。

胖子，男子汉一个，可平日里，和我们说话就轻声轻语，像个大姑娘似的。今天，在这祖传的江苏话里，夹着当地的老表话，听起来更觉细腻、亲切。

胖子的话语，立刻使我感受到一股暖流，在浑身上下涌动。我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下来。胖子家生活并不富裕，家用开销常是捉襟见肘。可他们还在过年的时节，关怀着我这个身处异乡知青的孤独，怎能不使我激动、感慨？！他们家的热情，不由得使我痛快地答应了他。胖子一走，我收敛了桌子上的年货，结束手中的活，满怀兴奋地准备去他家过年了。谁料，门又被推开了，这回进来的是小名叫“华郎”的小男孩。

华郎比我小十来岁，别看他人小，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十分惹人喜爱。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副热心肠，我们知青里谁要有个什么事，找他，他准能帮你办成。

“小谢，别忙了！今天到我屋里过夜，我姨（当地人把母亲叫姨）叫我来请你”。华郎见我在忙，赶紧就说。“不好意思。今晚我得去胖子家，刚刚胖子来说好的。”我顿觉为难，慢吞吞应答道。

“明天是大年初一，那你就明天来我家吧！”我话还未说完，华郎急切插话，话语中带着几分失落。

“现在可跟你说好的！”他之后又重重地补上这句，走了。

晚上，我如约而至来到胖子家。只见他家屋檐下，一挂鞭炮呈一字形排开。我刚进屋，胖子像迎接贵宾似的，把鞭炮点燃。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带来了新年的喜庆气氛。看到胖子一家亲切自然的笑容，我的心暖融融的，也和着他们咯咯地笑了起来。

一碗碗热菜端上桌，除常见的大荤外，还有红烧肉蛋和蛋饼肉糜。这两道菜是胖子家的招牌菜。虽然他家来到江西多年了，但舌尖上的苏味却一直继承下来。

我和胖子挨着坐，占据八仙桌一方。虽然平日里和胖子相处融洽，但像模像样地在他家过年，还是显得有点不自在。胖子姆妈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立刻善解人意地问道：“小谢是不是想家啦？”我以一个淡淡的微笑回应了她。胖子阿爸不爱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中夹菜。胖子有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大哥耀成，说话快人快语，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二哥根成在公社毛纺厂工作，在兄弟中经济上算他稍强些，说起话来也不紧不慢；三哥扣成在队里务农，性格耿直；妹妹还小，聪颖伶俐，笑起来两眼眯成一条线。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聊到他们家初来江西时生活的艰辛，十几年过去后家庭的安定，从他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一股积极、乐观、向上的力量。丰盛的饭菜、和暖的话语、温馨的农家，使我之前胸中的孤独感已荡然无存——我融入了这个农家过年。

饭后，胖子不顾我的谢绝，坚决地送我回到了知青宿舍，直到看我进了屋，点亮了煤油灯，他才慢慢转身回去。

第二天，我很晚才起床，刚吃完早饭，华郎就早早来到我的住处，一个劲和我聊天，说东道西。聊了很久了，就是不离开屋子半步。华郎是要把我稳住，怕我溜走。之后不久，他便急切拽着我的胳膊，往他家里拉。

华郎一家虽是土生土长的永修人，却唯独住在修河堤外。围堤的斜坡，每逢下雨，就湿滑难行，有时，我们挑水，稍有闪失，就会摔得四脚朝天，桶里的水溅到身上，浇得如同落汤鸡一般。

顺着斜坡，我来到了华郎家里。华郎爸个子高高，人却显得消瘦，经常咳嗽不已。华郎姨个子矮些，她笑起来我感受到慈母般温暖。

见我到来，大家顿时喜出望外，嘘寒问暖，招呼我坐上座。用餐开始，大家也不失时机向我发话。

“小谢，听说你们上海人一家家隔得老远的”华郎爸首先说起。

“嗯。”我随口应了声。

“那很不闹热（热闹之意）。”华郎父辈以为上海城市里也和小队农户一样，一家家挨着住，相隔不远，东边呼叫西边即可应答。

“把你送到俺这里吃苦，你妈妈怎么舍得呢？”华郎姨锁紧眉头自言自语，说话时手中的筷子微微停顿了一下。

“我妈妈也没办法啊！”我一脸的无奈和迷惘，慢悠悠说道。

“小谢，莫装刁啊（当地俗语，褒义词，客气之意）！”华郎的小哥昌享一边往我碗中夹菜，一边催促道。

边吃边谈中，华郎一家像查户口似的，逐个问起队里知青在上海的家庭情况。按我们班女知青年龄的大小，从阿大问到阿五；对男的，从小吴问到小袁。由于和华郎家里来往习惯了，倒也毫无顾忌与他们扯了起来，加深了解，其乐融融。

饭后，华郎的兄弟姐妹继续把我围坐在中间，不断向我挖掘上海的风土人情，直到下午两、三点钟了，我才道谢离开。

积雪慢慢融化，大地开始复苏，春风吹过，柳条冒出了青青的嫩芽。队里的知青们提前从上海归来了。大家又同吃一锅饭，同饮一缸水。虽是苦中寻乐，倒也亲切自然。

又过了几年，队里的知青们一个个返城了，我自己留在了江西。

又过了几年，我被镇上的中学校借调当了教师。

其间惊闻华郎的父亲去世了。我急匆匆骑着自行车，又来到了马湾四队，由华郎陪着，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他父亲的墓前，向我爱戴的这位老人表达了自己最后的哀思，不由得我想起和他们一起过年的情景。

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永难忘记。

(作者系原插队江西的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