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很多往事已随烟飘逝而去，但仍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故事沉淀下来，像刀一样镌刻在心上，一遇时机，就像回放的电影镜头一一浮现在眼前。

1992年的冬天，我刚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审判庭副庭长，参加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全省告诉申诉工作会议。会后，由时任省法院告诉申诉庭庭长孙玮同志陪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大荒。

沿着这次大荒行的足迹，记忆的闸门被打开，我禁不住浮想联翩。

佳木斯农垦总局

火车一路飞驰，我们来到第一站——佳木斯。当时，农场总局机关就设在这里。在这里，我见到了两位尊敬的领导——张汉荣和陈晏。两人都曾是八五三农场的，一位是老场长，一位是“铁算盘”。我们真正的交往是在我调到三师钢铁厂之后。

我不会忘记1977年的那个冬天，“文革”结束，兵团撤销，知青大返城，现役军人或回部队或转业。钢铁厂厂长李佑把我叫到他家里，说：“本想把你留下，与我们一同干。所以，几次返城机会都没有让你走。现在，我们要走了，感觉很对不住你，你看还有什么办法能走，趁我们还在，可以帮你办。”在那个北国的冬天里，应该说这是最温暖的话。

过来的人都知道，对知青来讲，1977年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工农兵上大学、北京招收“老三届”高中生回京当老师都已成为历史，剩下的只有一条路——病退。好在北京的纪玉杰大叔等亲戚和钢铁厂医院帮忙，各种符合病退条件的“病”，我样样俱备，厂里顺利通过，再报到师里审批。知青都在焦灼地等待，天天打探消息，一批批地批下来，一批批地送行，一批批地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全厂知青人心惶惶，有种大厦将倾各奔西东的感觉。厂里呈报的最后一批名单审批下来了，仍然没有我。据说我是被一位知青告了状，理由是北京返城有一条规定——未婚。而我当时已结婚，并且已有爱女晓晖。但是登记表上根本没有婚否栏，实际上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厂内也有已结婚的北京知青病退返城的先例。那位知青告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当时其他城市还没有这样的返城政策，我作为钢铁厂知青的领头人物返城，无疑对各地知青是一场“地震”；第二，我是当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巡回讲用团成员，是扎根边疆、献身边疆的典型。现在，我要撇下弟兄们逃跑，是不能被一些人接受的。现在想来，人家心中不平衡，告状也是情有可原的。在“文革”结束，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背景下，当年书生意气、激扬文字的青春之火早已熄灭，似水的年华、青春的梦想也早已飘逝。其中的无奈，不是局中人是很难体会的。

我陷于苦闷之中。我来到师部找到了原八五三农场场长、时任三师副政委的张汉荣。见面寒暄后，我不知该怎样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当天我在他家住下了，因为他儿子曾是我的学生。夜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同他儿子说了。第二天早晨，他儿子告知了张汉荣。没有许诺，也没有更多的语言，几天后，他就把事情办妥了。后来，我才知道，钢铁厂党委为我的事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并派专人到师部去陈明情况，要求为我开“绿灯”。

好事多磨，1978年1月，我终于踏上了奔向北京的列车，开始了当时称谓“待业”的生活。除了在北大荒入了党、结了婚外，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起点。

有的人共事多年，分手后，却留不下什么印象；有的人短暂接触，却会留下终生的印痕。张汉荣就属于后一种人。他那种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不谋私利、朴实无华、与人为善、专办实事的作风，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成了我学习的榜样。（2010年6月6日张汉荣不幸仙逝，我专程从北京赶到佳木斯奔丧，以表达我对老领导的敬意和哀悼）

陈晏原为八五三农场的“铁算盘”，时任农场总局工会主席。我们的友谊源自在钢铁厂工作时，那时我们是前后房的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当时我的女儿晓晖还小，我的腰腿又不太好，他的儿子众力常帮我挑水，女儿众明常帮我照看晓晖，老两口把晓晖当作心肝宝贝一般。我和妻子有事，就把晓晖从窗户递到他家。两家人在那个山沟里相处得和谐、亲切、自然。现在，陈晏和老伴已经在哈尔滨安家，每次去黑龙江我都要去拜访这两位老领导。

