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的名称、身份、烙印。

知青，也是我的生活、人生、命运。

离家

我出生在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

20岁的时候，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踏上了前往德宏农村之路，从此翻开了我人生旅程难忘的一页。当时，天真烂漫的春城少男少女，经受着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老三届学生，怀着一颗火热赤诚的心，毅然决然打起背包，自觉地到派出所排队办理粮户迁移手续，然后再凭相关证明购买少许生活必需品，不久便乘上各校提供的车辆，奔赴今后将要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大年初四。我在全家老小的簇拥下，难分难舍地来到昆一女中下乡的出发地——长春路。这里，到处是挥泪送行的人群。此时此刻，我和即将离家的所有知青一样，多么想拽住时间的脚步，在家乡的土地上多停留一会，再望一眼家乡的山和云，再摸一摸家乡的墙和树，再喝一口家乡的水，再走一趟家乡的路。此时此刻，亲人们泪眼望着泪眼，千叮咛万嘱咐；此时此刻，亲人们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久久不忍放开。车轮启动，长龙似的车队按序绕昆明市的主要街道一周。再见了！昆明！再见了，五百里滇池！我们就要到“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滑倒在地还能抓起一把花生”的美丽富饶的地方去了。再见，我的家乡，再见，我的亲人！大家怀着憧憬和理想，踏上西行之路。

春城，渐渐模糊；滇池，渐渐被汽车抛在脑后。这时，车上的知青都知道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远足，此去关山千里，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回归故里，从此一别故乡，不知未来会将如何。惆怅迷惘、离愁悄悄涌上心头，大家鸦雀无声，思绪万千，可怕的沉默伴随着汽车的轰鸣声让人感到越来越沉闷。终于有人忍不住轻轻地抽泣起来，抽泣声蔓延开来，女生们互相拥抱着，任泪水似雨水般尽情地洒在西行路上。没有安慰，没有鼓励，没有豪言壮语，当时还很幼稚的我们都未曾预见到未来的旅途上会有多少坎坷。中午，汽车喘息着好不容易爬上了一个大山坡，驶进一个小站，驾驶员跳下车加水，招呼大家休息一下。知青们因为旅途劳累一个个显得无精打采，茫然地看着车头相对的车辆，有的知青想家了，脑子里不停地打着逃跑的主意。一位顽皮的知青强笑着与迎面走来的司机打招呼：“师傅，你车子上拉的是什么？”憨厚的驾驶员说：“下去拉的是知青，上来拉的是大米。”“好呀，原来是用知青换大米。”无知的知青将无名的火发泄给无辜的司机。

路漫漫，山重重，弯无尽，汽车不知怎么了，不情愿地爬行到第五天的响午还在龙陵上“蹒跚”。这时赶来一个芒市人，非要搭乘知青的车子回芒市。好吧，知青们也乐得与他一路神侃，不停地问这问那：“听说傣族的吃粮标准高？”“傣族分红的钱用箩箩背？”“傣族吃饭叫‘金号’？”……在好奇的一问一答中不知不觉的进入芒市地界。嘿！好一派南国风光，植被郁郁葱葱，令人心旷神怡。快看，那美丽的凤尾竹下掩映着傣家竹楼，房前屋后奇花异草，果木成荫，小桥流水，一派诗意，那就是傣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密密的寨子紧紧相连……”兴奋，激动，车上绽开了一张张笑脸。“不好，不好，你们快看呀！”随着一声惊叫，看见那披着绿色毛毯，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傣族汉子，让人觉得神秘而又恐怖，这是什么人呀？惊奇写在每个人脸上，心提到了嗓子眼，车上又是一片沉默，恐惧笼罩着每个知青。

汽车开进芒市一小，先期到达的一些知青来接站。我们的行装都比较简单，但每个人的小箱子又是沉甸甸的。

“你们又上当受骗了，肯定箱子里装的是大袋小袋的盐巴。”

“不是说芒市可以用一斤盐巴换两斤肉？”

“嘻嘻，没有的事。”

来不及洗去满脸的尘土，紧接着便传来吓死人的传闻，“喂，听说昆女中的×××被傣族小伙用毯子裹走了，至今下落不明。”“你们知道吗？如今通信联系全部断绝，知青的书信一律被扣。”怎么办啊！知青们炸开了锅，全都手足无措。

夜幕降临，大家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围住唯一的亲人驾驶员，每人写了一封家书，慎重而又满怀希望地交给他，请他无论如何都要亲自交给家人，让家人往后能找到我们。“师傅，全靠你了。”千叮万咛，大家哭着乞求。驾驶员也强忍着离别之泪反复保证：“放心吧，不论多远多累，我一定一家一家去找，去告知你们的父母。”

