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似水，人生如梦。

四十余年前，当我满怀豪情壮志，跃上远赴北大荒的列车时，根本没有想到日后会发生偌多的曲折和风波。

这些年来，我很少、也不太愿意去回首前尘。偶尔忆起，竟有一种往事如烟、恍若隔世之感。

但是，过去是无法遗忘的一种存在。我的十年北大荒生活，其实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它的影响所及，贯穿了我日后的人生道路。

于是，我有了一种写作的冲动。

（一）选择把青春献给北疆

1968年6月，学校开始进行毕业分配。

我是复旦附中六六届高中生。记得刚入校时，校长姜拱绅在全校大会上说：“你们一脚踏入附中，另一脚就跨进了复旦的大门。”置身于这所高考升学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上海市重点中学，同学们无不以切实的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理想。

我从小酷爱文学，一向有志于在文学事业上为祖国效力，高二期间在全市工人学生赛诗会上获得的一等奖，更使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但是我们的命运不佳。1966年，正当我们修完了高中三年的全部课程，踌躇满志，准备迎接高考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至，从此粉碎了我的“大学梦”。经过两年的动荡，此刻，我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人生道路的抉择。

学校里传达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精神，但是否必须离开上海去农村或边疆，并无硬性的规定，每人都有一些选择的自由。然而，我听了传达之后，却心潮澎湃，无比激动，几天内就拿定主意，决心去北疆战天斗地。

这是我当时的必然选择。

我出生在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我一直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因而对党、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激之情。

多年来，我虔诚地接受着传统的教育，崇尚正义，追求进步，自觉地把党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而六十年代以来主流媒体宣传学习的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迹，对我影响至深。

初中毕业时，我刚宣誓入团，便与几个同学一起写了决心书，表示向邢燕子等人学习，要求不考高中，坚决赴农业第一线安家落户，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在复旦附中的两年“文革”中，我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写大字报、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现在看来，这场运动其实完全是一场祸国殃民的浩劫，但在我，当时却是怀着一颗红心，竭力在追随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此，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我再一次选择了“前进”。

1968年7月6日，我领衔与一些同学在校园里贴出题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大字报，公开表达了我们的决心——“到黑龙江去！到反修第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艰苦的战场去！到毛主席挥手要我们奔赴的地方去！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普通农民，做一个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战士！”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正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抱定“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们的劝告，我竟然不为所动，一意孤行。

（二）成了新北大荒人

1968年8月11日，是上海虹口区知青赴北大荒屯垦戍边启程的日子。

这一天，骄阳似火，暑气逼人，而在上海北站内整装待发的知青们，却春风满面，意气风发。一种青春的激情，一种对革命的向往，使这群年轻人顾不上品味离别的悲苦。只是在列车终于缓缓启动之时，才传出几声抽泣，闪出几丝泪光。

我的母亲带了弟弟妹妹，赶来车站为我送行。而我此刻忙着与在“文革”几年中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们依依话别，却顾不上跟他们说话。但在列车驶离月台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母亲极度失望和伤心的面容。这面容，当时仅一闪而过，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以后多少年来，经常会在我眼前浮现，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经过几个昼夜的颠簸，列车把我们载到了黑龙江省虎林县、位于迎春镇的八五四农场场部。当天，我和闻彬等人就被接到所分配的五队，受到队领导和老职工们的热情欢迎，从此成了新北大荒人。

北大荒，多年前观看电影《老兵新传》时，曾引起我多少青春的向往。想不到此时此刻，我竟然也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内心之激动真是无以言表。

八五四农场五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经过老铁道兵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这块肥得流油的黑土地，已被建设得相当不错，吃住行医等各方面的设施，均已初具规模，其条件之优裕，远超乎我们的预料。记得在它前面，有一条名为半截河的小河，背后靠着一片椴树林和一座大山，山上有一个养蜂场，还栽种了一大片果树，并已收获在望。秋风乍起，层林尽染，花草飘香，风景颇有些迷人。

更令人高兴的，是五队的领导和老职工们对我们的热情和呵护。我们的同伴，有的被分配担任小学教员，有的被分到机务班，很多是比较重要的岗位。至于我，更是受到厚爱，队里安排我在伙房工作，同时明确告诉我，准备培养我当司务长。我对当什么“长”并无期待，但知道这里需要我们，我们在这里有用武之地，还是非常振奋的。

我努力工作，虚心向老师傅们请教，很快地就融入了集体中，也认真地学到了一些技能。例如切土豆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学到的。队里和老职工们对我关爱有加，不到半个月就把我送到团部学习，接着又让我作为青年代表去密山参加四师成立大会。会后不久便通知我接手司务长工作。12月下旬，我又去团部参加了全团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就这样在我的前面伸展。

就在这次积代会上，传来了兵团要新建六师的消息。与会者群情激昂，无不心向往之。我也热血沸腾，只觉得那便是党和祖国对我的召唤，我自然要挺身而出，奔向前去。所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三）奋战乐在荒原

12月27日，我坐上工一连先遣队的汽车离开了八五四农场。同行的除了团部、连队的领导和一些老职工外，是四五十个身强力壮的男知青。这些知青绝大部分都是积极要求加入这个创业者队伍的，有的甚至还写了血书。大伙儿热情高涨，对舍弃条件相对优越的老农场毫不在意，却对白手起家、从一片荒原开始创业的艰苦生活无限向往。