陈晏是我在农场最佩服的人之一，他为人实在、正派、精明、干练、点子多，很像《水浒》中的智多星。他经常把双眼眯起来，有时会眯很长时间，一旦睁开，主意就有了，这是当年我跟随他到二十一团（即八五三农场）四营三十九连蹲点时发现的。他受过“文革”的磨难，但灾难丝毫没有减弱他的意志，更没有磨损他的品格，这种人格的魅力影响着他的子女，也感染着我以及周围的人们。

在陈晏家，我们聊了足足一个上午，心情非常愉快。

下午，我们继续出发，张汉荣夫妇执意要陪我们同行，时任农垦法院副院长王国栋也参加了陪同行列，我们行程的终点是八五三农场。

红兴隆管理局

几个小时后，汽车驶进红兴隆管理局。三师师部原来设在十八团，即友谊农场，后来迁址。兵团撤销后改为管理局，是黑龙江农垦总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管理局。

这里曾经有过我的辉煌。1968年，我曾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巡回报告团成员之一，从这里分赴各团讲用；这里也曾经使我悲伤，让我返城受阻。在红兴隆管理局，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也见到了很多曾经的同事，但有一件事，使我的心情很复杂。

黄维建是原钢铁厂子弟学校的副校长，当年是我的助手。她的丈夫易飞精明能干，是钢铁厂的一名科长。钢铁厂解散后，他们夫妇来到了红兴隆管理局。组织派易飞去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当领导，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易飞到任后，发现这个单位守着煤山要饭吃。于是，想方设法把煤卖出去。企业救活了，官司却惹上了身，易飞被检察院以投机倒把罪逮捕，进而判刑入狱。黄维建为其奔走呼吁、鸣屈伸冤，当时来北京找到我。艰难的申诉路，使黄维建同志过早地显得一脸沧桑。最终易飞被宣告无罪，但经过几年牢狱之灾，已经彻底摧毁了一个本来就不健壮的身躯。没过几年，易飞就去世了。

黄维建夫妇是来向我道谢的。本来一个无罪的人被宣告无罪，应是一件喜事，我却百感交集，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联想到最近陈秉智（先后在八五三农场和钢铁厂政治处任主任）之子陈伟，一位留德工程师，为了共和国的铁路事业兢兢业业，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干，工作的成果获得国家专利。因相关单位给了他十几万元的加班费和提成，被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值得庆幸的是，陈伟在被关押16个月之后，被宣告无罪释放。

看到黄维建夫妇那种无怨无悔，甚至还带着感激的面孔，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作为一名高级法官、一名共产党员，尽管自己能够捍卫党纪国法，能够对得起天地良心，但我仍深感有愧于人民的重托，有愧于养育我的这片沃土。多么淳朴的同志，多么善良的人民，多么渺小的我。

原三师钢铁厂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们向钢铁厂进发。

我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个年头，有七年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役军人撤离和大批知青返城不久，钢铁厂就下马了，几千名职工分散到各农场，原则上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只剩少数留守人员。我这次去钢铁厂，主要是看望原子弟学校的指导员刘静波。在采矿一连时，他任指导员，我是副指导员。他调到学校当指导员后，组织又把我派去任校长，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缘分吧。这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留守人员中最大的官。

跃进山是完达山脉的一部分，钢铁厂就坐落在这个山坳里，道路年久失修，只有两边的树林显示这里曾经有路。汽车艰难地爬行着，经常遇上没膝深的雪，把汽车底盘刮得嘎嘎响。这时，人就要下来步行。省法院的孙玮庭长说：“如果不是跟着你，我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到这里来。”进一步想，如果没有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我们京、津、沪、杭等城市的知识青年又怎么能聚集到这个偏远的山沟沟里呢！