夜已深，知青们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不约而同地，三五成群地依偎在古老的树包塔下，让泪水尽情的流淌。不知谁低沉地吹了起口琴，有人唱起了《知青之歌》：“……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那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是多么的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深沉的歌声在寂静的旷野中四处飘荡，唱的人如泣如诉，听的人如痴如醉。其实，知青们是以此来寄托思念亲人的心绪。忧伤、低沉的旋律伴随着抽泣，就象一群群孤雁在哀鸣，令人心碎。树包塔的树叶纷纷落下，好像在与知青共鸣。

入乡

我，在大家的记忆中，是一个文静纤弱的女中学生，从小远离父母，跟随外婆在昆明长大，未能享受到很多的父爱母爱，便随着知青上山下乡的浪潮，来到边陲小镇，在芒市风平乡的弄相寨子插队落户。从此，我们这群知青就与这里的人，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一草一木，结下了这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缘份，开始了我们正式的知青生活。

在艰难困苦的知青生活中，我遇到了自己认为可以托付终生的人，一个纯朴善良、憨厚正直的傣家小伙——孟岩喊凹。孟岩喊凹家是当时寨子里最为贫困的家庭之一，因为他当兵在外，其他三个兄弟尚未成年，家中缺乏劳力，全靠母亲一人操持，（傣家的男人按当时边民的习俗喜欢跑缅甸或抽大烟，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他退伍回来的时候，我下乡到他们寨子也没几天。对于我来说，在那“唯成份论”的年代，能找到一个根正苗红的贫农子弟，也是一件幸事吧。但是更多的是因为离家太远，太渴望家庭的温暖，太想有亲人的照顾，看似柔弱、毫无主见的我毅然决定嫁给傣家人。

消息传开，一时之间，我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不管傣族、汉族，还是一起下乡的知青都为之迷惑。消息传到昆明，引起远在昆明的亲人多少担忧，家书如雪片般飞来：“孩子，不能啊，千万不能在那里结婚生子啊。”一起来的知青们聚在一起出谋划策，要将“吃错药”的同命人唤醒，他们一会儿为我筹集路费，一会儿要为我伪造沿途使用的通行证，叫我逃离；一会儿为我占卦算命，看我的命将归属何方。可惜任何劝阻都无济于事，一贯优柔寡断的我一反常态，大有破釜沉舟之决心，坚定不移地和心爱的人领取了结婚证，成为下乡知青中第一个和当地傣族农民喜结良缘的人。

1970年1月17日，婚礼依照傣族风俗在傣家茅舍举行，香喷喷的米饭，醇醇的米酒，每样都必须摆上两样的清淡菜肴，招待着四乡八里的乡亲。相识的和不相识的知青朋友不拘礼节，不分彼此，从四面八方赶来贺喜，都想来看一看这个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个什么样的女生。

做新娘的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新娘“礼服”，那件漂亮的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借给我的，裤子也是弄相知青借给我的。新房是半间草屋，顶棚及隔墙是傣族用竹子编成，知青们再精心地用报纸裱糊，新床是结婚当天老人们在新房掘出四个洞眼，扎下四根龙竹编成的框架，再用篱笆搭上，放上稻草，铺上我们分别从部队及下乡带来的简单行装，“衣柜”是两人随身带来的两个小木箱，花钱买的则是那一床双人床单，一张写字桌及两个凳子，唯一点缀新房的就是一张《红灯记》李铁梅的剧照，惹得一伙眼花的老咩巴啧啧称赞，以为剧照上的李铁梅就是新娘，新娘就是李铁梅。

做了傣家媳妇后，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种种的不适应都要去克服。比如，按照傣家风俗，天刚发白，儿媳要在全家人前面起床烧火蒸饭（傣家人一日三餐基本上要在早上做好）、找猪草、剁猪草、煮猪食……按照傣家风俗，儿媳不能和公婆同桌吃饭，全家人用餐期间，儿媳如同佣人一般，要照顾好家人用餐。还好，这一切都没人强求我，他们尊重我们汉族的习惯，也让我上桌子吃饭，但我还是能入乡随俗，力所能及的事尽量自己去做，所以一直得到乡邻乡亲和公婆的厚爱，口碑特好。在傣乡生活的这些年，我很感谢傣家人对我的宽容和厚待。