我们的车队一路向北，两天后的午间抵达一个被称为“火烧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在一阵欢呼声中跳下汽车，我便立即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放眼望去，除了有一些或远戓近的大小林子之外，便是一马平川的皑皑白雪，无边无垠。这是一块沉睡了千年、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而我们就要在这里建设起新的家园。

匆匆对付了午餐之后，在领导的指挥下，大家便开始紧张的工作。当天的任务主要是搭一个帐篷，我与邓克强则被分配搭一个简陋的厕所，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此而忙碌。但雪深路滑，天寒地冻，无论是砍伐木条，或是掘地挖坑，都非易事，而且除了个别老职工外，知青们对此没有任何经验。然而大伙儿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到了天黑时分，这片荒原上的第一个帐篷和第一个厕所终于搭成了。

当晚，我们先到几十里外的道班房凑合了一宿，翌日清晨再次回来，继续前一天的工作。一部分人在第一个帐篷里架设起两排通铺，又搭好用于烧火取暖的炉子，准备了充足的干柴，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搭建为团部所用的第二个帐篷。当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几十个人都挤在两排通铺上，每个人只有大约六十公分的铺位，随身携带的行李都扔在外面的雪地里。熊熊燃烧的炉火把帐篷蒸得热气腾腾，虽然驱散不尽床铺底下冻土融化而冒出的阵阵湿气，但躺在自己亲手搭建的第一个帐篷里，大伙儿还是异常兴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整个帐篷里洋溢在创业的喜悦之中。我也跟紧挨自己而卧的战友说了很久的话，不知何时，才被连日来长途跋涉和拼命劳作的疲累带进了梦乡。

第二天正是1969年元旦。我醒来后走出帐篷，但见天高气朗，旭日东升，佇立于这一片白茫茫、天地相连的冰雪世界，心里不禁奔腾起创业者的豪情。斯时，与我一起从八五四农场五队来的战友崔极恭已经为眼前的景象作了一幅速写，我则诗兴勃发，为此画题名曰《飞雪迎春到》，又写了一首《读马致远天净沙，反其意而用之》，诗云：

红旗白地蓝天，

危树戎帐烽烟，

东风大道远山。

旭日华年，

奋战乐在雪原。

嗣后，我们就分别去红卫团规划中的各个连队的驻地，为他们搭建该连的第一个帐篷，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为团部机关搭帐篷。这段日子的工作紧张而忙碌，但大家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圆满了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先遣之功，为日后红卫团机关和各连队大批人员的进点，开辟了道路。

（四）工一连的风波

开春以后，连领导和老职工们先后回老农场搬来了家，同时又有一批老三届的女知青从老农场前来与我们共同战斗，工一连也回到自己的正业——专门为团部从事基本建设。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正规。

回想起来，工一连的这批老知青干活都是好样的，无论伐木采石、后勤运输，还是木工瓦工或小工，都积极努力，抢挑重担，谁也不甘示弱。有的还带病坚持上班，一心想为建设边疆多出些力。在大家的共同协力之下，一栋栋房屋建造起来了，团部的面貌日新月异。而到了农忙季节，工一连还先后被临时抽调去生产连队，支援他们收割小麦和大豆。对于这些突击性的任务，大家同样争先恐后，挥镰奋战，干得漂亮而精彩。

与此同时，连队里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知青与老职工、知青与连干部、上海知青与外地知青之间的矛盾，等等，最主要的，还是上海老知青群体与连领导之间的矛盾。我们这批上海老知青，从小接受党的传统的革命教育，关心国家大事，追求崇高理想，到了北大荒后，刻苦努力，忘我劳动，一心想着紧跟党和毛泽东干革命，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奉献青春。但一些连领导却不然，他们有的到红卫荒原只是奉命行事，工作调动，有的则很不情愿，甚至消极怠工，并没有知青们那种如火的激情，而且随着家属迁来以后，以权谋私、以权护私的毛病也逐渐显露出来。陈指导员自视甚高，却没有多少能力，对党的理论政策只是一知半解，在会上宣讲时常有漏洞，可对老知青却有一种莫名的排斥。而陈连长更是长官作风，只许别人俯首帖耳，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思想理念和关于连队的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问题上，知青们与连队领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

无庸讳言，知青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即缺乏社会阅历，理想美好却脱离现实，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同时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当时黑龙江省进行的“反右倾”运动，使知青们对连队干部产生一定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但作为长者和领导的连队干部，却不愿也不善于作正确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未能取得正常沟通，矛盾堆积起来，便愈演愈烈。

记得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是在党的九大举行之后，连领导没及时组织全连学习相关精神，引起知青们的强烈不满。有一晚在帐篷里举行的全连大会上，就有人领呼口号，大家群起而应之，一时气氛相当紧张。

另一次，是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来红卫团视察工作，由于听了团部领导的片面汇报，对工一连知青提出严厉的批评。知青们当然不服，有的当时便去找颜副司令员，试图面陈实情（却未能见到），有几位知青在讨论再三后，以书面形式向时任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和司令员的潘复生、汪家道反映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知青之间不免议论纷纷，更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晚上下班后还聚集在一起作一些交流和商议。这些知青没有意识到兵团的环境与学校已完全不同，不过大家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希望端正连队的风气，将连队建设成反帝反修的战斗队伍。