一个小时过去了，汽车驶到了林业局下属的跃进林场。这里曾是我们探亲时用粮票换木耳、蘑菇的地方，也曾经为知青生活平添过一份乐趣。从跃进林场继续向前，路更难走了。汽车颠簸着，有时像摇煤球似得。突然，一只乌鸦的叫声惊醒了我的沉思。细细想来，在1971年的秋天，我从八五二农场乘车归来，行驶到这里，一群乌鸦凄厉地叫着，不祥的预感揪紧了车上每一个人的心。远远望去，树上挂着，地上散落着一些血乎乎的东西。我们下车后，走近一看，顿时惊呆了。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4个知青推着一车炸药和几十根雷管，不知什么原因引爆了这车炸药，4个知青刹那间血肉横飞，挂在树上的是肠子、肚子，遗落在地上的是断臂和人头。

噩耗传到厂里，举厂震惊和哀痛，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伤、惊恐和疑惑。生命原来这样脆弱，刚刚还是鲜活的生命，眨眼之间就没有了，他们的遗体被葬在四号矿。几天后，他们的家属来到厂里，为了1000元的抚恤金与工厂进行了几天的谈判，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这就是当时的政策。知青个个寒心、愤慨、无奈。又想到八五三农场为扑救荒火而献身的北京知青张梅玲和李晓军，仅仅因为李晓军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被追认为烈士。知青为自己悲哀的同时，更为死去的战友悲哀。几百元就可了结一个生命，而且是因公殉职的知青。苍天有眼，也会流泪；完达山有知，也会哭泣，好在知青当时并不是为钱而来。这些人为制造的不公、人为挖出的鸿沟，印证了那个年代的荒诞和畸形。历史已经翻过了这一页，他们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却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话题。

汽车即将驶到原汽车连，这是我曾经担任副指导员的连队。汽车的轰鸣声仿佛又在我耳边响起，指导员田奎忠、连长刘世玉，教我学开车的老职工潘万海、李绍发，视我为亲人的于金林、雷有财、王元昌、申俊生等，一张张面孔浮现在我的面前。

遐想间，汽车连到了。只见一排排的房屋龇牙咧嘴，没有一丝青烟，一切似乎都窒息了。

再往前，到了厂部大礼堂。板皮横七竖八钉住了门窗，墙上裂着几条大口子，玻璃没有一块是完整的。想当年，钢铁厂的各连队在这里搞文艺汇演，是何等的红火。《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国产影片《闪闪的红星》、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我们都是在这里看的，在那个文化生活枯燥的年代曾带给我们许多难得的欢乐和愉悦。

远远望去，炼铁的高炉仍然威武不屈地矗立在北山坡上，仿佛向人们诉说着这里往日的辉煌。

我找到了“故居”——一间草屋，现在已经坍塌成一个土堆。这里曾是杨启才和李姐的家，这一家人是我的知己和恩人。他们善良、淳朴、厚道、正派、助人为乐、与世无争，帮我抚养妹妹纪进，很多知青也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至今，我与他们家仍保持着联系。在他们调到大庆林源炼油厂之后，我几次到黑龙江，都专程去大庆看望他们，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多少年来，我们的友谊依然如故。

这间草屋后来成为我婚后的第一个家。尽管草屋已塌．令人心酸，但仍有一种亲切感。在当年艰苦的生活中，这里曾带给我许多温暖和快乐。我的结发妻子小黄是我在二十五团（七星农场）讲用时认识的。当时，她母亲希望她返城，坚决反对我们结婚，她宁可与家人断绝关系，也非要嫁给我，这种执著至今仍令我感动。她漂亮、善良、透明，总是朝气蓬勃；她也有着一股稚气，做事有时不计后果。在北大荒和返城后最困难的日子里，她同我相依为命，互相扶持，共渡难关。我们在逆境中各自考取了文凭，共同奔前程。后来，她去了香港，我当了庭长。前程有了，困难少了，条件好了，我们反而平静地分手了，真是世事难料。我们在东城区法院办理离婚手续后，百感交集，在法院大门外照了一张合影，又吃了顿散伙饭。我衷心祝福她永远年轻，晚年幸福。