生活中的清贫的确能磨砺人的意志。当我十月怀胎的时候，严重的孕娠反应让我几天水米不进，整天天旋地转，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人风都吹能倒，最大的享受就是到风平卫生所去做个静脉注射。丈夫参加工作队去了边境一带搞政治边防，公婆忙于挣工分无暇照顾到我，年幼的几个小兄弟在家也还懂事，有时给我摘几个酸酸甜甜勉强成熟的水果，有时下河给我捉几条小鱼煲汤，看着我吃得又香又甜，他们都开心地笑了。在外地的丈夫惦记着在痛苦中煎熬的我，违反纪律偷偷地跑回来看我，千叮万嘱恳求他母亲一定要照顾好我。虽然怀孕很辛苦，但我在其中感受到做母亲的快乐，感受到亲人的关爱，感受到浓浓的亲情。记得临产的那天，从夜里肚子就开始阵痛，无知的我不好意思跟婆婆说，老是往竹林边的河边跑（傣族的厕所大多设在河边），回来抱着《农村赤脚医生手册》查看，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到了中午，感觉到疼痛难忍，不得已跑到在砖房上住着的那位大姐家去询问，养育过孩子的大姐一听，惊叫起来：“你是要生了！”随后热心地要送我去卫生所。我们寨子离卫生所大慨四公里左右，我强忍着疼痛走一段歇一段，一路呻吟着好不容易挨到卫生所，医生检查后说：“赶快准备，孩子已经看见头了。”这时闻讯赶来的知青越来越多，惊喜，更多的是好奇，拽着医生问这问那，医生强行把探头探脑的男女知青轰远些，并开玩笑说：“放心吧，将来等你们生的时候，我会一个一个来接生，到时你们就什么都懂了。”就这样，在一间小小的门诊室里，孩子在知青们的欢呼声中呱呱坠地，那一刻，初为人母的喜悦掩盖了我疲惫的身心。看着幸运降临人世的儿子，幸福的眼泪溢出眼眶，也让一个母亲记住了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1970年11月13日，儿子的生日。

当我小女儿出世时，周围没有了知青们的欢声笑语，就连安家落户在芒市的居民都返城了。丈夫为了让我摆脱大家庭的劳累，鼓励我搬到更加边远的山边、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小新寨，仅仅十二户人家，但每家能分到方方十二俳（傣族的长度单位）的宅基地，宽大而荒凉。我和丈夫在宅基地上盖起了一间孤零零的茅草房，那就是我们分家另过的新家。从此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晚上没有电，用一盏煤油灯照明，睡觉就用一根结实的大竹子顶住篱笆门。月亮皎洁的夜晚，外出串门的小卜冒常常披着毛毯从我家门前路过，吹着葫芦丝，唱着我听不懂的傣家小曲，有时还恶作剧的跺跺脚，把刚要睡着的我从梦中惊醒。我的丈夫因工作需要经常不在家，在连傣族人都说没人陪伴不敢住的偏僻小山村，我和儿子相依相伴，度过一个个没有丈夫陪伴的日月晨昏。女儿出生时，我连去卫生所的条件都不具备了。当我开始阵痛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马车是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但是不走夜路，丈夫无可奈何地劝我强忍到天亮再说，可瓜熟蒂落是不能等的呀，无奈之中，丈夫紧急叫来左邻右舍，在大家帮助下，用当地傣族的土法接生，女儿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由于失血过多，我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天旋地转，整个人虚脱一般。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都感到后怕，没有必要的医疗条件，完全靠自己的毅力与命运抗争，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我也坚强地挺过来了。那一天，再一次让一个母亲记住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72年2月28日，女儿的生日。

我的孩子得到众多知青的关爱，她们把舍不得用的线手套拆出来，织成衣服、裤子送给我的孩子；我的知青朋友在返城回家时都要过来看看我和孩子，把为数不多的生活用品留给我们，我最好的朋友张园园把身上仅有的六元钱也留给了我。这么多年来，这些往事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田，无言的感动化成深深的祝福，但愿她们回家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植根

