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997年，我在新疆石河子市当了一届（五年）政协委员，属无党派群众身份。现在想来，当年的参政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任职之初，我认真研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了政协委员的根本任务是参政议政，其主要职责有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第一年我先熟悉了一下情况。想不到第二年我竟惹出了一件大事。

我是教育界的委员。当时《教师法》已颁布十年了，但石河子市及所属兵团农八师的许多企业学校的教师工资依然不能按时发放，甚至拖欠达数年之久，导致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师流失严重。我觉得作为教育界的委员对此不能视而不见。但此现象已沿袭多年，以前不是没人提出，但有关部门总以企业自负盈亏、经济困难为由一推了之。怎么办呢？

那年盛夏，我结合《教师法》及中央领导人的最新指示，起草了一份紧急提案。然后从我熟悉的教科文卫界的委员开始，一家家上门，征求意见，有50位委员签了名（石河子市政协总共只有100多名委员）。作为一份集体提案，我先提交政协领导过目，岂知政协主席一看就发火了，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

——“你纠集这么多政协委员想干什么？”

——“你这是在帮忙，还是在添乱？”

因为我是非党员，他更上纲上线了：“你想和共产党唱对台戏吗？”

我冷静地考虑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切都合法合理，所以等他发完火后，我只是心平气和地问了一句：“我们的提案符合政协章程吗？如果符合，请代为提交有关部门，出了事我负责。”

显然，这在当时当地，是一件颇具政治风险的事。

然而，因为这事正义，所以在师市党委收到并讨论该提案后，给出的答复恰恰是“此件很好”！而且专门下达文件规定了整改措施。

于是，一切烟消云散。

那几年石河子市的治安状况不太好。一天深夜，在市中心大街的一家餐馆里，三个歹徒吃喝完了还寻衅滋事。餐馆的两名保安，一个借报警溜了，另一位青年保安毫不畏惧地上前制止，结果被歹徒拉扯到门外杀害了。

事后，尽管公安局抓到了其中的两个，但他们把罪责都推脱给在逃的那个同伙，那个逃犯没抓着一直无法结案，有关部门也无法向上级申报烈士，家属也无法申领抚恤金。更蹊跷的是，时间一长，在押嫌疑人的家属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公安局把他俩也给放了。于是，餐馆老板不赔，政府部门也不补，这名英雄的亲人诉求无门，社会上议论纷纷流言丛生。当他白发苍苍的父母找到我们反映情况时，已经是欲哭无泪了。

我们走访了公安局，公安局说申报烈士是民政局的事；我们又去问民政局，民政局说公安局不报给我们，我们也没法上报。而公安局又说罪犯尚未抓到，无法确定该保安的行为是否符合烈士标准。转了一大圈我明白了，亡者的父母只是农场的普通职工，没关系，没门路，再在这个漩涡里推诿下去，永远不会有结果。

恰好赶上政协召开年会。我们科教文卫口的委员们获悉此事都很气愤。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使用对政府部门的质询权，这个时候民政局长、公安局长是不能不到场的。众多政协委员义愤填膺的质问令那些领导很是难堪。事后，他们感到众怒难犯，不知道想了个什么办法，终于将牺牲的保安申报成了自治区的烈士。当该新闻及烈士事迹在《石河子报》报道时，广大市民感到社会伸张了正义，烈士家属也得到了抚慰。

还记得在一次政协年会闭幕式临开会之前，我忽然发现师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发言稿中未提及中央和自治区领导再三强调的反腐倡廉问题，可时间已等不及我再写提案——领导已经坐上了主席台，我只得匆匆写了个字条递上去。想不到果真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在报告中即兴增加了相关内容。

从当政协委员的第二年起，我每年都有7、8个提案。五年任期掐头去尾，我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在履职后期，我对政协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如“政协应不应该受到监督？”“对新政协委员应该加紧履职前的培训”等，还每年坚持在原单位向群众述职。这些探讨有的还总结成文见诸报端。

（作者系新疆兵团石河子总场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