然而，连队领导对知青们持对立态度，他们按照部队的规范，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对有独立见解、不那么听话顺从的知青们非常抵触。记得连里当时曾举办过一次学习班，就连队存在的干群矛盾问题展开讨论。一些上海老知青从大局出发，纷纷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连队干部提了些意见。师部政治处的宁守礼主任对知青们的态度倒是肯定的，他特别指出干群双方都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但陈指导员却始终紧绷着脸，未作任何表态，其意就很明显了。其实，当时的连队和团部的某些领导对知青们的表现早有成见，他们把这一切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并有计划地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加以严厉的打击。他们先是在1969年6月便开始以组织手段整治上海知青，先后撤了几位知青干部的职务，随后在年末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对知青中的党员进行了批判，并责令他山上山下来回检查，以肃清影响。此犹不足，他们还要作进一步整肃，由是，我便中了“头彩”。

（五）厄运从天而降

到工一连以后，我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分配，抢干重活，并积极要求上进，写过入党申请书，也曾被评选为五好战士，特别是，我还曾作为战士代表，被连队送去团部参加连队干部关于创五好的学习班（即红卫团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一连的风波中，我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虽然对于连队的一些问题，我与大家的看法相仿，但仅限于与周围三二好友有所议论，从不参加任何其他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几位知青给省军区领导写信反映对颜副司令在红卫团讲话的不同意见时，我曾应我的好友（也是作者之一）的要求，对该信的第四节作了修改。因此，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竟会成为全连乃至全团的“反动”典型。

诚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我之所以被连队和团部领导选为开刀的对象，还真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1968年之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一批批学生先后离校，分赴天南地北。我们这一派中在复旦附中等待分配的两位同学，便编了一份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分寄给各地的战友。他们编这样的通讯，目的无非是便于交流信息、维系彼此间的友谊而已。

这样的《通讯》，与如今各地老同学、老战友所编的“通讯录”或在微信网络上盛行的群聊，庶几近之。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学校掌权的对立派便将它作为“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的非法组织”，对与“通讯”有关系的学生进行追查迫害。由于我收到过几份这样的“通讯”，便惹上了麻烦。而此时连团领导，正苦于无从进一步打击上海老知青，获此信息，想必是正中下怀，一下子便将我“提拔”为重点审查和批判的对象。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案组对我的“问题”狠挖深挖，很快又查到了我另外的“罪状”。

一是组织“共产公社”。所谓共产公社，原是俄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与同伴搞的一个组织，他们志同道合，共同生活，不分彼此。中学时代，我们一些要好的同学读了小说后受到影响，也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曾以此相约。毕业分配后大家天各一方，但情谊不断，彼此的通信中有所谓共产公社的“黑龙江分部”、“黄山分部”的戏说，留在上海的同学则戏称自己为公社的“联络部长”。这其实不过是那个年代我们这些青年人不切实际的幼稚和浪漫，而且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实际的组织和活动，而专案组却如获至宝，对此做足了文章。

二是炮打张春桥。在“文革”运动中，上海曾发生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1968年8月11日我们在上海北站登车离沪之际，车站上曾散发过揭露和批判张春桥女儿逃避上山下乡之事的传单。由于张春桥女儿也是我校高三学生，上海市革会便将此事定性为“由复旦附中发起的上海市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责令校方进行严厉的追究和处理。而我事先曾经看过这份传单的草稿，并参与过意见，因此便在劫难逃。

三是反对兵团领导颜副司令。如前所述，给省军区领导潘复生和汪家道写信一事原是连里其他几位女青年之所为，我原本毫无所知，只是应人之邀作一点修改而已，而且此事是按正常途径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完全是正当、合法的行为。然而专案组却将此定性为反对兵团领导的“上告信事件”，是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在兵团的典型案例，并且夸大事实，将我定为该案的策划者和幕后指使人。

有此几大罪状，我一下子成为连队和团里“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专案组首先收缴了我所有的书信、日记，甚至连相册、书籍均不放过，然后组织人员逐字逐句搜寻罪证。可惜我的日记、书信里大量书写的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斗私批修、自我省察的文字，并没有他们所要的东西；但他们还是挖空心思地断章截句，用红笔勾画出若干似是而非的所谓线索和证据。

同时，他们在连队里广泛发动群众，教育和引导“知情者”对我进行揭发和检举，罗织罪证，记录在案。据说，当时专案组曾按上海市革会迫害胡守钧（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市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领袖）所编的小册子，将我的材料与之一一对照编列。胡守钧当时被打成了反革命，专案组亦步亦趋，如法炮制，其意图显而易见。

另外，专案组还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奔赴各地，围绕着与我有关涉的亲属、同学和朋友进行了广泛调查。据后来的反馈，调查人员追查的有如下问题：“钦鸿为什么要到黑龙江去，是不是为了去投奔苏修？”由于我和闻彬1969年返沪探亲时曾去黄山茶林场看望过同学，他们又追问：“钦鸿到黄山，是不是为了上山打游击而去察看地形？”但事实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最终，他们只能是败兴而归。

