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无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从城市化道路进程看，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1282.21万插队知青；占同时期下乡知青总人数72%，客观上成为最受伤害的群体。

不同于农场、军垦的知青，散居在广袤乡村的插队知青纯属“体制外”的农民群体，尽管他们有时也得到点政府关爱、民间温暖和农民的善意，但更多的场合是在贫困的乡村中“野蛮生长”，除了像农民一样参加繁重的田间劳动外，还要承受例如砍柴种菜、烧饭挑水、饥寒交迫、居无定所、权势压制、婚姻危机等种种负担或艰苦。显然，当命运将插队知青抛弃在穷山僻壤时，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思想准备。从风华正茂到苦难岁月，境况一落千丈：

据插队知青回忆：“下乡后的第一个梦想竟是要让自己吃饱肚子。知青与农民一样饥寒交迫。知青出于本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设法吃饱（赵国屏语）”；“农民们问我们‘: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这里争粮？我们寨子上的口粮已经很紧张了。’（叶辛语）”；“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王小波语）”；“所谓的农村阶级斗争有时竟然是双方对错参半（郑也夫语）”。

于是，插队知青质疑、自省，陷入深思。他们重新策划人生，潜入草莽，隐于荒蛮，嵌入村落，融入农民群体，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生涯。许多知青亲历过月黑风高下的惊心动魄，游戏过得罪强权人物之后的有惊无险，收拾过篝火残灭后的一地鸡毛，参与过棍棒混战中的死里逃生，真正体悟了“丛林法则”下的“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即自由“放养”，意味着生命力以近乎原始方式进行生长。“野蛮生长”是一种人生磨砺，或让其锋利，或让其圆润，或在锋利与圆润之间，都可能是无形的财富或负担。在当时无助的生存状态下，插队知青为摆脱煎熬所作出的种种搏弈或妥协，无论是积极表现，还是无奈挣扎，都值得回味总结。

不同于“圈养”的农场、军垦知青，插队知青的经历特点是，在时间上贯穿了农耕和现代两个时代，在空间上跨越了蛮荒和城市两个极端。价值观自我冲突有时是他们的特点：例如“苦难岁月”与“劫后辉煌”的悖论。熬过了苦难，虽不必去赞美它，但一旦正确地解析苦难却能将它转化为正能量效应。插队知青在终日“劳其筋骨”的同时默默“苦其心志”，在以尚未发育健全的身板从事超负荷的农业劳动中，野蛮其体魄，灵敏其精神。

插队知青在漫漫的“野蛮生长”中，不幸也沾染上点农民的习气，例如自由散漫、“熬”苦度日、小富即安、近观守旧等。不同于有的农场或军垦知青的高调和亢奋，插队知青一般起步低，行事低调；多数缺少可供升迁提拔的台阶或渠道，也无各类可度量身份的头衔或业绩，因而在“后知青时代”，他们较少能够跻身社会精英行列。而更多的人在社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时，因学历劣势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员对象。

社会变革转型期，正是插队知青活力和优势充分释放的时段。他们自称是“向日葵”、“铺路石”、“承重墙”和“改革的成本”，义无反顾地为推进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鼓与呼。他们坦然面对“后知青时代”的生存压力，大多数人能熬苦应对生活艰难，有的人干脆自找门路，下海创业谋生，较少找政府的麻烦，表现出他们惊人的韧劲和宽厚。

插队知青珍惜每一个机会。无论社会大潮将他们冲到何处，无论境遇如何，无论做何事业，都表现吃苦耐劳、认真踏实。尽管他们专业训练明显不足，但“接地气”，重实践，善于应用现实主义思考问题，懂得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是中国国情。他们能直接从“野蛮生长”历练中吸取生存经验，将“情商”或“胆商”发挥极致，以勤补拙，扬长补短，显示插队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的顽强生命力。

“野蛮生长”有时优胜于校园的灌输教育，也超越一切所谓的模拟博弈或沙盘演练。插队知青群体对科层制、精英化的现代技术官僚体系构成挑战。他们不信邪念，不怕鬼蜮，不崇拜权威，不理会教条；较多理性分析，较少狂热盲从。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思想解放，独立思辨，适应求变，敢为人先。在市场博弈中，他们特立独行，奔走于“灰色地带”，一般不重蹈常人之覆辙，往往“不按常规出牌”，对政策剖析游刃有余，遇红灯往右转”，并善于打“擦边球”，从而他们有许多人成为在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的“黑马”，凸显插队知青勇于挑战的生存智慧和创新能力。

（作者系原插队江西修水县的上海知青，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