我们的女儿叫晓晖。1976年的一天清晨，当朝晖射进窗户的时候，她在这间土坯茅草屋里出生了，故而取名晓晖，是地地道道北大荒出生的孩子。

晓晖活泼、开朗、大方、机敏、漂亮，童年时是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艺术团团员，曾为日本52集动画片《玛亚历险记》的玛亚配音，当时这部动画片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一年。少年时曾在人民大会堂为全国科技大会献辞，还获北京市中学生朗诵比赛第一名。她的故事被作家孙云晓写进《少年巨人》一书中，成为很多同事教育子女的榜样，我的父亲也把晓晖作为纪家的希望和骄傲。晓晖果真不负众望，刻苦努力，自强不息，后来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去了英国留学，成为一名律师。她无愧于北大荒这块沃土，我也为女儿有出息而自豪。

可能是前世注定的姻缘，我现在的爱人小肖是曾在钢铁厂工作的哈尔滨知青，现为东方医院的医生。她朴实、大方、贤惠、通情达理，能体贴我。我们的婚姻得到了双方儿女的认同和祝愿，知情人都说我有福。

再向山上走，到了我就任校长的学校，那时小学、初中、高中一贯制，教职员工及学生达600多人。当年朗朗的读书声没有了，但是，学大寨开垦的100亩山地仍然存在，当年号称“千坑百亩”。山坡上种植的1000多棵树已长大成材，挺立在寒风中。这是我带领师生种的，为此还伤了腰，至今仍常常犯病。

人是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失去人，就没有了人气，没有人气，就没有生气。整个钢铁厂仿佛窒息了，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地震，一片破败景象。地震还有劫后重生、重建，这里连重建、重生的希望都没有了。难道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么？难道这就是我们奉献青春甚至生命的地方么？难怪原钢铁厂副厂长朱博伦（后来转业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听到这一消息时，会失声痛哭。

想当年，我们牢记“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教导，奉献青春年华，抛洒汗水热血，以为是战天斗地，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却未能教日月换新天。面前的竟然是一片凋零、一片狼藉、一片荒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无情地淘汰了钢铁厂。身临其境的我，此时欲哭无泪。

3辆警车的到来，是留守钢铁厂的人从未见过的。刘静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恐惧地从屋中出来，当看到是我来看他时，一时不敢相信，但很快便老泪纵横。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老刘把我们一行人领到他家，不知如何招待是好。这是原来厂领导才能住的房子，尽管很大，但空空荡荡的，只有一点自制的家具，门外有一堆取暖做饭的柈子。老刘介绍说：“这里大人小孩加起来不足100人，完全是自给自足，靠采黄花菜、木耳、蘑菇和野菜为生。有20几个学生，分6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后代是很难有出息了。”

他继续说：“我于1948年参加革命，自认为一生无愧于心，现在老伴儿又病着，我却混到这步田地。”说着说着，又要流泪。我赶忙把话岔开，安慰一番。

老刘要挽留我们吃饭，我们哪里吃得下，执意要赶到八五三农场。

几年后，老刘的老伴儿去世，他同八五二农场的一个女人结了婚，两人住在这个女人儿子家的后屋，面积只有4平方米。我请农垦系统某公司的单总和王查同志帮忙把老刘请到北京，陪同他们在北京玩了个够。外号“大将军”的陈重和其他热心人又召集了原钢铁厂北京知青60多人，在饭店为老刘接风洗尘。

席间，我请刘指导员给大家讲几句话。未等老刘说话，陈重便插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引来一阵会心的笑声，这是当年老刘的口头语，大家都记忆犹新。老刘对毛主席的感情之深是没说的。此时此地此景，老刘激动得热泪盈眶，举着酒杯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代表大家感谢大家……”又是一阵大笑，笑得是那么开怀、那么痛快淋漓。尽管老刘激动得语无伦次，但是知青都能理解。他代表的大家是农场的老职工，他感谢的大家是我们这些知青。

老刘临走时，我们送给他一个大影集，把他逛京城和宴会的照片装满了影集。老刘说，一辈子也没有照过这么多照片。

后来，在单总、王查的帮助下，八五三农场给老刘解决了三室一厅的住房。大家说：刘静波可享了知青的福了。可惜，新生活刚开始没几年，又传来老刘去世的消息，听说他走得很安详。