在长达一年的审查批判中，我逐渐意识到，专案组的既定目标就是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所以无论我如何据理申辩，都无济于事。但他们终究无法落实那些所谓的反革命罪证，于是退而求其次，按所谓“非法组织”将我定罪。同时，又罔顾事实，无限放大我在工一连的作用，为我强加了一顶“连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煽动者”的帽子。最后，红卫农场党委于1971年3月15日决定给我以“开除团籍，行政记大过”的严厉处分。

事后我才知道，与我相涉的复旦附中各地同学均先后受到审查和冲击，但多数人很快便获得解脱，唯独我是极少数受到处分最严重者之一，离万劫不复仅一步之遥。这便是连团领导和专案组口口声声宣称的所谓“治病救人”。

（六）营建温馨的港湾

记得是在1970年2月，陈指导员到采石山传达“一打三反运动”文件时，就放风宣称工一连有“第四国际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由此拉开审查和批判我的大幕。可以说，从一开始我就被妖魔化了。而随着审查的进行，我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因此除了极个别的知己朋友之外，其他人大多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侧目以视，也有的急于向连里和团部揭发以撇清关系。我于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了命运的弃儿。

后来一批批小青年来到连队，他们年轻幼稚，不明情况，其中有的受到陈连长的煽动，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或讽刺挖苦，或寻衅刁难，使我即便下班回到宿舍也不得安宁。若干年后，我观看电影《牧马人》时，看到主人公许灵均落难时的遭遇，不禁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在我最苦闷的时候，也曾想找陈指导员谈谈，毕竟他是党的一级组织的领导，而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把心交给党”。但他早已认定我是反革命，与他还能谈些什么呢。他对我，总是一脸铁青，眼镜片后闪出的光寒若冰霜，还时不时在会上将我作为反面典型教育大家，因此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1972年2月，在采石山全排大会上，他指桑骂槐地嘲讽我“读书越多越糊涂，越反动”，我为之伤心，当晚便写了一首《答陈××》，诗云：

马列本系真理书，岂有越读越糊涂。

目短不识妖形变，剑利才断毒舌吐。

漫道千程多逆水，何期万里是坦途。

此心早荐山河壮，一笔一划绘宏图。

有一天，我去老党员高建中家串门。老高是我当木工时的班长，他正直善良，一直对我十分爱护，即便我受难之后，也一如既往。因此，他的家是我可以稍稍放松心情的一个避风港。那天，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我何不也建一个自己的家庭呢？回到宿舍，我便马上给时在四连的闻彬写信，商量结婚事宜。

闻彬与我在复旦附中同学五年（其中“文革”两年），1968年我们一起报名离沪赴疆，又先后来到红卫荒原战天斗地。到北大荒的几个月里，我俩交往密切，发现彼此志同道合，心曲相通。她天生丽质，活泼开朗，又从小品学兼优，能歌善舞，高中时曾任校团总支宣传委员和学生会文艺部长，到红卫团四连后不久便担任了排长，又被作为入党和副指导员的培养对象。本来她前途一片光明，却因所谓“共产公社”之案受到我的牵连。四连领导对她非常爱护，原拟保她过关，团部专案组则要求她与我划清界限。但她对我的所谓罪状一清二楚，也深知我是蒙受了冤屈，因此宁可放弃“前途”，也不肯违背事实和良心。由此，她被革去职务，受到团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接到我提出结婚要求的信函，她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决定：与其各自在难耐的寂寞中互相挂念，毋宁合二为一，相濡以沫，彼此取暖，共度艰难。

1972年5月，我俩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回团后，闻彬调来工一连，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即便外面天寒地冻，风高浪急，下班后回到家里，仍有我们自己的天地，可以安享一份温馨和快乐。

（七）恶梦接踵而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想要一份平静和安宁，实在也是天真的奢望。

我连的连长听说是“解放兵”，虽自称出身贫下中农，但在解放军部队里混了多年，旧军队老兵油子的恶劣作风丝毫未改。在工一连最初见到此人，我便觉得似非良善之辈，听说竟是我们的连长，不禁心里凉了半截。接触之后，又发现他任人唯亲，喜欢别人曲意逢迎，与老知青尤其格格不入。因此，对他我从不主动接近，尽量避而远之。时间一长，他自然也有感觉，对我当然心怀不满。在我受到冲击之后，他就开始在各种场合对我嘲骂打压，必欲打倒在地而后快。我与闻彬结了婚，固然可以在自己家里暂避风雨，但在他一手遮天的工一连，又哪里躲得开他的欺凌呢？

闻彬调到工一连后，便被分配到瓦工排当小工。工一连的基建任务非常繁重，每天上班，各道工序环环相扣，工作十分紧张而辛苦。闻彬身单力薄，干活却从不含糊，在生产连队时，一百多斤重的麻袋照样抢着扛起就走，到了工一连她依然积极肯干。然而怀孕之后便不免力不从心。但基建工地上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她不能也无法稍稍懈怠。我为此非常焦急，便硬着头皮去找连长，要求给她换一个工作，给予适当的照顾。可是，他却阴阳怪气地讲起“大道理”，硬是不予同意。结果，闻彬在怀孕三个月之时，便发生了大出血，被送到团部医院进行抢救，近七个月时再次出现流血现象。等病情稳定之后，我们坚决要求返沪待产。回到上海没几天，我们的长子便呱呱落地。由于孕期刚满七个月，孩子生下来唯有二斤九两，只得在暖箱里哺育长达三个月之久。先天之不足，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了终身的影响。而闻彬的身体，也由于这次怀孕生产所受到的严重伤害，埋下了日后被大病侵袭的隐患。几十年来，我始终觉得自己对妻儿有一份深深的歉意。

