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做报告，我是写小说的。当了六年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接触了一些研究人员，对理论也感一点兴趣。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写过二篇论文，1906年、1907年分别发表以后，很快翻译成了英文、韩文和其他国家的文字。其实我的小说写得也不少，我写了一百二十多部书了，但是没有一部小说翻得这么及时，为什么呢？实际上是说明国际社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视。他们经常在很多文章，包括文学作品中提到知青运动、上山下乡，有的还加上引号。对中国人来说，很简单，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外国人看了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从字面上不能理解，所以他们会关注我曾经写下的，也就三万多字的两篇论文。这次在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做这样一个研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举措。我发言的题目是《邓小平在知识青年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就是拨乱反正阶段的一个大的环节。在那个年头，我记得1979年在北京听过胡耀邦同志的一个报告，他当时还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还没当总书记。他讲到形势的时候，就说现在整个形势，就是要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很多很多问题。他举了很多例子，有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有平反冤假错案问题等等，其中也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他还说这叫“积重难返”，他叫大家不要急，问题太多了，要一样一样来做。当时也有知识青年在闹事的，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的，杭州有，我们上海也有，云南闹得最凶。他连说了三个“堆积如山”，形容问题很多，我印象很深。那时，一般的报告我是不记笔记的，当时我还是记了一些。由此我就知道，这个知识青年问题是要解决的。

我把这个问题归在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中，乱在哪里呢？第一，是在认识上的偏差。我记得1978、1979年的时候，《收获》杂志把我叫回来，说你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我们已经看了，大家一致同意要发表。我当时大概一共写了三十七、八万字，他们要我把最后五章的内容压缩成一章。（因为收获杂志已经登了我的一篇长篇小说《我们一代年青人》，又要在1980年的第五、第六期登出我的这篇长篇小说。）从小说的完整性看，好像尾巴大了一点，也不好，他们提得很对的。我拿着稿子，在上海电影制品厂的文学部宿舍里面修改。这个宿舍是给外地作家住的。他们说你虽然在上海有家，但还是住到我们这里来，好集中精力改。他们其实还有个想法，就是想在发表以后改成电影剧本，拍成电影。那时巴老的女婿天天要来看我。他49岁就过世了，比我年长几岁，那时我才三十多岁，他大概三十六七岁吧。他来的时候，文学部的主任还有其他人也一起来看我，说：“叶辛啊，你的小说《收获》登了，可我们要拍电影很难啊。”她说现在认识上，上山下乡的大方向还是要坚持下去的。就像刚才老杜（天津杜鸿林）说的，华主席还在把他的女儿送下乡去呢。毛主席定的上山下乡大方向还是要坚持，但客观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都要回来。确实都在想方设法回来，连我也是，我的女儿那时已经在上海了，我就不让她回去了，他的妈妈也不要她去了。这个文学部的主任说的完全是实话，可见认识上是混乱的。

第二个乱是指导思想上也好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这句话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错。但是很多人就提出疑问了。李先念就提过，说读过书的知识青年就一定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算走革命道路吗？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是更好吗？说得很对呀，李先念本身就是工人出身呀，他是木匠嘛。他是国家领导人，他都有这个疑惑，所以指导思想有点乱。还有就是大家都看到的乱，云南知青因为版纳景洪农场的一个女知青生产时突然之间死了。知青就开始游行，很响亮地提出“我们要回家！”我笔记本上记下的，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混乱，包括我们上海在外滩革命委员会门前知青在静坐的混乱场面，有二十多处。尤其是这个时候，国务院又开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国务院知青办编了一个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优秀知青，就是我们知青搞各种活动经常请到的那些优秀知青，介绍他们的事迹，像柴春泽啰，还有什么什么人啰，有好大一批，说他们如何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提倡性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大家向他们学习，要不然国务院知青办为什么要编一本这样的汇编呢？可见当时认识上，社会上，包括思想反映上是乱的。

知识青年闹事的口号很多很多，最响亮的一句很简单，也很直白，就是“我们要回家！”表现很多，有下跪的，有说我们要吃饭的，有说我们无法结婚的。在农村收入都没有，如何结婚？住房都没有，如何结婚？等等吧。