离开老刘家，本想到四号矿扫墓，那里有埋葬几十名知青的坟地，可是大雪封山，只好作罢。我默默地祝愿永远留在异地他乡的战友们安息，他们是为一个时代而长眠于此的。千秋功过，后人是否还会评说；再过几十年，人们是否还会记得他们！

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张汉荣夫妇，心中也是别有一番滋味。他们不辞辛苦，又来到被大雪围困的另一位老同志家中，以表达同事间的情谊。

八五三农场

天黑前，我们赶到了八五三农场。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我们一扫在钢铁厂的压抑，心情豁然开朗，用“山也笑、水也笑”来形容我们的心情并不为过。

这里是我走上工作历程的第一站，这里曾是我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舞台，这里曾是我带领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在这里我曾得到当时的最高荣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称号，在这里我结识了发妻，在这里我埋葬了初恋。

场部变化是比较大的，西边增加了一个自由市场；东边增加了一个宾馆，很有规模，也很有气势，如在城里，软件过关，起码会被评为三星级。我们就住在这里。

宾馆东边是学校，我的同班同学唐延生、张鹤年、周靖晨都在这里任过教。宾馆北边和西边是农场机关，变化并不大。一个大雁的雕像矗立在小清河旁，使人意识到这里是大雁的故乡，四分场雁窝岛也因此得名。路北是司令部，路南是政治处，也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当时，我从六营调到团部当青年干事。在这里，我结识了程小青、陈琳、马文海、范忠信、黄海、黄河涛等知青战友；结识了张汉荣、陈晏、陈秉智、沈宝英、李延俭等领导和同志；结识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朱永发和胡怀亮；还结识了我十分敬佩的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现役军人张永祥。

张永祥为人正派、实事求是、工作勤恳、不苟言笑，至今他还同小脚结发夫人安度晚年，这在当时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中是难能可贵的。

在他这里，我受到第一次批评，他说我总爱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脚印，总去想自己做过的一点成绩领导是否看到，总希望领导随时表扬，否则就会失去积极性，工作热情也总是忽冷忽热。对于张永祥对我的帮助，我现在想起仍存感激。

我不会忘记，政委也姓张，也是现役军人。在筹建钢铁厂时，需要从二十一团抽调一名宣传干事。当时，团里有若干个宣传干事，但政委选中了时任青年干事的我。

当时，我思想不通，张永祥也有不同意见，刘英俊当年的老团长、现役军人王培君团长也无能为力。我意识到“一把手”权力的威严，甚至想到什么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我的感情受到了打击，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这样的经历忆中还有一次。初恋女友大学毕业后，我专程回去看望她。她亭亭玉立，是一位各方面都非常出色的女性，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在一位保卫干事的带领下，在她宿舍与她见了面。寒暄后，我们相对无言，保卫干事始终不离我们左右，我连说一句表白心迹的话的机会都没有。可能是我的自尊心和倔强的性格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恋情，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太浅，爱情就这样与我们擦肩而过。

在我心情最坏的时候，我不能忘记张永祥对我的信任、激励和帮助。他说：“政委亲自点名调你走，留下你已经办不到了。但是，我认为你是一块好材料，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我很欣赏你，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先发展你入党。”张主任是否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我非常激动，用感激涕零来形容是最恰当的。我感觉自己遇到了伯乐，伯乐把我扶上马，尽管无缘让他再送一程，但是，我定会不辜负张主任的厚望。领导是下属无法选择的，但遇到一个好领导，是一个人的福分，甚至受益一生。张主任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位好领导。

当时，入党是没有预备期的。1970年8月18日，政治处党支部一致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十分感谢他们。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西边的观礼台接受毛主席的检阅；4年后，我成为他老人家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入党后的第二天，我来到钢铁厂报到。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我是那样的义无反顾。

返城后，忙于拿文凭；拿文凭后，忙于奔前程。在走上领导岗位后，我到处打听张永祥转业后的去处，我要当面感谢他，表达我的敬意；我要当面告诉他，他关键时刻扶我的那一把，影响了我的一生。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首长。我到北京顺义县城，看望离休在家的张永祥，表达我深深的祝福和感激。2003年春节前，我同沈宝英、陈琳、程小青、钟敏、仲惟香再次去看望这位可敬的老人，给他带去知青们的问候、温暖和祝福。