此后不久，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母亲患了癌症。从小，我就是母亲的骄傲，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曾给她带来莫大的快乐。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爱党爱国、积极上进的有志青年，因此即便我违背她的意愿离家去了北大荒，她依然对我关爱备至，并希望我在北疆健康成长。然而曾几何时，她心爱的儿子竟然被当成反革命挨整，外调的人员一批批到家里去盘根究底，有的态度还很凶蛮。这使她心疼万分，又极度担忧，镇日陷于担惊受怕之中，还常常夜不成寐，人便骤然瘦得不成样子。母亲性格内向，好胜要强，为了避免被熟悉的邻居们议论纷纷，她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搬了家。当时家里弟妹尚小，父亲工作非常辛苦，母亲独自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就在这种极端惊恐忧虑而又无可排解的摧残之下，她便遭到了癌魔的袭击，而终至于不治，享年仅五十四岁。噩耗传来，我如万箭穿心，悲痛欲绝，遥望南天，内心里充满了强烈的自责。我深知，慈母之病、之死我难辞其咎，但是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

从那时起，我常常会想：如果我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不坚决报名到北大荒，如果我不主动要求离开八五四农场，如果……，那么，我亲爱的母亲一定不会这样早早去世，我的命运也一定不会如此悲惨。世事当然不会因“如果”而改变，但我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开始有了怀疑和反思。

（八）漫漫长夜的煎熬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连队和团部的面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依然背负着沉重的冤案。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始终被压在连队的最低层，先是当了几年最危险的架子工，接着又分配我做了很多年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工。每到冬季，我都会被打发外出，不是采石，便是伐木，就是不让留在连队对妻儿稍有照顾。我知道，这是连长对我的惩罚和打击。但是，他可以为所欲为，我却就是再想不通，除了告诫自己绝不能精神崩溃以外，也只能咬着牙默默地忍受。

除了工作之必须，我很少主动与人说话，可思想之驰骋却天马行空，从没有停止，即便是最简单的劳动，我也会反复硺磨，体悟其中的道理。长年在工一连干活，让我有机会亲历了无数栋房屋的建造，从而对打好基础的重要性有了深切的认知。伐木是相当危险的工种，稍有不慎，后果就不堪设想，但只要看清树的倾向以及周围的环境，顺势而为，便可以一举成功。在采石山上，爆破后总有若干巨石需要分解，如何剖石就很有讲究。在实践中，我发现无论什么庞然巨石，都有其相对薄弱的部位，先从该部位的缝隙开凿，一般比较容易得手，然后依次进行，再大的巨石也无不迎刃而解。如此等等。这些道理虽然十分简单，却揭示了世间万物的基本规律。我在长年累月、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中，无意间反复体会并深深铭记的这些道理，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若干年后，当我有机会从事文学研究时，便遵循着这些体悟一步步走向成功。

劳动之余，我仍旧手不释卷。我自幼喜欢文学，嗜好读书，虽然家庭生活困难，还是尽量克扣自己有限的伙食费购买了不少书籍，如王力的《诗词格律》、唐弢的《创作漫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陆游诗选》，等等。这些书都跟随我到了北大荒，成为我须臾不离的精神伴侣。但当我受审查之际，却被专案组悉数收缴，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想从这些书里寻觅些什么，但它们从此以后全都杳如黄鹤，一去不返；而我却曾亲眼看见，其中有几册书竟成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后来，我只能想方设法，再找机会访购新书，同时专心研读当时无人非议的毛泽东诗词。

诗歌乃我之所好，高中时代我热衷于此，曾尝试新旧各体的诗歌创作。到了北大荒后，其兴愈浓，即便在横遭厄运之后，仍时有所作。

检点其时之诗作，大体可分两类。

一类是歌颂北大荒战斗生活的新诗，如《拖拉机手之歌》、《红旗歌》、《肖继业赞——电影〈年青的一代〉观后》等。其中《红旗歌》有这样的诗句：

每当清风把红旗舞起，

我的心头就像点亮熊熊的火炬，

每当我仰望这红旗，

豪情呵，就像洪水奔腾不息。

让我们高举起“六一八”的红旗，

拉响继续革命的震天汽笛，

让我们挥舞起这永不褪色的红旗，

书写共产主义的壮丽诗篇。

说来也真可笑，当时我已经被诬指“反动”，打入另册，却还在为上山下乡唱颂歌，为“捍卫毛泽东路线”抒豪情。但那确实是我当时的思想追求，并没有因为自己横遭打击而有所改变。只是日后经过反思，才慢慢地有了新的认识。

