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节，我下放河南当知青一年半了。我这个刚入团不久的共青团员，到了农场就和农工们一样埋头苦干。当时的中央大员、负责港澳台和华侨工作的廖承志伯伯向他常接触的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此事。正巧1963年总理受中央委托给当年的首都大学生、出国留学生和高中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总理就当场特别表扬了主持会议的我父亲万里送子下乡这件事。因此，不久《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记者都纷纷到农场考查和采访了我，这些媒体的着力宣扬，使我成了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先进典型人物”了。我下乡的第一年春节，父母复信说：“虽然我们都想看到艰苦劳动的你，但你下去才半年就回家不好，容易动摇。应像坚守交通岗位的警察同志，坚守炼钢高炉的工人同志，像保卫祖国荒岛高原的伟大战士一样，在自己岗位上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才真正有意义！”阅过父亲的亲笔信后，我决心不动摇，在农村过了第一个春节——慰问军烈属、为贫下中农写春联、和留守职工一起联欢等。后来又遇到“文革”，大批知青和老干部下乡。直到1972年父亲“第一次解放”后，我被全场职工一致认可保送到河南大学（开封）当了省首批“工农兵大学生”。

我出了名后的1964年2月份，又该过春节了，也就是说一年半后才回到北京过大年。除了我父母给我写信并让公务员不断寄书寄报给我，就是廖家最关心我这个远方孤独而又艰苦劳动的知青了。廖家除了年高的奶奶何香凝没给我写信，但她却给我画过一张挺拔向上的墨梅教育我。除此之外，廖家全家都给我写过信鼓励我。廖晖（当时叫廖恺孙）从他上学的“哈军工”给我寄了全套的《莎士比亚戏剧选》等古典名著，廖家全家七八个孩子都争先恐后发信给农业第一线的我。廖公就在他夫人写给我的信上幽默地写上几句。廖夫人经普椿给我亲自邮过塑料雨衣和国产小闹钟等日用品。因为几乎全生产队都没有手表，知青宿舍又住得远，厨房老槐树上半截铁轨的“钟”，不够洪亮，熟睡的我们时常听不见。我们只能看着日出日落而作息。阴天无太阳可参照就会误工。因此，廖家的小闹钟成了全宿舍的宝贝，有时下地我们也提上它呢！

这次返京探亲，大家把我当“知青劳模”对待了。当时何奶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还是中国美协主席。1964年何老奶奶已八十六岁了，国家照顾她老人家，节假日可到她家放一场小电影。我有幸这个春节在她家客厅观看了中日青年联欢的纪录片，其中有老奶奶给中日的孩子们作画联欢和中日友好协会招待两国学生们吃烤鸭的镜头。年轻的我不由口水直咽，还在黑暗中冒出一句：“我还没有吃过一次烤鸭呢！”说者无意，前排的廖公却很在意并诙谐地问了一句：“真的吗？万老大没吃过烤鸭呀！”

这年的初三，廖家的女儿汀汀小妹打电话给我：“今晚爸妈在前门外全聚德烤鸭店特别请你万老大吃烤鸭！”“真的吗？请我？”心想，有生以来没有过中央大员请我这个毛孩子到大饭店吃过宴会呀！这都是当了“知青劳模”特别优待我的结果吧！我忙和弟弟仲翔骑车赶到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廖公两口和七八个男女孩子全家都到了，廖伯伯和夫人经阿姨还专门从家里带来一瓶在阿尔及利亚访问时带回的红葡萄酒。廖公亲自为我夹菜把盏，我发现他的衬衣袖口是缝补过的，这在当时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清廉作风呀！经阿姨为我示范展开烤鸭所用的小面饼，配好鸭肉、黄瓜条，廖伯伯还加上一句：“山东人离不开大葱，给万老大多加点！”这一桌家宴十多个人其乐融融，我不但第一次吃到了烤鸭，而且第一次尝到了外国葡萄酒。宴会后，经阿姨亲自从小提包里拿出五十元人民币去结账。我回到农场和场党委路书记谈起这次欢宴时，路作为红军10级经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也感慨地说：“中央首长多关心你们青年接班人，好好干吧！”不过，他夫人张姨说：“我可不舍得花五十元请你吃烤鸭呀！”我们都笑起来。

以后我不知吃过多少次烤鸭，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了，大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手头也宽裕了。但我却忘不了上世纪60年代第一次吃烤鸭的经历。人们对生活中的“第一次”常常会觉得栩栩如生，印象深刻。廖伯伯对我的教育，他的宽容大度、诙谐幽默和谦逊礼贤下士，让我对他们这一代领导人的形象都难以忘怀，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永远铭记在我们后辈人心中。

（作者系插队河南的北京知青）