第二天，我们驱车来到曾下乡的六分场五队。路宽了许多，使我不禁想起当年坐拖拉机拉的爬犁的情景。仿佛一转眼的工夫，车就到了五队。说实话，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连队面貌却变化不大，只是北边的一片桦树林已长大成材。在五队，来自北京政法附中、人大附中、铁道附中和一二三中学的几十名知青曾组成一个知青排，由我任排长，李齐龙、张渊任副排长。顿时，众多荒友的面容浮现在我面前，使我立即想到电视剧《年轮》中的一句歌词：“别让我回头望，让我走一趟，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乡亲们写了欢迎我们的标语，准备了糖果，在连部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令我十分感动。

我见到了当年的邝队长，在当时的派系斗争中，知青就是他的后盾。我还见到了已调到砖瓦连的老连长王观有，这是一位既正派、忠厚，又很能干的转业军官，我当青年排长时，我们曾有过密切的工作配合。我见到了当时访贫问苦的老妈妈，感念她当时想把女儿许配给我的情意。我还见到了当时常常对着干的老同志，都到了知天命的年岁，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即席讲了话，说得满屋热乎乎、暖融融的。

欢迎会后，我们来到桦树林，为我们连牺牲的北京知青景玉海扫墓。他是北京铁道附中的初中生，高高的个子，长得虎头虎脑，一脸稚气。1968年冬天伐木，树倒下时，他因未来得及逃脱被砸死。他刚来到兵团不足半年，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死的时候连呼喊几声都来不及，着实凄惨。他被安葬在这片桦树林里，至今没有墓碑。如果不是当时葬他的乡亲指引，我们恐怕很难找到坟堆。我代表五队的全体知识青年为他献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大地的儿子景玉海”。在他墓前，我们三鞠躬，表达哀思。随后，我向陪同的李延俭同志提出，希望农场能为他立一块墓碑。

前些天，我看了一部电视记录片《老三届》，剧中记述了陈越玖、张梅玲、李晓军、金训华，还有在陕西、云南、内蒙古、海南等地牺牲的知青，他们个个都有墓碑，受到人们的祭奠。其中，也记述了景玉海，他是这部电视剧中唯一一个葬在树林荒草中没有墓碑的知青，令我感觉十分难过。他一个人孤独地留在那里，伴着他的只有大荒的风、大荒的雪，还有爬满坟头的野花和野草。（注：现在景玉海墓碑已立）

已经返城的知青，不管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是否健康幸福，与景玉海比起来，活着就是幸福的。我们应当珍惜活着的每时每刻，始终以平常心有滋有味地活着。有一首歌唱得好：“一辈子不容易，活着是硬道理。”

随走随想，感慨万千，人的一生如意是相对的，不如意才是绝对的。谁也抗拒不了历史，抗拒不了时间，我这个当初坚定的“扎根派”，也返城了。回首往事，尽管有诸多失误和闪失、挫折和教训，也有诸多是非恩怨，但我无怨无悔。因为，通过这些磨炼，我的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升华。我们把青春的足迹留在了北大荒这片黑土地上，北大荒牺牲了一代人，北大荒也造就了一代人。我的吃苦精神、敬业精神、坚韧毅力、工作能力、办事魄力和人格魅力都得益于北大荒。

有一段日子，充满忧伤的记忆，心中却永远难以割舍，这就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一代知青的难忘岁月。

我要告诉北大荒的父老乡亲们，我们的来，打乱了你们安定的生活；我们的走，又搅乱了你们平静的心。我们带来了青春活力，我们带走了友谊亲情。我们奉献了美丽的青春年华，我们留下了坚实的青春足迹。知青想念你们、祝福你们。北大荒已经变成了中华大粮仓，祝福北大荒繁荣昌盛，祝愿新一代北大荒人创造出新的辉煌。（本文选自北大荒网）

【作者原为黑龙江兵团3师21团北京知青，曾任3师钢铁厂青年干事、宣传干事、副指导员、副校长、校长等职。1978年返京，历任中央党校任团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告诉申诉审判庭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退休后，受聘担任仲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