另一类是即兴抒怀的旧体诗。如某年元旦，我写了一首《新年有感》，诗云：

人生于我磨难多，十年路行尽劫波。

满腔热血酬冰水，一颗红心负黑锅。

韶华无奈随风去，壮志有幸成蹉跎。

何当柳絮漫天舞，奋笔横扫人间浊。

有一年冬季离家去胜利山上采石，我思念家里辛苦照料幼儿的闻彬，不禁有感而作《寄小兵》一首，云：

患难夫妻，有多少情浓意蜜。

曾记得，黑云压顶，风高浪急。

心心相印朝北斗，肝胆互照退邪气。

正豪情万丈斗魔妖，捍主席。

云水怀，松柏节；佐青剑，志不移。

有如此战友，幸福无比。

峰回路转何足虑，柳暗花明终可期。

望征途，漫漫八千里，手长携。

此诗倾诉了我对爱妻闻彬的感激之情，更寄托了对光明未来的期冀和信心。

（九）命运出现转折

从处分决定下达之后不久，我和闻彬就开始了申诉，坚决要求组织上重新审理，还事情以本来面目。但我们的案子曾经轰动全团，影响巨大，而团部专案组为此曾兴师动众，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好不容易才取得这一成果，又岂能容人随意推翻？所以，不论我们如何写信、上访，都毫无结果。

翻检如今留下的记录，在那几年里我们曾先后向师团有关领导和部门递交了二十余份申诉材料，详细说明情况，请求领导重新调查案子，还我们以清白，至于上门申诉则无计其数。然而，从团领导到连支部大多采取虚与委蛇的敷衍态度，表面上承诺会抓紧复查，实际上却不予理睬，仍然企图维护其光辉的“业绩”。

陈连长得悉我们提出复查要求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除了在大会小会对我点名或不点名地冷嘲热讽、批判指责之外，就是在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处处对我打压和刁难。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多年一贯制，始终没有间断。甚至到了1977年8月，他还公然扬言，只要有他在工一连，我就永远甭想“翻案”。对此，我当天（8月18日）晚上便赋诗一首《答×××》，云：

劝君无须太狂妄，只手难遮太阳光。

治病良药宜多施，害人肚肠不可装。

历史从来人民写，万里徒有猿啼忙。

身付卅亿共悲欢，愈是崎岖志愈昂。

多年来，陈连长一直对我采取孤立政策，逢人便宣传“钦鸿是坏分子”，告诫别人不能与我接近，而要随时向他反映我的一举一动。发现有与我来往者，便对他们施加压力，致使不少人只得望而却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老职工和知青朋友不信这个邪，照旧跟我们保持着友谊。有的来家里帮忙做些杂事，如劈柴、挑水、喂鸡、逗孩子，有的则喜欢跟我们天南地北地聊天，特别是冬季我不在家时，总有人来对闻彬嘘寒问暖，排忧解难。还有的朋友，则不动声色地在工作或生活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关照。这些朋友在我们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冒着影响自身前途的风险，给了我们温暖的真情和诚挚的友谊，使我们得以增加勇气，提高信心，坚持着努力跳出人生的低谷。回想北大荒的漫漫十年，我蹉跎了青春，丧失了健康，一事无成，还差一点命丧九泉，唯有的收获，除了磨炼了意志之外，就是获得了一批朋友极可珍贵的友情。正是他们，让我看到了人生的美好和希望，吸取了战胜困难、奋力前行的巨大动力。我永远难忘和感谢这些真诚的朋友。

时间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斯时，我的一大罪状“炮打张春桥”已不复成立，而所谓“非法组织”之牵强附会，也愈益明显。但红卫团有关领导依然固执己见，不肯稍有改变。团党委王书记甚至还在全团的团支部书记大会上公然说道：“现在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他们办这种事！”原专案组负责人之一、时任团生产科副科长的陈秀生则多次宣称：“只要我在红卫团，钦红的案子就别想翻过来！”然而，形势毕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我们持续不断的申诉，开始有了一些效果，从团部到师部，伸手相援的朋友也愈来愈多。在众人的帮助下，我们案子的复查工作终于启动，并不断有所进展。

1977年10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并为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敞开了大门。记得喜讯传到红卫团时，差不多已到10月底，离开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闻彬都跃跃欲试，但当时我们冤案虽然尚未作出组织结论，可即将被推翻的趋势已然明朗，而团党委表面上同意让我们参加高考，但在我们的考生政审表上却赫然写下“不合格”三字。对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我们自然不肯轻易放过，就在这段极为短暂的时间里，别人都忙着复习迎考，而我俩则三天两头跑团部师部到处找人，要求尽快作出复查结论。最后，据说还是师部宣传部的上海知青出面，向招生办说明了情况，这才将我俩的政审分别提高一档，我们终于得以挤进高考的门槛。此时，考试在即，我们已没有时间再复习什么。然而，凭着中学时代扎实的学习基础，我俩依然脱颖而出，双双榜上有名。

就在走向考场的路上，我忽然顿悟——北大荒与我无缘，读书深造才是我应走的道路。

（十）与死神擦肩而过

高考过后，严冬随之而来，我照例被派到山上去伐木。这是我在北大荒最后一次外出劳作，殊不料又遭遇了一场人生的大灾难。

1978年1月中旬后，时近春节，连里安排有家的职工分批回连过节，我被排在1月18日。当天晚上，我搭乘一辆满载粗木的卡车准备下山回家。刚开车不久，司机发现车上的木头有所松动，便停下车来，招呼伐木排派人来处理。