小平同志是个很实在，很务实的人。我个人的工作经历，调到贵州省作家协会之前没有当过什么干部，曾经在修铁路的民兵连里当过班长，这是我当过的最大的官了。到了1983、1984年的时候，我入党了，然后一提起来就让我当《山花》杂志主编。我还不懂呢，拿着任命书，说这个怪怪的，主编就是主编嘛，为什么还要括号正处级。旁边那个行政科长，年纪比我大，那时我只有33岁。行政科长说：“哎呀，你不懂，这是最重要的呢！”他干了一辈子，才是个科长嘛，54岁了。我这个主编不好当，三条牛，我属牛，一个副主编比我大24岁，一个副主编比我大12岁，我要领导他们，我要提高理论水平呀。当初，小平同志的三卷出了，我是很认真读的，我从文章当中感受中央领导同志的风采。所以，谈邓小平理论我是可以谈的，刚刚调到上海的时候，我被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一学习，他们以为我是小说家，我讲起来，文联的人都听得一愣一愣的。邓小平第三卷，这么厚一本，讲来讲去四个字：实事求是。他所有的理论出发点就是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就是他实事求是的实践。

我讲几个小故事，这都是知青史上记下来的。

第一个小故事，耀邦同志和李先念摸不清小平同志在上山下乡这件事上的真实意图。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厅中，就去问他。是李先念先说的，他说，现在社会上，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三个不满意，小平同志你听说了没有？小平同志一边抽烟一边说：说说看。李先念就说：一个是知青不满意，下乡下了十多年，收入没有，拿工分的经常拿不到钱，年纪大了家也不能成；第二个，每逢佳节倍思亲，家长一到逢年过节就思念还在远方，生活还没有着落的子女，家长不满意；第三个，我这个管中央财政的副总理也不满意，花了这么多的钱（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小平同志回答他：我看是四个不满意，我那个家乡广安，本来就是人多地少，知识青年下去了以后和农民抢粮吃。我看得很认真的，所以我说小平同志是很实事求是的，比我厉害。我在小说中想了半天，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是与农民争粮吃，《收获》杂志还在我的原稿上把这个“争”字画出来，拿红笔打了个问号，该不该这么说？你别看发小说哦，发小说人家也是一字一句地斟酌的，也很认真的。小平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就说我看是四个不满意，态度很明显。

还有一件小事也流传甚广。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要考大学，他那个村里的人说，刘少奇还没有平反，能不能考呀？就报到县里面，县里面报告郑州市，郑州市报告河南省，河南省省委书记也不敢表态，报告国务院，最后到了主持工作的小平同志案头上。邓小平的批示很简单，就写了六个字：让刘源上大学。一句话，举重若轻。

拨乱反正是很科学的呀，四两拨千斤才叫拨乱，不跟你扯了，扯也扯不完，他一句话就把自己的态度表明了。

第三件事，也是对我们每个人都起到作用的事情。耀邦和先念同志知道了小平同志的态度后，就做方案。这个方案我们都收到了嘛，就是中央的30号文件，里面说，知识青年只要还在农村的都可以回来。文件下来后，又有个实施细则，什么已婚知青不能回来，已经安排工作的知青不能回来，等等这些东西。正因为有了这些实施细则才会有后面的“孽债”，那是另外一回事。方案搞了，去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听完后，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他说：你首先要把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停下来。不要这边在设计政策方案，那边还在继续动员城里的学生下乡去。什么叫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没有那个事情了嘛。他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实事求是。经过实践证明了不能再搞下去了，必须停下来。所以后来，高考的门开大了，出国的门开大了，自谋职业的门开大了，知青的命运就改变了。到1982年，国务院知青办的牌子摘下来了，不是静悄悄的，是发了文件的，之后知青的事情转到民政部门去管了。

现在回想起来，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拨乱反正很轻巧，却很伟大，改变了青年的命运，以前我们说一千七百万，只是大中城市的，现在的统计数字把本地下乡的都统计进去了，有二千多万，命运全都改变了。重要不？很重要，我们这代知青的命运就是共和国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改变了，开始好起来了，共和国的命运也开始好起来了，大家都有体会。

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2014.8.21）

（叶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刘宏海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