记得在婚前，一位稍微年长的高中姐姐曾为我指点迷津，委婉地劝告我，知青下乡是暂时的，不会永远地留在农村，一个人要成家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你千万不要为前途丧失信心，草率处理个人问题，免得将来后悔。当时，初中二年级文化的我似懂非懂，心中只有那纯纯的情，纯纯的爱。没想到，一年以后这位姐姐的话就兑现了。知青返城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办病残的、办家照的……陆续离开了傣乡，等到招工时更是成批成批地向昆明开拔。面对这样的情景，我选择逃避，把自己隐身于傣家田园，隐身在属于我的那个家中。每天劳动之余，我都守着家里屋檐下的小喇叭，听着公布返城知青的名单，在为他们高兴的同时，自己则感到深深的失落。在我心里，我也是爸妈流浪在外的孩子，看到别人倦鸟归巢，我也有回家的冲动和欲望，可现在我是孩子的母亲，是一个有责任的人，我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对我的孩子和家庭负责。虽然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义无反顾，但真的看到一起来的知青们一个个返城回家，心里有说不出的失落和委屈。我像一只掉队的孤雁，其鸣也哀。那份寂寞，那份孤独，那份凄凉，难于言说。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进入一个深沉的梦境，老觉得自己携儿带女，在一个深山老林里徘徊，黑暗中寻找着回家的路。夜，出奇的静，孤独，不尽的孤独，没有人烟，没有同伴，深一脚浅一脚，不知家在何方，也不知自己到底要到哪里去。自己犹如一棵小草，任狂风撕扯、暴雨冲刷，不屈却又顽强地抓住根部的泥土，弱而柔韧。多少回梦中醒来，泪水打湿了枕边。只有看着身边一对年幼的儿女，心中才有了一丝暖意，一丝慰藉，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日子，为了谋生，我背着孩子，扛着锄头，与傣族老人一起干半劳力的活。生活的磨炼，已经磨去我城市姑娘的娇弱，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农村妇女。在劳动中，不知是汗水还是奶水打湿了我的衣襟，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傣族乡亲常常心疼我们母子，把我们拉到竹棚里休息。她们说：“阿箩，要是让你母亲看到你这样子该有多心疼啊。”我常常把一方塑料布铺在田头地角，任凭兄妹俩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打闹嬉戏。多亏上苍保佑，我的俩个孩子总算是没病没灾地健康长大。我在农村的日子，还来了个“破旧立新”，背着孩子，肩挑粪桶，为生产队的菜地浇粪。沿途与一些砍柴的孩子相遇，见到我来，那些顽童把鼻子紧紧捂起，不停地“呸，呸，臭死了”，随之如同遇见瘟神一般躲得远远的。怕大粪本来就是傣族的习俗，但回数一多，我的神经还是受到极大的刺激，不尽的委屈涌上心头。有一回，我终于崩溃了，将大粪泼在了那些顽皮孩子的柴禾上，任谁也拉不住，砍柴的孩子吓得四散逃窜。

为了谋生，我随傣族毕郎将种出来的白菜挑到农场去卖，农场同样生活着一些四川及归侨知青，他们热情接待了我这位同命人，知道我的经历后发出阵阵叹息：“可怜啊可怜，看你比我们还可怜，我们农场还有一份固定工资，生活上比你们有保障，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听到这些，我只能淡然一笑。为了谋生，我精心孵了一窝鸡宝宝，数数共有十九只，幻想着把它们养得肥肥壮壮的，吃的吃，卖的卖，生活就这样一天天美好起来。谁知小鸡的数量一天天在减少，仔细观察，夜里也起来几次，没有任何动静。刚好，有一天在田头劳，看见老鹰在头顶盘旋，猛然想起老鹰会叼小鸡，果不其然，老鹰一个俯冲，叼走的正是我的小鸡。“还我鸡来，还我鸡来！”我背着女儿，拖着儿子，一路狂追。此情此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鹰叼走的不仅是我的小鸡，也是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期待。

为了谋生，我争取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到卫生所跟班学习一个月，算是培训。回来便走马上任，开创了大队的合作医疗，肩负着八个寨子的医疗卫生重任。不定时的也有卫生所的专职医生下来指导，但更多的是我凭着仅有的知识，不断探索，不断实践，遇到疑难的病就往正规医院送，在陪同前往的过程中也学到一些治疗技术。我带着两个村寨选送上来的文化不高的赤脚医生，一起为我们大队的村民服务。我们共同学习，互相帮助，学会打针拿药、静脉注射，学会中国传统的针灸，学会熬制中草药，学会治疗一些地方常见病。我指挥着他们走村串寨，忙得不可开交，缺医少药的村民极度信任我们。我经常一个人背着孩子，单车后座驮着药箱，还能在竹子搭成的简易桥上来来去去地出诊。几年下来，没有医疗专业知识的我们总算不辱使命，还赢得傣家人民的高度赞赏。

多年的艰苦岁月，磨炼着我的意志，我从不怨天尤人，也不让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和痛苦之中。我在默默地期待，默默地追求，默默地贡献，想要在无奈之中把自己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

为师

1975年我们这些扎根当地、没有回城的知青终于迎来人生的第一个春天——大队通知我到德宏州民族师范学校读书，我终于可以重返校园继续学习新的知识了。好在农村的婆婆和昆明的舅妈主动为我分担了俩个孩子的教养，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1977年，师范毕业后回到风平小学教书，从此又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回望

德宏，我的第二故乡，它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培养了我。我虽然一生平凡，没有骄人的业绩，但也克尽一个人民教师的本份，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傣家，留住了我的青春年华，我也在傣家享受到至今无悔的人间真爱，尽管经历过一些苦难，但我无悔在傣家奉献的青春岁月。

（作者原云南德宏州潞西县插队昆明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