我本是搭乘者，完全可以袖手旁观。但出于多年来形成的习性，我立即跳下车去帮忙整车，而且站在最前面。那天天黑人杂，大家虽很积极卖力，却缺乏统一指挥，现场有些混乱。记得我当时站在卡车左侧的后部位置，而捆木之绳的加固处是在我的对面。我正等着对方将松动的绳子重新勒紧，却忽然发现对面的绳子已然松开，上面的粗木已经向左侧倾斜过来。我知道不好，大喊一声“快跑”，就想撤退，却因身后有人，便无法躲开。说时迟，那时快，一根粗木已经压到我的右大腿，把我一下子打倒在地。而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就地仰天躺下，从而躲过了致命的伤害。后面的过程，我看得十分真切：那根粗木压倒我之后，有三两根粗木又或斜或直地压在它的上面，而其他的木头又从其上先后滚过。幸好前面几根粗木架起了一个空间，而我又正好平躺在地，因此未被击中要害部位，而幸免于难。

我躺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半车粗木一根根从我头上滚过。这时，众人已闻讯赶来，连忙把压在我身上的木头一一搬开。等到最后一根木头搬开时，我还想自己爬起来，这才发现已经动弹不了，并开始感到了疼痛。

大家马上把车上的木头全部卸掉，用木板将我受伤部位稍作固定，便让这辆汽车送我回团部医院救治。此时，疼痛已经完全笼罩了我，卡车在高低不平的山路疾速奔驰，颠簸使剧痛愈来愈烈。大约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赶到了团部医院，但医生却表示无能为力，只能送去师部医院。这样，又经过三小时的颠簸，才赶到了师部。此时已过了半夜，医生早已下班，我只能继续咬牙强忍巨痛，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等着医生上班来为我处治。

翌日上午，医生查完房后，才为我作接骨手术。那时医院条件很差，设施简陋，处治的办法是让几个人把我按在床上，另外几个人则抓住我的伤腿向外拉，拉到断开的两截骨头对上之后，再在打了洞的小腿骨上插进钢条，然后系上绳子用一个沉重的大铁块把伤腿牵引住，以便让断骨部位慢慢癒合。整个过程没有打麻药，钻心之痛就像撕碎了全身，一时连死的心思都有，冷汗也浸透了我身下的被褥。但主治大夫热情可亲，看来也颇有经验，他不断地跟我交流，鼓励我积极配合，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总算大功告成。

以后的日子，我就一直躺在病床上，一条伤腿被大铁块牵引住无法活动，吃喝拉都得依赖于人。连队派了杨学林前来照料。之前我与小杨并不熟悉，但他任劳任怨，细心周到，为了不让我褥疮缠身，还不厌其烦地为我翻身，帮助我顺利地度过了难关。对于他的热情相助，我始终心存感激。

在病床上疗伤的日子枯燥而寂寞，窗外还是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高考的结果也杳无音讯。不过我的内心却宁静而敞亮，我还是以读书为乐事，思绪的活跃胜于以往任何时候。我常常向窗外望去，总觉得阴霾快要散去，灿烂的阳光行将照到我的身上。

在这段时间里，我又写了好几首诗，其中有一首歌词，题目是《北京吹来和煦的风》。

（十一）终于柳暗花明

两个多月后，医生为我卸去大铁块的牵引，让我下地慢慢练习走路。这时，我的两腿肌肉已然萎缩，特别是受伤的右腿，几乎只剩皮包骨。为了重新站起来，我借助双拐，开始了康复锻练。

过了些天，医院叫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疗养。返回工一连后不久，我和闻彬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便先后翩翩而至。

手捧那一纸通知，我们既失望又兴奋。失望的是，我们的志愿是复旦和北大两所名校，可录取我们的却是黑龙江省内两所中等师范学校带帽的师范大专班，两者的差距委实太过悬殊。其实，当时上海、北京两地的高校招生政策，对已经成家的知青一律不取，而我们报考时却毫无所知，所以尽管考分高企，仍然一落到底，最后被本省教育部门收罗进了师范大专班。然而，这个机会毕竟来得太不容易，并且我们已迫切想要跳出这块是非之地，因此还是非常兴奋，当即决定前去上学。

我们马上商量结束北大荒的一切，把家里的东西作了处理，除了准备带走的行李书物之外，一部分寄存在朋友家里，其余的全都分别送了人。两岁的幼儿，拜托正要返沪探亲的小杨夫妇带回上海。安排停当之后，闻彬就先动身前去她的学校报到。

录取我的是扎兰屯师范学校（其时扎兰屯属于黑龙江省，几年后划归内蒙古），而我当时的情况无法独立生活，为了便于照顾，闻彬向她的学校申请，为我办理了转学手续，于是在时隔十年之后，我俩再度同学。

接到录取通知之后，我们就决定改名。我俩原名分别是钦志衍、闻云影，“文革”中为了紧跟毛泽东干革命，而改名钦红、闻兵。到北大荒后，仍沿用此名。但岁月沦桑，历经磨难，我们不想再用这样的名字，于是谐音而改为钦鸿、闻彬。我用这个“鸿”字，取鸿雁之意，期望能振翅高飞，翺翔在属于自己的天空。离开农场后，我们便正式启用了新的名字，从此开始新的人生。

这时，农场保卫科通知我去领回材料。当初，专案组对我们所有的文字照片等材料均收缴一空，但这时还给我们的，除了几本日记簿和我的一本相册，其余的都推说找不到了，包括那些从少年时代就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文学书籍，我们与父母兄弟、同学朋友的大量往来信函，甚至闻彬的一本自制相册，都不见了踪影，真不知这些所谓专案人员在搞些什么名堂。保卫股某人当年洋洋自得，此刻则一脸阴沉。但我已无心与之理论，也无奈其何，便拿回了这些劫后残存的物品。

离开农场之前，农场赵玉明副书记曾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对我受到的错误处理表示歉意，并提出：红卫农场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希望我放弃上学，留在农场施展自己的才华，无论去学校任教，或到农场宣传科上班，只要我愿意，他都可以安排。赵副书记是一个好人，我的厄运与他毫无关系，他调来农场来任职后，对我们的复查十分理解和支持，我从内心里感谢他（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主持了我们案子的复查工作）。并且，能以自己的知识才能为农场效力，原来也是我多年的渴望。然而这一切来得太迟，时至今日，我去意已决，对这里已毫无留恋之情，只能委婉地予以谢绝。

关于我们的复查结论，也有反复的过程。大约1978年4、5月间曾作过一个结论，是撤销原先对我的“开除团籍，行政记大过”处分，但仍要给我一个“团内警告”的尾巴，理由是我在连队里也犯有错误。可是当初在处理我们时，专案组曾不止一次说过：“要不是你有那些事情（指反对张春桥和所谓‘非法组织’），我们根本不会找你。”时至今日，他们又反过来揪住连队里的事情做文章，真是大权握在手，正反都是理了。我们当然不予接受。到了学校以后，我们又先后向国务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农场总局党委、黑龙江省委、黑龙江日报等单位寄发了十余份申诉信，坚决要求彻底解决问题。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我们的案子终于有了实质性的改观。1979年4月25日，农场党委作出了《关于撤销党委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给钦红和闻兵二同志处分决定的决定》，兹将全文引录如下：

钦红同志原系我场工程一连职工，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因“成立非法组织，参与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逆流（即同情和支持炮打张春桥），在连队煽动无政府主义，散布反动谬论，策划与修政[改]对兵团颜付司令员的上告信”等，受到原六十二团党委给予开除团籍、行政记大过处分。

以上处分经场三案组复查认为：钦红同志所参加的组织属一般群众组织，因同情和支持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批判应予以平反；钦红同志不是连队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煽动者，他在文革中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影响的偏激言行对连队领导工作的开展有些影响，但这均属一般思想教育问题；策划与修正[改]对兵团颜付司令员的上告信结论与事实有出入。钦红虽在“上告信”的组织起草者要求下，对“上告信”作了修改，但非“上告信”的组织者和起草者。同时，“上告信”是按正常手续向上级反映问题的，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上告信”的内容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偏激的一面，这也属于一般思想教育问题，钦红对此已有所认识。

鉴此，场党委决定，撤销党委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给钦红同志开除团籍、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决定和将此有关材料清理出档进行销毁。

闻兵同志原系我场工程一连职工，一九七一年曾因“参加钦红为首的非法组织，同情和支持钦红的观点以及帮助钦红搞非法组织发展活动”等，受到原六十二团给予的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以上处分经场三案组复查认为：闻兵同志因钦红的问题受到株连，现钦红同志的问题已查清，所以闻兵同志的问题也应予以解决。

鉴此，场党委决定：撤销党委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给闻兵同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和将此有关材料清理出档进行销毁。

当年11月中旬，我从学校请假返回农场搬家，在场党委组织科看到了这份撤销处分的决定。当时，我一方面对农场党委表示衷心感谢，另一方面也提出这份决定仍有不实之处——说我“不是连队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煽动者”，那么言下之意我还是“煽动者”之一，这就仍然与客观事实相违背。因此我提出必须删去“主要”二字，并盖上公章。组织科相关同志请示了赵副书记，赵副书记也表示了同意。

（十二）开始新的人生

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锻炼，我已经可以拄着双拐缓慢行走。这时闻彬来信告知已为我办妥了转学手续，我便决定立即赶去上学。

连队里派了郑以文送我前往。郑以文是我的挚友，他正直仗义，嫉恶如仇，多年来，不顾连长的高压威吓，始终与我过往甚密，给予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很快帮我收拾好行李，联系好汽车，就陪我动身了。

记得离开农场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天高云淡，清风徐来，严冬已过，万物复苏，满目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我，则去心似箭，只想及早去学校与闻彬会合。

要离开北大荒了，我又回头看了看这个我抛洒了十年青春热血的地方，这个我曾热烈向往而又让我伤透了心的地方。

蓦地，耳边掠过徐志摩的两句诗：“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于是，我转身上车，绝尘而去。

【后记】

一离开工一连，我就开始走上人生的正途。从克山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先在克山县教师进修学校从事高师函授教学，为本县高中语文老师讲授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三门课程。后调任南通任教，继而长期主持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1981年开始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翌年便在国内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989年底起兼攻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1992年应邀赴马来西亚访问并在该国作巡回文学讲演。多年来，在海内外报刊发表研究成果数百万字，出版学术专著十部、编著三十余种。曾先后被江苏省两级政府评为南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